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抗抗

五月的一个下午，南卡罗来纳州。在这南方腹地，湿热的气息和沼泽上的绿草一起悄无声息地滋长。我开车顺着十七号高速公路行驶，寻找一个名字绕口的村落：麦克勒兰威尔（McClellanville）。十七号高速公路曾被称作“甜草编织者之路”，路旁散布着松木搭成的小小摊位，上面挂满形态各异的手编草篮，底下坐着怀抱一束甜草、手握一扇棕榈的老妇人，头也不抬地悠悠编着篮子。当高速公路离开繁华的查尔斯顿城朝北延伸，购物区消失了，松树林浓密了，四车道迅速收紧成了两道，而那些歪歪斜斜的小草篮摊位依旧零星可见。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忽然瞥见被树枝半遮着的小木牌，在一处废弃已久的加油站边刹车右拐，才总算没有错过这条通往麦克勒兰威尔的小路。

戴尔·罗森格尔顿约我在这里的一家小餐馆吃午饭。这是一位年逾七十的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辗转到了南方，留在查尔斯顿大学任教，研究美国犹太人历史和非洲编织工艺，在麦克勒兰威尔一住就是四十五年。我叫了一杯加糖的冰红茶，坐在小木桌边等着。一会儿，她来了，穿一件深蓝色的印花长衬衫，戴一顶草帽。手腕上叠套着两个甜草编的宽镯子，久经日晒，颜色浅绿，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熟甜的香气。餐馆是村子里唯一的餐馆，菜却意外地好。那天我点了一份油炸青西红柿，一盘煎虾。烹饪的手法就只是往菜里加了点盐。然而青西红柿鲜酸，虾肉鲜甜，竟是从没吃过的美味。“对于蔬菜和水产来说，新鲜就是一切。”戴尔干脆地说。这里的虾是当地盐水河里现捞的，西红柿是后院菜圃刚摘的，就连盐，都是小镇自己的滩田里风吹日晒析出的海盐。

麦克勒兰威尔是一座渔村，一百多年来，村里的居民世代以捕鱼和水产养殖为生。哲米河从村边流过，冬天有牡蛎，春秋有螃蟹，夏天有虾。戴尔带我到河边的浮桥上去，只见岸上许多水泥的高杆，上面悬着数百个漆成白色的葫芦。数不清的紫燕盘旋出入其间。紫燕喜欢吃蚊子，是当地人钟爱的候鸟。

此外我们还去看了村里的教堂，一处隐匿的古迹。教堂深处橡树林中，尖顶的木结构建筑，侧墙和屋顶上铺满了鱼鳞似的杉木瓦，一枚枚都是两百年前手工锯成的，真像是《指环王》里霍比特人的居处。开门进去，只见彩色玻璃窗边铭刻着许多名字。戴尔告诉我，这些是当年出资修建教堂的人。他们大多是此地的庄园主，蓄养黑奴种植水稻。时至今日，翻开麦克勒兰威尔村的电话簿，八成以上还是同样的姓氏。

从教堂出来，老树浓荫满地。带上身后厚重的木门，我问戴尔：“你信教么？”“不信。”她舒了口气，微笑说：“现在，我带你去看黑人的那一半村子。”

我对此很诧异，什么叫黑人的那一半村子？上了她的车，拐上一条羊肠小道，渐行渐远，我忽然有种错觉，觉得我们已经走出了村落：路不再是柏油铺的，而是坑坑洼洼的黄土；门柱高耸、回廊环抱的南方宅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杂草间稀疏的木屋，大多是平房，门前立着歪歪斜斜的铁丝网。黑人的这一半村子仿佛与世隔绝，看不到教堂或者学校。“教堂是有的，”戴尔说，“只不过不是什么古迹，就是一座一层楼的民房。至于学校，原先有个林肯高中，二○一五年教育部统计普查，这里因为入学人数不够而被取缔了，并入二十里外的Wando高中。黑人社区为此伤心了很久，觉得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学校。”

我在脑子里找了很久合适的措辞，因为知道将要说的话涉及种种敏感。过了好一会儿，我终于还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戴尔：这样一个占地不足三平方英里，人口不满五百的村落，到今天还在毫无阻力地施行实质上的种族隔离，在我看来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原因无非是歧视。”戴尔静静地说，“当然，你可以管它叫很多别的名字，更好听的名字：什么社会经济原因啦、人文历史因素等等。但所有这些的根源，也依舊是骨子里的歧视。”她这么一针见血，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只好把目光移到尘土飞扬的黄泥路上发呆。“我们大概是唯一的例外吧。”戴尔笑着说，“我和泰德，早在四十年前，我们就是住在黑人村落的唯一一户白人。”

