杨 涵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北京 100083

中西方的交流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但是到了元明清时期中西交流从偶然地、商业性质逐渐转变为更全面、更深入的交流。马可波罗行纪开启了西方对中国的无限想象和期待。到了欧洲的启蒙时期，传教士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西方对中国的印象，不再是纯粹的赞美，但是这样的声音也并不多见。到了18世纪，不仅仅是西方对中国印象的转折点，也是西方世界剧烈变革时期。伴随着贸易的发展，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也开始了新的阶段。更多的西方人了解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水平……也由此产生了东西方思想的全面碰撞。西方在飞速发展中看中了中国庞大的市场，此时的西方由于神权的急剧衰落、对中国了解的日益深刻，对中国的看法已经从向往赞美变成了日益强烈的文化差异性和对立性、科技的落后性。在十八世纪以后中英的法律冲突爆发式增长，在这些案件背后，是中外法律文化的差异性和政治立场的对立性。本文以海王星号为切入点，去观察案件背后的中英法律文化冲突。

1807年的2月24日，东印度公司海王星号商船水手与中国人在广州发生一场械斗，第二天一早一名在械斗中受伤的中国人死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纪事》(1926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记载到“在发生争执的前一天，‘伊利侯爵号’的水手被诱上了中国人的船，他们的随身财物被抢劫，并被剥光了抛入河中或岸上……次日，所有船上的自由人都处于愤怒的情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