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凤喜 米 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引言

当前，跨国企业跨境转移利润，侵蚀相关国家税基的行为，已引起发达国家的高度关注，且利润转移与税基侵蚀行动计划也一直由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但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付诸转让定价操纵实际上比在发达国家更为普遍[1][2]。但遗憾的是，已有的学术研究中，既鲜见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鲜见发达国家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同类问题进行的研究[3](P181)。显然，发展中国家有必要更加关注国际转让定价滥用引致的税收损失问题，作为最大且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早已深受其害。

首先，“避税天堂”长期被跨国企业通过跨境资本转移，广泛用于规避在我国的纳税义务，对我国的税基造成了极大的侵蚀。据OECD发布的数据，英属维尔京群岛作为仅次于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二大避税地，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借道该群岛流入我国的投资额，占到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14%①。大量外国投资企业通过先设立避税地公司，进而将本应在我国履行的纳税义务转移至境外。

其次，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吸引外资进入的特定地域优势，却通常没有获得应有的税收收入回报。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外包制造业务引起决策者和学者的关注，研究发现，低制造成本是驱使跨国企业将业务全部或部分外包到国外(如我国、印度和印尼等国家)生产的主要因素[4]。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被称作“选址节约”②，但对于选址节约，修订后的《转让定价指南》仅分析了两种类型的成本节约及指导原则，而对于跨国企业通过离岸外包成本节约获得的超额利润如何在各关联方进行分配的关键问题则没有给出规范标准，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对此问题做出具体规定，这给各国税务机关实际量化和分配发展中国家的特定地域优势应获得的利润补偿构成实质性障碍。

最后，发展中国家本地市场做出的价值贡献大多被跨国企业以“合同研发”的形式，通过操纵内部转让价格攫取全部所有权和税收利益权。实践中，发展中国家的外商投资企业多为加工类型，且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大多通过复杂的制造改进过程、本地的研发和市场营销活动参与高附加值的投资活动，但本地关联企业员工对于无形资产的开发、价值提升、维护和利用进行的持续性贡献却往往被跨国企业采用“合同研发”的形式，通过操纵内部转让价格攫取全部所有权和税收利益权，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仅能通过“成本分摊”获得研发活动中对人员工资、设备折旧等方面的费用报销[5][6][7]。一般而言，无形资产被跨国企业视为竞争成功的关键，作为一种不具有实物形态的隐形资产，只有小部分无形资产能被确认入账，企业的会计账面无法真实反映出无形资产的价值驱动作用，由于与专利相关的特许权使用费、商标使用费和技术服务费的转让定价过程往往呈高度不透明[8]。因而无形资产事实上构成了跨国企业利润转移的主要来源，迫切需要解决确定经济全球化中无形资产的收入来源和税收利益归属问题。

二、转让定价基础理论研究

(一)转让定价的界定与内涵

20世纪50年代中期，Cook和Dean最早基于市场内部化理论提出，决策者要在生产部门分区自治或市场相当成熟的时候，以市场价格或谈判竞争价格定价，才能实现公司整体利润最大化的目标[9][10]。随着跨国企业权力下放和部门自治，隶属多重利润中心的分散决策给企业制定内部交易价格增加了难度，转让定价决策作为引导内部各利润中心自发促成公司整体利润最大化的控制核心显得至关重要。对此，Hirshleifer进一步提出最优转让价格的确定规则，即限定产销两部门技术独立、需求独立和完全信息、不考虑税收的条件下，若转让价格即生产部门的边际成本等于销售部门的边际收益，所有部门会自发促成公司整体利润达到最大化[11]。以Hirshleifer建立的标准转让定价模型为基础，学者们围绕着转让定价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至此，转让定价正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其研究跨度迄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

