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军 谢帮生

(福建农林大学 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一、引言

近年来，虽然我国社会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但是生态环境承载过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日益严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并在部分省市开始先行试点。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目的就是要扭转官员考核方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促进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这一针对领导干部考核标准的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行为，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这是因为：一方面，相关研究表明转型经济下的中国，地方官员对微观企业行为存在着重要影响，政府不仅是相关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还是资源分配的主导者，例如已有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更替会影响企业IPO活动[1]、慈善捐赠[2][3]、税收规避[4]、企业创新效率[5]、企业投资[6]以及企业风险承担[7]等方面，甚至官员视察都能够影响企业业绩[8]、创新[9]和补贴[10]等。另一方面，企业作为国家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是我国生态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消耗的主体，国家政策的改变也需要通过对微观企业行为的纠正来达到政策目标。因此需要研究企业对国家政策变化的反应，从而据此修正并完善有关政策，这也是国家在部分地区实施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试点的目的所在。但作为近年党和国家大力推动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相关理论研究主要从规范角度去探讨如何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鲜有文献实证检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是否以及如何对微观企业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试图对此问题做初步探讨。

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对试点地区的资源型、重污染型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上。这是因为资源型、重污染型企业是消耗自然资源、产生环境污染的主要根源，直接关系到试点地区自然资源环境的改善，因而其必将成为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重点关注对象。传统的政治成本理论认为，企业在面临不利的政治活动时会降低利润从而规避政府监管[11]。这一理论衍生出两个隐含的假定：一是低估利润行为并不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二是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对官员晋升不产生影响。这两个假定具体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情景可能并不适用，因为实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地区对官员的考核标准将会是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并重。试点地区的政府需要更好地对辖区内的资源型、重污染型企业进行评估，可能会关停那些高能耗、重污染但效益低下的企业，所以企业低估利润会带来不利影响。低估利润会影响地方经济增长速度，这会影响到官员晋升，因此官员不会漠视企业调低利润行为。所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资源型、重污染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可能并不符合传统政治成本假说的预期。企业调高利润虽然符合官员的晋升激励偏好，但是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背景下，调高利润可能被要求肩负更多的生态环境成本，承担更多的违规违法处罚。因此，我们预期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会使得资源型、重污染型公司的盈余报告趋向于正常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并不会如传统政治成本假说所预期的那样使相关企业进行调低利润的盈余管理，而是抑制了盈余管理程度，包括既抑制了正向盈余管理，也抑制了负向盈余管理，并且在不同规模、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中不存在差异，但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影响更大。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本文丰富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领域的研究题材和研究范式，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提供初步的经验证据。已有文献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研究涉及的内容包括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意义以及相关理论框架[12]，模式[13]，主体、对象、内容和方法[14]以及目标和实施路径[15]等，本文将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研究范式由规范拓展到实证。(2)本文拓展了政治成本理论研究。本文的研究情景更适合检验政治成本假说，因为它能够直接捕捉到官员晋升考核方式变化对微观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这一良好的研究情景是已有文献所不具备的，因此得出的研究结论更有价值。(3)本文也丰富了官员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官员变更以及官员视察，本文则直接聚焦在官员考核方式的转变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拓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转型经济下的中国，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资源，拥有资源配置权[16]，影响着辖区内企业对资源的获取[17]。另外，地方政府官员能够影响并制定辖区内经济政策[18]，对地区企业经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官员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表现在方方面面。如以GDP增长为官员晋升考核的标准是导致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19]，还影响到商业银行信贷[20][21]、企业的产权保护[22]和过度投资[23]。地方官员变更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股利政策[24]、IPO活动[1]、投资支出[25]、慈善捐赠[2][3]、税收规避[4]、创新效率[5]以及风险承担[7]等。甚至是官员视察，也能够成为企业建立政企关系的契机，影响企业绩效[8]、创新水平[9]以及政府补助[10]等。但这些研究官员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文献都是基于以经济增长为考核标准的晋升激励，并没有考虑到当官员的晋升考核标准转变为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并重的情景。另外，无论是官员变更还是视察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使得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值得商榷。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试点为研究官员晋升考核激励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准自然实验，因为无论对官员还是微观企业来说这种试点都是外生的。但已有关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的文献还停留在规范研究的层面上，只是探讨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意义[12]，审计主体、对象、内容和方法[14]，审计模式和指标体系[13]以及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审计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关系[26]，这些均无法回答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微观企业会产生何种影响。