这条路往西拐，渐入沼泽湿地，人烟更加稀少，这里就是她和泰德的家。一座窄窄的浮桥跨在辽阔的沼泽地上，桥下遍布灯芯草，鳄鱼和蛇在此出没。远处的天际线由矮小的灌木连缀而成。浮桥对面就是老夫妇的家。这座二层的吊脚木楼，是两人四十年前自己动手搭建的。

我们走到楼前，迎面碰到泰德·罗森格尔顿。他就是All Gods Dangers的作者。这本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引起一时轰动。泰德是个白发的老人，身材消瘦，穿一件蓝格子衬衫，光着脚，手里捧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把我们往他的书房里让。书房三面墙都是书，空隙处挤着非洲的环编草篮、蒙古的羊毛毡画。泰德兴冲冲打开电脑，给我看他最近的研究项目：南方黑人无名画家的艺术传承。他指着一幅几何结构的画问我是谁的，我猜是毕加索流派。泰德高兴道：“这就对了。人人都以为是立体主义的抽象画，但这偏偏是佐治亚州一个不识字的黑人老木匠画的。你相信吗？他至今都没听说过毕加索这名字，更别说模仿他了。非洲的彩绘和雕塑艺术深植于一个人的想象力中，心传口授。而西方艺术家总喜欢以经典自居，其实是坐井观天。”

我那天来找他，是来谈他的成名作All Gods Dangers的。All Gods Dangers出版以来，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但迄今为止，还不曾有中文译本面世。我想要做这件事。我以为文字的要务是记录真实。从前我爱读彼得·海勒斯（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的“中国三部曲”，爱读李娟笔下的新疆。无论是浙江丽水作坊里十六岁的打工妹，还是春牧场一肩挑婴儿一肩挑羊羔的牧民，都有血有肉，了不造作，那是真的生活。海勒斯在《甲骨文》一书中写道：“写作可以用来掩埋过去的真相，也可使生者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写作不仅仅是在创造，它亦可被用来毁灭。但是，追寻意义这件事本身有一种尊严，这尊严超越了文字的一切过失。”真实的东西，自有尊严和意义蕴含其中。而泰德的All Gods Dangers这本书，就是一例明证。endprint

一九六九年的冬天，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泰德，与朋友一起驱车来到阿拉巴马州一个偏僻的小镇，走访此地种植棉花的小佃农，调查他们的工会，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资料。就在这里，他遇到了彼时八十四岁的黑人老农民奈特·肖（化名，真名Ned Cobb）。奈特·肖的父亲曾是一名黑奴，经历了南北战争和奴隶解放运动，毕生一贫如洗；自幼跟随父亲种植棉花的奈特·肖，从未接受过一天学校的教育，一字不识。他当过廉价的短工、小佃农，却终于有魄力站出来组建大规模的棉花佃农工会，以此对抗白人农场主的盘剥。奈特·肖的一生历尽贫困、种族歧视和不公正的制度。他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经历过可怕的棉蛉象虫灾，甚至在工会成立后，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警局逮捕，在监狱中度过了整整十二年。但这位老人凭着天性的聪敏和不屈度过种种磨难，成为当时罕有的富裕黑人农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汽车和房舍。

年轻的博士生被老人的风趣健谈深深吸引，开始了对奈特·肖长达数年的访谈。八十四岁的奈特·肖虽然一字不识，但他的语言生动智慧，极富感染力，加之记忆力超群，渐渐演说出了一部活的南方现代史。最重要的是，这是底层人民眼中的生活、底层人民眼中的历史，未经文人学者的过滤，它真切、厚重而又鲜活。当泰德终于将数年的访谈录音整理成书时—All Gods Dangers： the Life of Nate Shaw，他自己并不置一言，洋洋三十万字，全部是这位不识字的老人的原话。