Gould最初将“转让定价”定义为公司内买方部门与卖方部门交易的市场价格[12]。但从部门自治提高经济效率的广义层面看，Borkowski认为，转让定价是母子公司或子公司之间，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税收最小化、保持目标一致和绩效评估等目标，对交易商品和服务的定价策略。并进一步指出，这些转移可能发生在国内实体之间，也可能涉及跨境交易即国际转让定价(ITP)，且只有国际转让定价能够发挥跨国公司跨境转移收入和税收重新分配的优势[13]。这说明，外资企业的转让定价问题，在税收层面更为常见和复杂。对此，Willendorf明确指出，“有关转让定价的税收法律问题多和企业人为缩小税基、国际税基划分、法律规制和国际双重征税相联系”[14]。而从跨国公司的角度看，国际转让定价被视为一个跨国公司利用商品、服务或无形资产交易的转让价格，将收入从高税收管辖区转移到低税收管辖区，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全球税收节约，减少运营风险并规避东道国政府施加的限制[15]。为此，各国税务当局主要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待转让定价问题，转让定价被定性为两个主体达成一笔业务下的交易条款。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两个关联企业或个人之间的交易考察转让定价，两者之间的谈判价格就是转让价格。

(二)基于税率差异的最优转让价格理论

早期学者运用供应商一般均衡理论，分析了一国关税与税收政策对该国对外贸易与投资的影响，将税收视为影响贸易商品相对价格的因素。然而，模型设定的竞争性商品和服务供应商与大型跨国企业直接负责多数贸易和投资的真实情况并不相符。为此，通过探讨不同关税和税率对同时出口两个国家的垄断企业利润最大化战略的影响，Horst从一般均衡分析转向局部均衡分析，利用税收与出口转让价格的关系，研究受约束价格和无约束价格两种情况下跨国公司最优策略的实现。研究表明，出口转让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的边际成本与关税是否足够高这两个因素，通过降低从高税收国家出口到低税收国家的商品价格，跨国企业能够降低它的全球实际税率[16]。由此可见，国家制度层面的缺陷和客观存在的国际税制差异为跨国企业利用国外低税率进行转让定价提供了现实条件。为进一步研究外部税收约束对跨国公司避税动机的影响，Copithorne将国际企业分为国内公司、多国公司和跨国公司三种类型，由于国际公约要求跨国公司披露所有价格信息，禁止价格歧视，这会导致相关公司的产量、利润和纳税额普遍降低。同时，如果一个国家具有很多的边际税率、弱汇率，或者控制资本流动，都会导致跨国公司难以转移利润[17]。这说明，跨国企业转让定价决策的实施同时受到外部制度条件和税收监管力度的制约。

早期转让定价理论主要侧重跨国企业应如何克服内部交易与外部环境的制约制定最优转让价格。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内部组织结构、部门自治权、税率差异、转让定价系统以及业绩衡量与评价等多种因素，都将影响公司内部或公司间交易定价的最终结果。但是，转让定价对全球供应链设计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学界广泛关注，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差异化的国家间税收制度，激励着跨国公司通过转让价格的方式进行收入转移和改善税后利润。随着经济全球化下跨境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国外企业所得税边际有效税率的变化能够引起贸易账户、外商投资收益和资本账户交易的转移。

三、转让定价与跨国收入转移研究

(一)跨国企业收入转移行为研究

多数关于税率变化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始于1986年美国“税收改革法案”(TRA86)，除了为众多经营机构和融资决策颁布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简化税制等税收优惠外，TRA86还出台了引导企业进行跨期和地域收入转移的激励措施[18]。Grubert和Mutti以1982年33个国家的经验数据为样本，通过平均有效税率、利润水平、GDP增长率等变量回归发现，美国跨国关联公司报告的税后净销售收入、净资产收益率与法定税率呈现负相关关系，低税率国家的税前回报率更高，由此验证了跨国企业通过操纵关联方转让价格实施收入转移[19]。Harris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所得税税前扣除规则下美国跨国公司的资本位置和收入转移决策，比较了TRA86前后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和全球的税收、收入和投资变化，研究结果与美国税率下降导致的收入转移一致[20]。Klassen等考察了美国191家跨国公司在1984～1990年期间面对全球所得税税率变化进行的地域收入转移，发现跨国公司对税率的相对变化做出回应是可预测的。研究表明，所得税税率的变化导致美国跨国公司在1984～1986年间将收入从加拿大转移到欧洲，然后在1986～1987年间将所有国家的收入转移回美国[21]。为考察跨国公司在避税地建立附属公司并重新分配收入的动机，Gumpert等选取德国1996～2008年期间外国子公司的年度数据，发现外国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德国制造企业拥有避税天堂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将提高2.3个百分点[22]。以上研究表明，国外税率变化对跨国公司动态投资模式的影响在统计上与经济上都是显著的。