另外，Watts和Zimmerman(1978)提出会计政策选择的“政治成本假说”(political cost hypothesis)，即不利的政治活动给企业带来成本，企业为了规避这些成本而进行会计政策调整[11]。早期文献用公司规模来度量政治成本，因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而广受批评，之后的文献则针对特定事件来检验政治成本假说，以试图缓解这一问题。比如，基于出口退税[27]、石油价格上升[28][29]、美国大选[30]、公司实际控制人上富豪榜[31]、PM2.5爆表[32]等事件来研究政治成本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均发现随着政治成本上升，相关公司倾向于调低利润。有个别文献发现企业为了规避政治成本而调增利润，比如Duh等(2015)发现中国台湾地区公司为了规避当局对在中国大陆地区直接投资(FDI)的限额而调增利润[33]。与上述通过单方向静态视角研究政治成本不同，吴德军等(2016)利用“煤电联动”政策研究了政治成本动态变动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34]，这对进一步理解政治成本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影响的作用机理有重要帮助。但是这些文献研究涉及事件并没有直接针对官员，没有考察官员考核方式转变给相关企业造成的成本，进而影响其会计政策选择问题。本文利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这一直接针对官员考核的外生事件，研究其对相关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能够更好地解决上述文献面临的内生性问题。

三、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长期以来，只有当地方官员具有良好政绩(GDP增长)时，才可能晋升到更高职位，官场存在着“晋升锦标赛”[35]。官员“晋升锦标赛”铸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36]，但相伴随的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因为，追求GDP增长的“晋升锦标赛”使得官员只关注任期内辖区短期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环境污染以及对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16]，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此，党和政府希望通过顶层设计扭转当前地方官员盲目追求地区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建设和自然资源保护的现状。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这标志着对领导干部的考核将纳入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因素，而非单一的GDP增长。自然资源资产审计难度极大，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只是提出方向性目标，并没有立即在全国铺开。但自2014年，全国先后有12个省份在全省或是部分县市开展先行试点工作。

辖区内企业利润直接影响到官员任期政绩，尤其是上市公司，在经济增长速度为晋升激励的机制下，官员不乐见企业低报利润，因为这将降低地方经济增长速度，甚至会放纵辖区内企业高估利润行为[37]，以至于地方政府会直接提供政府补助配合企业盈余管理以提升其业绩[38]，企业为迎合官员晋升对负面消息也会予以短暂压制[39]。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将转变官员考核方式，改变地方政府以及辖区内相关企业的行为，因为对官员的考核不仅仅包括地区经济增长，还包括任期内自然资源资产保护情况。对领导干部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使其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有更强烈的动机去保护辖区内的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因为对资源环境破坏不但会影响政治晋升还会被终身追责。所以，试点地区官员会对辖区内相关企业提出更多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并且会加大监督处罚力度。由于资源型、重污染型企业的生产经营涉及自然资源利用，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所以这类企业将首当其冲。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是长期的，并不会随着官员更替而改变，这会给相关企业造成极大的政治成本。由于企业的经营存在着路径依赖，短期内资源型、重污染型企业难以通过转型升级来规避该项制度对其造成的不利影响，所以对其的直接影响表现在会计政策选择上。高报业绩虽符合官员偏好，但高报后的良好业绩会迫使企业进行更多环保投资，承担更多资源环境责任，违规处罚的程度也更大，这不利于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企业低报业绩也不是最优选择，因为低报利润既不符合官员偏好，也会使得企业在地方经济中的位次降低，使其在与地方政府博弈中的议价能力降低，尤其对高能耗、重污染型企业更是如此。因为地方政府很可能对业绩不佳的高能耗、重污染型企业进行关停并转，从而直接影响企业生存。综上所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会降低相关企业盈余管理幅度，使得这些企业的盈余回归到真实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试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地区的资源型、重污染型上市公司在试点后盈余管理程度下降。