此前泰德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他写这部书，最初也只是为了毕业。然而这部书于一九七四年出版，既激起轩然大波。《纽约时报》的书评说作者“找到了一位黑人的荷马，讲述了一部黑人的《奥德赛》”；《华盛顿邮报》认为此书对现实生活精微有力的描绘可与威廉·福克纳的作品媲美。一九七五年，三十一岁的泰德刚刚博士毕业，便凭借此书获得美国文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非虚构类美国国家图书奖。数年后，作者又获麦克阿瑟天才奖。一九八九年，此书被改编成话剧，在纽约上演。今年，好莱坞著名演员安德烈·霍兰德（Andre Holland，电影《月光男孩》中饰演Kevin一角）和K Period Media公司（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的制作团队）购买了此书的期权，目前正与剧作家合作对此书进行改编。All Gods Dangers有望成为一部制作精良的史诗电影，与更多的读者和观众见面。

中国读者们对于美国南方历史并不陌生。提起“老南方”（The Old South），多数人想到的首先是《飘》，绅士淑女，广厦良园，悲欢离合在内战的烽烟里散去。在我看来，许多文化都有这样一种倾向：以上流社会、精英阶级的缩影来代表文化史。更有甚者，把一个民族的历史拆解为几位重要人物的生平故事。人们似乎忘记了，真实的历史是所有人、每时每刻，共同撰写的。一个民族的历史里有众生百态的声音。无论是贵族抑或奴隶、精英抑或平民，在真实的历史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像奈特·肖这样的老人，一字不识、毕生耕种，他在老南方的历史中就不该有自己的声音吗？其实，恰恰是他这样的人，而非郝思嘉、白瑞德，构成了美国南方经济与文化的根基。由于视角的天壤之别，他所诉说的老南方，自然而然地与《飘》中迥异。但这并不妨碍All Gods Dangers一书妙语成章，诙谐智慧。最打动我的是，这本书中的每一页都浸透了沧桑，却始终能让人感到叙述者的一颗赤子之心—未经文明的巧饰，而独属于人之初的善良与热忱。

我喜欢书中的一些家常话，读起来仿佛能听到老人低沉的声音，看见他意味深长的平淡表情。比如提起父亲，这个给他留下许多创伤与心结的人，奈特·肖说：“我一想起这些事，就覺得自己还是当年那个无助的小男孩，忘了自己今年八十多岁啦。能彻底宽恕原谅吗？大概不能。但我把它静静地搁在心的角落里，不让它搅扰此后的生活。这么做，也许跟原谅差不多吧。”

又比如书中写到县警局非法抄没黑人佃农的牲畜，奈特·肖为邻居挺身而出，结果被冠上抗拒执法的罪名。当警车载着增援再次来到邻居家门口时，奈特·肖站在廊下，耳听着“踩啊，跑啊，躲啊，蹦啊，全是慌乱的脚步声。一直到十二年后我从监狱里出来，这些人还这么慌着”。“所有逃跑的人，都是从后门出去的。”不愿意从后门逃走，单单为了这个决定，老人坐了足足十二年的牢。但是他说：“我已经加入了佃农工会了。”“我只是想：一个组织就是一个组织。假如我加入它的时候没有半分诚意，当初就该有多远躲多远，把自己的屁股摘干净才对。但我既然已经发了誓，要为所有贫困的黑人农民挺身而出—把贫困的白人农民一起算上也行，只要他们愿意加入—既然我已经发了誓，那我就必须这么做。”

泰德当初没有删改一字，全用奈特·肖的原话，这是给予老人的最大尊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身临其境体味这位南方棉花佃农的一生。当初赛珍珠获普利策奖的小说《大地》即将搬上银幕时，据说路易·梅耶（Louis B. Mayer）很不看好这部作品的潜力。他说：“谁会想看一部关于中国农民的电影呢？”确实，扭曲与神秘化，是好莱坞东方电影的惯伎，除了那次。那一次电影如实还原了小说，老老实实地讲述了一对中国农民夫妇的故事，结果却造成了轰动。电影《大地》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第一次以同情的视角描述东方的里程碑，打动了无数观众。

泰德这部书，亦只是还原了一位美国农民的一生。但我相信它会打动中国的读者。因为它关照个体命运，视角真实细腻，使读者设身处地。除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会真正打动一个人吗？

泰德和戴尔的家里有个很大的阳台，上面种着几十盆植物，从辣椒、紫苏到柠檬、茉莉，花香果香纷纭。他们手制的木摇椅摆在外面，淋了两场雨，扶手上竟然钻出两朵木耳来。沼泽地上的湿风从树梢草尖拂过，不知哪里的蜜蜂与蚊子在我耳边懒散地“嗡嗡”着。头顶天高云淡，脚下辽阔平坦。站在那里，我忽然想，这就是南方—那属于郝思嘉、白瑞德，亦属于奈特·肖的“老南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