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

一

一九六○年代初，当郑麐列举自我缺点，写到“不能忘我，尤其是对自己的专题研究常念念不忘，唯恐殁世不能全部完成计划”时，他大概猜不到后世记住自己，并非因为他的那些最终石沉大海的专题研究，而是通过一枚藏书票。

这枚藏书票长十一点七厘米，宽八点二厘米，内圈为黑底白竹，外圈凸版刻制。右上写有“温故而知新”，左下落款“郑麐相衡珍藏”，图案外围三面环绕梅花，下方按照西洋藏书票的制式，标记“EX LIBRIS CHENG LIN”，即“郑麐的藏书票”。

藏书票是十五世纪德国人的发明，他们把图案、姓名以及拉丁文EX LIBRIS（我的书）印在小纸片上，再贴于图书的封二页，宣示对书的主权。藏书票和中国传统藏书章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也不完全一致。前者以图为主，是贴上去的；后者通常只有字，是印上去的。日本藏书票的先驱斋藤昌三考证认为，日本在十五世纪也有类似的东西贴在书上，不过日本的所谓“古藏书票”同样全部是文字，写着一些仪式性的话，没有图案。这些“古藏书票”上的文字与西方藏书票图案之间的差异，不比藏书章上的篆体字与图案之间的距离更小。

在藏书票发明之前，欧洲贵族还有请工匠把私有藏书装上皮面硬封，再压印书名、姓名和专属纹章的传统。此法虽然考究，但不及藏书票便捷经济，也没有那么多图案。所以，藏书票這个“纸上蝴蝶”在后几个世纪逐渐流行起来。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它和兴起于欧洲的“三大艺术运动”相遇。这股艺术潮流强调装饰美，志在打破艺术与手工艺的界限，客观上促进了欧美藏书票文化的普及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