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宝富

继2016年辽宁省自揭家丑，爆出GDP“虚胖”之后，今年年初又有两个地区主动给本地经济数字“减肥”。先是内蒙古主动核减了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后是天津滨海新区，将2017年GDP由预期的1万亿下调至6654亿元，“瘦身”幅度高达1/3以上。社会舆论在一片震惊、错愕之余，纷纷好奇地猜测：下一个是谁？是什么导致地方政府敢如此大搞“官出数字”？人们很自然地会把矛头指向声名狼藉的“数字出官”。

“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之间有着因果关系，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是合乎逻辑的，通常情况下一起加以跶伐也是正确的。但是，若将二者分开，则另当别论。

“官出数字”主要是指，官员为了个人利益而进行数据造假，抑或制造无实际意义的数据，无疑是应该被否定的。但对“数字出官”，则要加以辩证分析。如果是建立在“官出数字”之上的“数字出官”，自然应该像对待“官出数字”那样予以坚决否定；如果是建立在确凿数据之上的“数字出官”，则应理性看待、适度肯定。

众所周知，在政府行为目标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干部选任上过于以数据论是非，确实难免导致僵化或失之偏颇。但是治理好讲人情、缺乏规则意识的复杂中国，若无足够的硬条件、细指标，干部选任上怕是更加没有规矩可循。正像我所熟悉的高校职称评审那样，尽管课题和论文等方面过高的“门槛值”十分僵化、可恶，广受时论批评，但是在评委们的屁股很易坐歪的大环境下，如无这些可恶的“门槛值”，恐怕大学里就会出现学术水平达不到硬杠杠的书记教授、处长教授，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怕是反而更难出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