随着跨国企业投资环境和管理手段日趋复杂，学者们开始考虑除税收因素以外，国外市场需求与生产成本因素对跨国收入转移行为的影响，其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与加拿大对英国GSK制药集团关于营销性无形资产转让定价争议案件的税收纠纷，引起各国对于跨国公司在国外市场形成的营销性无形资产的关注。Ronald系统分析了GSK集团美国公司与美国国内税务局(IRS)关于GSK在1981～1996年间为美国分支机构提供的营销服务收取费用的裁决后明确指出，IRS新规则规定跨国公司必须根据其对这些服务的第三方支付的估算值进行适度的加价，通常加价幅度在5%～10%之间，以此确认营销服务创造的价值[23]。Brad和Claire特别分析了GSK集团加拿大公司与加拿大国税局的转让定价税务纠纷，指出由GSK集团加拿大公司以高价销售Zantac品牌药物的能力是该品牌市场营销的结果，Adechsa公司不能以6%使用费的形式向GSK集团加拿大公司提供无形资产和服务，加拿大国税局可以通过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对每项关联交易确定的转让价格进行重新评估[24]。这说明，美国和加拿大在界定营销性无形资产和使用独立交易原则方面尚存在较大争议。对此，Donaldson和Couttier总结研究了OECD指导方针关于营销性无形资产的定义扩展和对营销支出性质的划分，特别强调在营销无形资产问题上进行完善与全面的功能分析的重要性[25]。同时，Burnett和Pulliam进一步强调对于转让无形资产交易，转让收入与归属于无形资产的收入应匹配，特别是合同研发、营销与销售费用的价值，并对转让无形资产寿命、预约转让定价协议、BEPS行动关于人为分割无形资产所有权等方案进行了深入考察[26]，这对于如何确认营销性无形资产的收入来源和税收利益归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

图1 跨国企业收入转移行为研究框架

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也引起管理者和学者的关注。De Mooij和Ederveen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分配对公司税税率的反应，发现税率弹性的平均值为3.3，即东道国税率每下降1%，将使该国境外直接投资增长3.3%[27]。Hsu和Zhu进一步利用量化方法评估一组我国出口导向的税收和关税政策对跨国企业最优供应链决策的影响，发现不同国家的税收法规与其他投资奖励措施(主要表现为税收减免、免税区、退税等形式)是跨国企业组织业务外包的基本要素[28]。然而，也有研究发现，税收并不是关键因素，考虑到税后利润的存在，跨国公司的外包决策受到众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Vidal和Goetschalckx指出，跨国公司通过执行外包决策开展单一或复杂的生产模式，将国内的制造业务部分或全部转移到海外。虽然增加的运输成本抵消了部分超额利润，但低制造成本是驱使跨国企业将业务全部或部分外包到国外(如我国、印度和印尼等国家)生产的主要因素[29]。Girish和Parrikar进一步指出，跨国公司从高成本国家到低成本国家的职能转移活动所产生的收益就是选址节约，这些福利来源于较低的劳动力、资本和中间产品成本以及新地点提供的税收优惠，母公司和离岸子公司之间的转让定价政策决定了由于选址节约而增加的利润分配[30]。对此，Kane提出关于劳动力需求可比性测试的离散转让定价方案，研究表明，在全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可以合理地对这种生产投入获得的额外回报征税[31]。由此可见，在国外市场组织低成本外包，利用国外低税率进行转让定价，成为近年跨国企业利用转让定价攫取相关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营利润的新模式。

