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玮

在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的一句“从事个体劳动也是光彩的”讲话，让无数个体户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姜维以此践行并受益终生。作为一介平民百姓的姜维因此进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成为“中国私企第一人”，开拓着光彩事业的新旅程。

挣到500元的“第一桶金”激动得哭了

“我是大连人，1950年出生，长在红旗下，9岁就被辽宁省戏校录取，曾干过文艺工作。”一见面姜维就如此介绍自己。

1969年初，姜维参加盘锦文工团的组建工作。同年在大庆体验生活时，因参与井喷抢险，被授予“英雄黄继光再现”称号，并因此光荣入伍。姜维告诉记者，1980年转业后就被分配到大连市文化局，当时恰逢国家拨乱反正，一大批下乡回城的青年等待安排工作，大连市文化局一时间接收了400多名回城人员，所以工作不好安排。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家等了漫长的8个月。8个月啊，要知道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煎熬。我那时就想，不能让父母天天养活自己。”干什么工作能自食其力呢？姜维经过左思右想，萌生了干个体的想法。卖点什么呢？卖羊肉汤试试？当时买一只羊是14元钱，用大桶煮好后，一碗卖两元钱，兴许也能赚点钱。要不给游人照相看看？姜维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学习过一段时间，摄影技术应该说没有问题。

1978年允许存在的个体经济如萌芽破土，却很难被人看在眼里。在1980年代初，城里年轻人的理想多是留城当个小青工，摆摄影摊就是干个体。“好人都有工作，释放出来的劳教人员才干个体户，个体户的形象大体就是这样，所以那个年代干个体身份地位低被人歧视。”姜维说，自己的父母极力反对他干个体，认为干个体就跟没职业一样，毕竟自己在部队时是营级干部，政府是要给他安置岗位给铁饭碗的。但由于工作迟迟得不到解决，那年的冬天，姜维终于说服了父母，用妹妹做临时工挣的400元在大连市动物园的门口摆起“照照看”摄影摊。现在，姜维还记得这400元钱是妹妹用一条花手绢包着送到他手里的。

姜维用这400元钱买了一台120“海鸥”相机、一台洗印机、一台放大机。“照照看”摄影摊开业的第一天，姜维挣了3元。“那个时候，照一张彩照收费2元钱，能赚1元钱;照一张黑白照片收费1元钱，能挣7毛钱。第一天，姜维赚了3元钱，现在看这3元钱实在微不足道，但那时感觉3元钱沉甸甸的。”当晚，姜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想，部队回来的战友，一个月工资也不过50元钱，我如果每天赚3元钱，一个月下来就是90元钱，太“厉害”了。

姜维永远忘不了自己第一次“发大财”的感觉。1981年5月1日这天，风和日丽，来大连动物园的游人相当多，从早上开始一直到太阳西下，姜维一直没有闲着。一天都是站着，脚掌都站肿了。当天晚上回到家，姜维把装满零钱的口袋交给母亲，他感觉这一天的收入比以往都多。姜维从来没有数钱的习惯，每天都是回家后母亲和妹妹帮着数。姜维问妹妹：“你猜我今天挣了多少钱？”妹妹根据以往每天的收入，说：“50？”姜维摇摇头，尽管他没有数钱，但他想远不止这个数，“100？”妹妹又说。全家人坐下来一起数钱。

天哪，竟然是500多元钱！一天就挣了500多元钱！这是真的吗？姜维都傻了，这可顶上一个普通工人两年多的收入。他把桌上的钱捧起来撒了一屋子，所有艰辛瞬间释放，姜维和家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因为全家没有想到能挣这么多的钱。姜维回忆起来至今依然显得很兴奋。

姜维说，那时虽然钱挣得不少，但还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和理解。社会对个体户的偏见，始终是压在姜维心中的一块石头。

总书记的一句“个体户是光彩的”让他放声大哭

1983年8月30日晚，刚冲洗完胶片的姜维正在吃晚饭，电视里传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接见集体企业与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的讲话。其中，胡耀邦谈到：“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妨碍我们前进。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我认为社会上有一群从事个体劳动的同志们，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他们是光彩的。什么是光彩？为人民服务最光彩，为国家分忧最光彩，自食其力最光彩;什么不光彩？好逸恶劳不光彩，投机倒把不光彩，违法乱纪最不光彩，我请同志们传个话回去，说中央的同志讲了，党中央重视干个体自食其力的人，他们都是光彩的。”

“讲话给我一种力量，是给我们正名，让我有了新的生命和新的感觉，让我摆脱了自卑的阴影。”姜维回忆说，正是这篇讲话让社会上对个体户的看法有了些许转变。

“第二天一早，我们7个照相小摊亭的伙伴见面时，不约而同拿了一张《大连日报》，我清楚记得该报头版刊登的就是胡耀邦总书记的讲话，题目就是《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当时我来念这张报纸，我一边念大家一边放声大哭。”姜维说，当时大家似乎要把受到的所有歧视与委屈全部释放出来。