四、样本和研究模型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范围是辖区内的自然资源，中办、国办印发的《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方案》提出重点领域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以及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大气污染防治等。本文所定义的资源型、重污染型企业主要包括林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纺织业、造纸业、石化业、金属冶炼业以及电力热力生产业等。我们选取2014年试点地区的资源型和重污染型上市公司为处理组，非试点地区的资源型和重污染型公司为对照组，比较这两组公司试点前后两年的盈余管理程度。试点地区信息通过百度搜索各个省份审计厅网站来获得，具体包括山东(青岛、烟台)、湖北(黄冈、武汉市江夏区)、内蒙古(鄂尔多斯、赤峰)、湖南(娄底)、贵州(赤水)、江苏(连云港)、广西、福建(福州、武夷山)、陕西(西安)以及四川(绵阳)①。我们剔除了相关研究数据缺失的样本，处理组和对照组2012～2015年四年共2377个观测样本，其中处理组有137个，对照组有2240个。本文的财务数据以及公司治理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所有回归模型的标准误均在公司层面进行Cluster处理，数据处理软件为STATA14。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ABSDA=α0+α1TREAT+α2POST+α3TREAT×POST+α4SIZE+α5LEV+α6ROA+

α7GROWTH+α8CFO+α9LOSS+α10AVLOSS+α11DIRIND+

α12CI+α13INDSPE+α14BIG4+α15STATE+IND+YEAR+ε

(1)

我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来检验研究假设。模型(1)中，ABSDA为业绩配对的Jones模型计算出的盈余管理绝对值[40]，下文DA为未取绝对值的盈余管理指标。TREAT为虚拟变量，若公司所在地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地区，则TREAT取1，否则取0。POST为虚拟变量，试点之后取1，试点之前取0。我们预期TREAT×POST的系数为负，即相对于对照组，处理组在试点后盈余管理下降程度更大。借鉴相关研究[41]，本文还控制了如下变量：公司规模(SIZE)，以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度量；公司资产负债率(LEV)，以公司负债除以总资产度量；公司业绩(ROA)，以公司总资产净利率度量；公司成长性(GROWTH)，以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度量；公司现金流量(CFO)，以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除以年初总资产度量；公司是否亏损(LOSS)，若公司净利润小于0，则LOSS取1，否则取0；公司避亏动机(AVLOSS)，若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在0～1%区间，则AVLOSS取1，否则取0；董事会独立性(DIRIND)，以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度量；客户重要性(CI)，以公司资产在所聘审计师所有客户资产中的占比来度量；审计师行业专长(INDSPE)，以公司所聘审计师在其所属行业上市客户资产之和在该行业所有公司资产中的占比来度量；事务所规模(BIG4)，若公司所聘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则BIG4取1，否则取0；公司产权性质(STATE)，若公司为国企，则STATE取1，否则取0。此外，我们控制了行业(IND)和年度(YEAR)固定效应。

五、实证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出，ABSDA的均值为0.1168，中位数为0.0693；SIZE的均值为21.9377，中位数为21.7777；LEV的均值为0.4166，中位数为0.4046，表明样本公司资产负债率平均为41.66%，负债水平适中；ROA的均值为0.0397，中位数为0.0293，表明样本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为3.97%，公司业绩水平较低；GROWTH的均值为2.2875，中位数为0.0267②；CFO的均值为0.0487，中位数为0.0422；LOSS的均值为0.1666，表明有16.66%的样本公司出现了亏损；AVLOSS的均值为0.1460，表明有14.6%的样本公司有避亏动机；DIRIND的均值为0.2148，中位数为0.2083，表明样本公司独立董事比例平均为21.48%，董事会的独立性较低；CI的均值为0.0170，中位数为0.0041，表明样本公司在所聘会计师事务所中的重要性较低；INDSPE的均值为0.0689，中位数为0.0464，表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专门化程度较低；BIG4的均值为0.0517，表明有5.17%的样本公司聘任的是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STATE的均值为0.4329，表明有43.29%的样本公司为国企。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量

(二)单变量分析

表2为处理组和对照组在试点前后盈余管理以及其他公司特征差异的T检验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试点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ABSDA)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在试点前两组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并无差异，这也部分说明上级政府部门对试点地区的选择并不存在明显偏好。但在试点后，处理组盈余管理程度均值为0.090，对照组为0.147，处理组盈余管理程度低于对照组，并且二者差异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初步表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让试点地区的官员在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同时承担了更多的生态责任，加大了对资源型、重污染型企业的监督处罚力度，由于高报利润和低报利润都不是最优选择，所以公司选择更加真实地报告业绩，本文的研究假设得到初步支持。这仅仅是单变量分析的结果，并没有控制其他影响盈余管理的因素，下文将采用多元回归方法进一步深入分析。另外，从两组公司规模(SIZE)来看，无论是试点前还是试点后，处理组都显著小于对照组；从两组公司业绩(ROA)来看，试点前不存在差异，但试点后处理组要显著高于对照组；从两组公司董事会独立性(DIRIND)来看，试点前后处理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也说明多元回归中控制公司规模、公司业绩以及董事会独立性的重要性。此外，两组公司其他特征在试点前后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三)多元回归分析