(二)跨国企业收入转移规模研究

面对愈发严重的跨境收入转移现象和趋势，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国际转让定价滥用给国家造成的税收损失。因此，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开始关注收入转移对税收收入减少的影响。Grubert等发现，外国控股的美国子公司经常报告零或接近零的应纳税所得额，许多学者和税收政策制定者将其原因解释为转让定价[32]。然而，Collins等选取1981～1990年从事批发业的外国控股美国公司为样本，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控股公司接近零的应税收入与操纵库存采购的转让价格有关，以往基于国外控制的美国公司应税收入在零附近，通过调查行业和财务账户推测持续转让定价操纵的方法是不成熟的[33]。Harris和Sansing使用可比非受控价格(CUP)方法，分析转让价格对跨国公司内部基于避税目的在制造实体和销售实体之间分配收入的影响，发现当两国税率不同时，CUP方法会扭曲跨国公司关于生产和组织结构的决定，模型结果与Grubert与Collins等人发现的零应税收入异常一致[34]。Clausing进一步选取1997～1999年美国国际贸易价格的月度数据，以调查税收变量对企业内部交易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各国间的税率差异越大，跨国公司在相关国家间转移的税基也越多[35]。

通过区分跨国企业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财务溢出效应“税基溢出”与“战略溢出”，学者们运用新的方法量化跨国企业真实经营活动或单纯跨境资本转移对“税基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De Mooij和Ederveen通过跨国企业真实投资活动在不同地区的配置，发现一国企业所得税的平均有效税率每降低10个百分点，外国直接投资的平均存量会随之增加，从长远来看，平均存量的增加超过30%[36]。Heckemeyer和Overesch着眼于实际资本转变和单纯财务利润的转移活动对“税基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每提高10%，在该国经营的跨国企业的报告利润将减少8%[37]。Dharmapala和Riedel利用1995～2005年期间欧洲跨国公司数据，探索了跨国企业较为常用的几种利润转移方法对“税基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发现美国跨国公司2011年的收入中避税天堂占比42.6%[38]。Crivelli等使用173个国家1980～2013年所得税收入和法定税率数据，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真实经营活动或单纯财务利润转移对“税基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和非OECD国家的财政收入对企业所得税的依赖更为严重，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2]。同时，由于“避税天堂”国家的经验描述不完全匹配其吸引跨国企业利润转移的特性，以及发展中国家企业层面数据的不足，增加了“溢出效应”识别的难度。以上研究表明，由于跨国企业内部投资活动在不同地区的配置是内生的，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可能受未观察到的因素决定，所以实际收入转移规模的量化比较复杂，无法获得详细的会计数据以及清晰地确定跨国企业的资产分布是这一领域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

关于发展中国家收入转移的实证研究较少。Fuest和Riedel指出，研究较少的主要原因是可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有限，因为用于衡量收入转移的计量方法存在问题，大多数现有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很难解释。为此，作者提出一些数据集以及研究发展中国家利润转移问题的方法[39](P120)。Jansky和Prats基于对在印度经营的近1500家跨国公司2010年的财务和所有权数据的分析，发现与避税天堂有关联的跨国公司面临更优惠的低税率激励，而且这类公司利用避税地提供保密条款的机会实施收入转移，报告利润与同类公司相比明显偏低，而目前印度政府采取的转让定价规则和对策无法有效解决企业利润转移造成的逃税问题[3]。由此可见，由于发展中国家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税收机关获取涉税信息、识别转让定价的能力较弱，遭受的损失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三)转让定价与国家间税收利益冲突