胡耀邦的讲话发表后，姜维感觉腰板直了。“我决定好好大干一番，在繁華的中山街租了个1平方米的小门面，门外的墙上悬挂了5米长、3米宽的匾额，上书‘姜维影书社，开业那天还请来了大连的很多名流。”姜维是一个在经营上敢为人先的人，他第一个在报纸上做广告，第一个开拍彩色照片，很快成了大连干个体的小名人。

而让姜维成为全国名人的事情就是在1982年2月，当时大连市委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那就是廖承志的侄子廖志强。“他是市委市政府请来搞公私合营的港商，投资4300万美元，在大连建富丽华大酒店。”廖志强听说大连个体户姜维影书社很出名，就约见了姜维。当他了解到姜维由于设备原因，只能冲洗黑白照片，冲洗彩照要依附国营照相馆时，廖志强当即表示愿意以成本价提供一台19.8万元的彩色洗印机，使姜维摆脱对国营照相馆的依附。

当时，国内彩印照片刚刚兴起，大连有七八十个照相个体户，但要把彩照送到广州冲洗，非常麻烦。姜维朝思暮想拥有一台彩色洗印设备，但19.8万元在当时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如果我有了这套设备，就可以为大家服务。我太想用这套设备为大家做点事儿了。”姜维怕失去机会，没敢说“根本拿不出近20万元”，只是约请廖志强第二天一起吃饭。

姜维灵机一动，“国营可以搞合资，我们个体户应该也可以”。姜维决定自己出场地、人力与技术，让廖志强以设备入股，两人合作办公司。当姜维在饭局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廖志强后，廖志强十分感兴趣，并让姜维尽快办手续。

“但当我去大连市工商局办手续时，工作人员告诉我查遍有关中央文件，也看了宪法，都不允许个人与外商合资办企业，工作人员告诉姜维，你要找政策还是去北京吧。”那个严寒的夜晚，身材不高的姜维在弥漫的飞雪中徘徊了很久。

为弄明白个体户为啥不能与外商合资，姜维带着全家的积蓄和希望，开始了破冰之旅，一次次往返于大连与北京。

在大会堂差点惹祸的他有了一段美丽的邂逅

姜维到北京后，开始奔波起来。“那时没有身份证，要到各个部门办事，需手持县团级的介绍信，而我没有。”在北京跑了多少趟国家部委，姜维都已经记不清了，但很长时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没有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年5月4日，因为姜维借住在人民大会堂工作的叔叔家，他拿了一张“五四首都青年联欢”的门票，让姜维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散散心。于是姜维拿起照相机来到了人民大会堂，看到几位领导正在和一些青年跳集体舞，就走到前边和记者们“抢镜头”。突然，一位中年男子问他：“你是哪个报社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姜维说：“我不是记者，我是个体户。”

这一下姜维可闯祸了，不是记者竟然拿着相机进来拍照。立马姜维身边来了好几位武警，当武警要把姜维带走时，一位中年男子走过来把武警叫开了，并对姜维说;“个体户好呀，耀邦同志都称赞你们是光彩的。个体户自食其力创业光荣啊！”这时旁边有同志告诉姜维：“这是刚从团中央第一书记任上调来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同志。”姜维顿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王兆国又问：“你来北京有什么事吗？”姜维说了想和外商合资办企业的想法和困难，王兆国当即交待秘书向姜维了解具体情况。

有一天，姜维正在叔叔家里休息，来了一个人，把他带到北京台基厂X号院，警卫森严。走进一栋楼，绕过一个很大的长廊，来到了一书房，一位白发老人端坐在那里，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

王任重示意姜维坐下，讲：“我听人说过你，我今天有一下午的时间听你讲故事。”姜维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讲了自己坎坷的从业经历。王任重详细了解他的情况后，深情地说：“我们打天下就是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不能让你们天天这样跑。”随后，王任重写了一封信给时任国家工商总局局长任仲林。信中写道：“兹介绍大连市一个很有思想的青年姜维，到你那去谈一谈，你无论如何都要接待，哪怕是几分钟，此致敬礼。王任重。”

第二天，姜维拿著王任重亲笔介绍信到国家工商总局。局长任仲林与海关等四位司局长同姜维一起谈话。姜维问：“个体户怎么样才能有法人资格？如何才能与外商合资办企业？”任仲林告诉姜维：“那只有将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姜维说：“要变那就变呗。”

没想到，姜维话一出口，任仲林立即站起来，脸色凝重且严肃。他拍着姜维的肩膀说：“小伙子，你知道吗———我们党在1957年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成果，那就是取消了私营经济……你一句话，要变就变了呗，我不敢变，也没有这个权力变。”此时，一位司长站起来说：“姜维同志，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雇工问题。”根据当时的规定，雇工不能超过8人，否则视为剥削。

一听，姜维急了，质问：“凭什么雇工超过8人就是剥削？”那位司长说：“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有关劳动剩余价值的论述中，你能找到依据。”姜维不信这些，说：“我不管，反正耀邦同志说我们是光彩的，我是共产党养大的，我不会剥削人，也不会当资本家。”任仲林见姜维急成这个样子就说：“小同志不要着急，如果你作为私营企业同外商合资办企业，那你就是资本家，不过你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相信党中央吧。”