借鉴之前研究政治成本的文献，我们首先检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未分方向的操纵性应计利润(DA)的影响。由表3栏(1)可以看出TREAT×POST并不显著，栏(2)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TREAT×POST仍然不显著，表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并没有导致所在地区相关公司进行向下利润操纵。因为并不是所有公司都会一味地调低利润，调低利润会使得部分公司业绩降低而被关停并转，进而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降低，所以政治成本导致所有公司调低利润的解释不成立。我们检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公司盈余管理程度(ABSDA)的影响，由表3栏(3)和(4)可以看出，TREAT并不显著，表明在试点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没有显著差异，POST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试点后所有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都有所增加，TREAT×POST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相对于非试点地区，试点地区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在试点后相对于试点前有显著降低。这是因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改变了地方官员的晋升考核方式，使其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会注重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对资源型、重污染型企业加强了监管。资源型、重污染型企业的盈余质量趋向于回归真实水平，因为高报利润会遭受到更多处罚，承担更多生态环境成本，而低报利润导致公司业绩降低，会被关停并转。所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使得所在地区相关公司业绩趋向于回归到真实水平，研究假设得到了支持。从经济意义上来看，相对于非试点地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使得试点地区相关公司试点后比试点前的盈余管理程度平均下降61.82%(-0.0722/0.1168)，因此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在经济意义上也是非常显著的。表3栏(5)和栏(6)中，我们按照DA的正负方向分组检验，发现TREAT×POST在两组均显著为负，这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上述推测，即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既抑制了资源型、重污染型企业高报公司业绩，也抑制了其低报公司业绩，所以整体来看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降低了相关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③，SIZE的符号显著为负，表明大公司因为有更好的透明度，所以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低；LEV的符号显著为正，表明财务风险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来隐藏自身的风险；ROA的符号显著为负，表明公司良好的业绩会抑制其盈余管理程度；GROWTH的符号显著为正，表明高成长性的公司为了凸显自身的成长性，更可能进行盈余管理；LOSS的符号显著为正，表明亏损公司业绩较差，更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行为。上述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均与预期一致，其他控制变量则并未发现显著性。

表2 单变量分析表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四)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试点地区的选择可能是非随机的，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别，为此，我们进行安慰剂检验以排除两类地区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差别的影响。我们选取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2010～2013年资源型、重污染型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2012年定义为试点年度，这样2012和2013年为试点后的年份，2010和2011年为试点前的年份，然后检验两类地区相关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在虚拟试点年度前后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表4栏(1)为回归结果，可以看出TREAT×POST并不显著。另外，如果这些系统性差别影响了我们的研究结论，那么会看到试点地区非资源型、非重污染型上市公司相对于非试点地区的这些公司在试点前后盈余管理也会存在显著差异。我们选取试点和非试点地区的非资源型、非重污染型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试点对这些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表4栏(2)为回归结果，TREAT×POST也不显著，这再次说明我们的研究结论并非因其他非试点因素所造成。

表3 多元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下表同。

2.其他稳健性检验。广西是在2014年11月开始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由于试点时间接近年末，当地相关公司可能无法及时做出会计调整。另外，四川绵阳并未披露在2014年哪个月份进行试点。为此，我们在研究样本中剔除了广西和四川绵阳样本，表4栏(3)为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研究结论没有发生变化。由于试点前后的样本公司并不完全一致，这种样本构成差异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因此，我们选取试点前和试点后均存在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即采用有4年观测值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表4栏(4)为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研究结论没有发生变化。我们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来计算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表4栏(5)为回归结果，同样可以看出，研究结论没有发生变化。

表4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六、进一步研究

(一)公司规模的不同影响

之前有文献用公司规模来替代政治成本，比如刘运国和刘梦宁(2015)发现大公司有更大的政治成本，因为大公司更容易引起行政、监管部门的注意，所以更有动机去调低利润[32]。但该观点并不一定成立，因为大公司一般会带来更多的税收，雇佣更多的员工，对地方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发挥更大作用。所以，大公司不一定会招致更大的政治成本。具体到本文的研究情景，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会给地方官员带来压力，大公司虽然可能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力较大，但是，因为环保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会给其造成更大损失，所以他们会更加注重环保。小公司虽然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力较小，但是由于自身能力所限无法进行更多的环保投入。所以这两类公司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孰大孰小是不确定的。此外，地方官员并没有强烈动机在大小企业上有歧视性对待，所以，这两类企业在地方官员面临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时其会计政策选择可能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检验上述推测，我们按照公司规模的中位数将研究样本分为大公司和小公司两组进行分组检验。表5栏(1)和(2)为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TREAT×POST在两组中均显著为负，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既抑制了大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也抑制了小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并且对不同规模公司的影响无差异，官员在对待不同规模的企业上并不存在偏好，也表明之前用公司规模来替代政治成本可能会存在偏差。

(二)产权性质的不同影响

刘运国和刘梦宁(2015)认为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政治成本要小于非国有企业[32]，因为政府的“父爱主义”，国有企业因环境污染而遭受处罚的可能性较低，但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研究情景下这可能并不成立。因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对官员任职地区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是否遭受到重大破坏进行审查，这种责任追究是终身的，离任审计无法完全区分这些破坏是由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造成的。所以，官员没有动机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差别对待。为了检验上述推测，我们将研究样本按照企业产权性质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两组进行分组检验，表5栏(3)和(4)为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TREAT×POST在两组中均显著为负，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既抑制了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也抑制了非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并且对不同产权公司的影响无差异，官员在对待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上并不存在歧视，也表明之前用公司产权性质来替代政治成本可能会存在偏差。

(三)制度环境的不同影响

制度环境会影响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与晋升，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市场化进程较快，官员受到的约束、监督力度更大，其追求经济增长的动力相对于制度环境差的地区较弱，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也会更加重视。比如，孙伟增等(2014)发现在大城市和行政力量强的城市实行环保考核对官员晋升的概率有正向促进作用[42]。另外，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自然资源相对贫瘠，而在制度环境比较差的地区自然资源则较为丰富，生态环境对污染的承载能力脆弱。因此，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给官员造成的压力更大，其更有动机去保护辖区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以及监督相关公司。还有，由于上级部门对地方自然资源资产的审计是连续的，不随官员更迭而有所停顿，所以，我们认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资源型、重污染型公司会造成更大的政治成本，导致其盈余管理动机更低。我们按照公司所在地市场化进程指数[43]的中位数将研究样本分为高制度环境和低制度环境两组进行检验，表5栏(5)和(6)为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在高制度环境组，TREAT×POST为负，但并不显著，这表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制度环境好的地区相关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没有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替代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在低制度环境组，TREAT×POST为负，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抑制了制度环境差的地区相关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这主要是因为制度环境差的地区本身的制度无法对官员行为产生约束，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能够扭转官员的晋升激励动机。并且，高低两组公司TREAT×POST的系数差异在5%的水平上显著。总之，上述结果表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相关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只在低制度环境地区存在。

表5 进一步研究回归结果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高速发展，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付出了极大代价。因为，以GDP增长为官员考核方式使得官员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忽略了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对地方官员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将官员考核方式转变为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并重。这种对领导干部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制度可能会影响到资源型、重污染型企业的行为，因为地方政府会更加积极地监管这些企业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给其带来极大的政治成本，从而影响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本文以2014年开始进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地区的资源型、重污染型上市公司为处理组，以非试点地区相关公司为对照组，研究发现试点地区相关公司在试点后相对试点前其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降低，包括正向盈余管理和负向盈余管理。此外，我们还发现，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以及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均存在，且无显著差异；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相关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集中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

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是当前国家试图扭转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举措，基于微观企业视角我们发现这项制度还具有非预期(unintended consequence)的后果，即能提高资源型、重污染型企业的盈余质量，尤其是对制度环境差的地区企业，并且这种提升盈余质量的作用并不因公司规模和产权性质而异，这有利于较为全面地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普遍低下的中国资本市场，如何提升公司透明度从而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推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特别是在自然资源富集、生态环境承载力脆弱的地区。我们还建议政府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优化官员的评价考核指标体系，以促进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度的提升。另外，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也应该关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微观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从而做出更加合理的投资决策。

注释：

①四川绵阳市对领导干部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只是披露了自2014年开始，并未说明具体的月份。

②GROWTH的中位数和均值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表明它有一些极端值，我们也尝试对GROWTH按照5%百分位进行缩尾处理，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没有发生变化。

③以表3栏(4)为例。

④两组样本中TREAT×POST系数差异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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