正在姜维忐忑不安等待消息时，一天王任重的女儿王晓黎和一位中年人分别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来到他的住处，他才看到了一丝希望。这个中年人正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姜维惊呆了，总书记的儿子来看他。

这时，胡德平走过来拉着姜维的手说：“我知道了你的情况，你从千里之外来到北京，找党来解决你的问题，说明你对党的信任，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另外，你写的材料可交给我带走，我一定交给我父亲，放心吧，你提出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姜维把材料交给胡德平后，他心里充满了期待。令姜维高兴的是，果然不到一个月，他就接到了国务院法规中心的通知，要他到中南海去参加讨论关于私营公司能不能成立的问题。这次讨论，姜维得到的结果就是由于历史原因，有些政策性的问题解决不了。“当我知道这个结果时，感到了压力和害怕。不过，时任国务院法规中心秘书长的王正明同志安慰我，不要怕，有耀邦同志，一定会解决的。”姜维说当时自己心里确实没底。

1984年11月9日，姜维终于等到了好消息，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魏玉明在他的办公室向姜维宣布：“姜维同志，经中共中央、国务院特批，你要办的私营公司通过了，可以同港商合资办企业。”接过特批文件，姜维的眼泪夺眶而出。

在国家工商总局要为姜维的公司批准登记注册时，局长任仲林问他：“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光彩！我的公司就叫光彩！这是耀邦同志给我起的。”姜维不假思索地回答。当时没有电脑，通讯还不发达，为了不重名，国家工商总局的工作人员就用电话全国查询了四天，最后正式批准用“光彩”命名的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成立。

1985年4月13日，国家工商总局正式向大连市工商局发函，授权大连局向姜维颁发全国首张私营企业执照。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稿，许多国家的报纸关注了此事，给予了报道和评论。有的报道称此私营公司的成立是“姜维人生一小步，中国迈了一大步”。有的媒体说：“姜维创办的光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销声匿迹20多年的私营企业（宪法从1957年取消了私营企业）又重新出现在印着国徽的文件上，姜维也将作为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业主载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册。”

腰板终于直了的他矢志“做光彩的人”

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姜维的人生路径。一位日本议员邀请姜维组成一个代表团去日本考察。此时正值1989年的春天，在日本大阪机场，姜维率领的第一个私营企业代表团巧遇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此后，姜维来往于中国和日本之间洽谈生意，这在当时的中国非常不易。

1995年10月25日，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在京成立。作为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光彩中国实业集团董事长、中国私企第一人及光彩事业第一人，姜维一直致力于光彩事业。

1994年，他准备在大连门一号地带盖一个光彩大厦。楼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接到上面的通知，要在此建世界儿童公园，所有的项目都得下马，大楼停工了。200多天后，又接到通知，可以继续建楼。辗转反复中，姜维失去了很多时机，由此损失了几千万元。

万般无奈之时，姜维来到了日本，专心做日本的光彩事业。1995年，中国光彩事业日本株式会社正式成立，专门为中国的私营企业走出国门服务。4年之后，1999年，在王兆国和胡德平的关心下，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正式成立，这是光彩在海外成立的第一个促进会，也是迄今为止正式得到承认的一个。他们集中了日本的华侨企业家，回国投资做项目。多年来，姜维还成了活跃在中日两国的民间外交积极推动者，不管日中关系是处于低谷或高潮，他高举着光彩事业的大旗，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并为在日的华侨华人解难相助，一时间他成了“有事找大哥”中的“老大哥”。

从1984年到现在，姜维一步步见证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历程。在《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实施过程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革命”，这场新的革命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姜维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暂行条例》的实施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强调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要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并提出“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

改革开放以后，非公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最开始时的“谈私色变”，到后来又被定位于“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党的十五大在确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經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大在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强调“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民营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壮大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私营企业的诞生，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格局，加速、完善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家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元素，极富创造力的谱写出商界的无数“传奇”与“神话”，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姜维以飞蛾扑火的献身精神，完成了由个体户向私营企业破茧成蝶般的质变与升华，探索出个人与外资合营的经营新模式，奉献了改革开放中的一段充满艰辛与喜悦的经典传奇，在新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

姜维的办公室里，摆放有一面国旗。“这是在天安门飘过的五星红旗之，是‘祖国第一哨———国旗护卫队赠送给我的。”原来，姜维是天安门广场第一个赠送遮阳伞的人，打破了40多年不能放阳伞的规矩，“我们光彩公司特制作遮阳伞，在1991年5月送给武警国旗哨位的战士。国旗部队为了表示感谢，经上级特例批准赠送了一面天安门广场飘过的国旗给了我，我带着这面国旗走过了很多国家或地区做了100多场‘国旗飘扬我心中，我为国旗添光彩的报告”。

“有一天您不在这个世界了，如果想给您的墓碑上写一行字，那么您最希望写句什么内容的文字？”专访时，记者抛出最后一个问题。姜维笑了笑，不加思索地铿锵作答：“干光彩事业，做光彩的人！”说这话时，窗外的滂沱大雨停歇，阳光泼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