从上述跨境收入转移的行为和规模可以看出，低税“洼地”被跨国公司通过转让定价广泛用于规避多国特别是高税收国家的纳税义务，由此引发了国家间的税收利益冲突。Fris和Lénik基于2006年瑞士Serono公司股权收购案，最先提出跨国公司价值创造与转让定价之间存在强有力的联系。研究显示，跨国集团在同一行业、同一市场上面临相同的经营竞争时存在巨大的有效税率差异，税收效率方程中的每个点都可以通过转让定价实现价值创造的最大化[40]。Huizinga和Laeven实证检验了欧洲跨国公司在欧洲内部利润转移的程度，结果显示，跨国公司在一个国家的利润变动取决于跨国公司在所有国家税率差异的加权平均数，报告利润是最高法定税率的1.3倍，转移成本估计为税基的0.6%[41]。研究表明，许多欧洲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在德国的利润转移获得税收收入。Sullivan通过分析影响跨国公司降低全球有效税率的国外税收因素发现，由于国外有效税率的下降、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业务的高增长率及国外业务活动的转变，美国最大跨国公司向股东报告的平均有效税率从1997～1999年34.1%下降到2004～2006年30%，2004年美国为此损失的税收收入达174亿美元[42]。Clausing进一步使用1983～2012年期间美国跨国公司经济分析数据，发现至2012年利润转移使美国政府损失的税收收入在770～1110亿美元之间。研究将此分析扩展到其他国家，发现国外持续的企业税率下降是总部国家税基流失的主要原因[43]。

为此，一些国家正在试图通过涉外税收改革的政策选择来降低不利涉外税收对本国税基的侵害③。Becker和Fuest通过居民国确定税收竞争参数的Stackelberg领导者模型发现，随着政府收紧转让定价准则，跨国企业可能会将收入从高税率国家转移到低税率国家，这会导致低税率国家进行更积极的税率竞争[44]。Devereux发现，OECD国家每减少10%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其他国家的所得税税率会降低7%[45]。Klemm和Parys进一步估计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加勒比国家的税收竞争反应，发现国家间差异较小但影响更为明显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战略互动，即每2.5～3%的税率减少将导致其他国家10%的税率减少[46]。由此可见，不同国家间的税收利益失衡，继续激化了一些国家为扩大财源，不断颁布实施降低企业所得税边际税率等税收优惠举措，而国家间开展的有害税收实践有可能导致“双重不征税”的问题，进一步扩大了国际转让定价的侵略性。

四、转让定价税收合规性及转让定价规制研究

(一)转让定价税收合规性研究

前已述及，国际转让定价滥用给一些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税收流失，并进一步引发国家间的恶性税收竞争，因此，基于转让定价对跨国公司的收入转移起着重要的战略作用，独立交易原则的有效性遭到公众和学者的广泛质疑，学者与税务机关对于转让定价税收合规性的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Lo和Wong从税收监管层面详细介绍了我国转让定价法规及使用的转让定价方法，研究发现，税务机关开展转让定价审计的方式以及如何调整转让价格，取决于关联交易的百分比、信息的可获得性和企业所属的行业类型[47]。不同于美国税务机关实行预约定价协议，我国税务机关更多采用基于交易的方法进行转让定价审核，使用成本加成方法较多，但是，目前立法还没有关于如何确定可比性或合理性对象的详细信息。Subhakant和Ranjan通过分析印度法庭裁决的60起转让定价案件，指出多起税收合规诉求和争议案件对发展中国家的税务机关构成挑战，来自东道国的税务机关要求与印度政府划分税收份额，但由于印度税务机关缺乏专业知识，诉讼数量正在不断增加[48]。Christian和Zdanowicz使用IRS规定的四分位法分析2005～2009年的每笔进出口交易，估算进出口不合理定价的公司税成本。结果表明，针对跨国公司进出口商品发票金额过高(或过低)的转让定价交易，IRS通过合规执法活动的额外投资，以补缴公司税的形式获得大量回报。其基本表现是，2007～2016年间美国联邦强制收入为5464.9亿美元，其中1226.9亿美元是审计执法的结果④。并进一步指出，对于不当转让定价违规，联邦政府和国家收入机构目前的信息共享是不够的[49]。Klassen等特别选取219家跨国公司的税务监管数据，计算短期和长期实际税率的各项指标发现，多数跨境转让定价策略都侧重于税收合规性，而不是支付最小化的税收，企业税收最小化的目标带来转让定价税收筹划的不确定性[50]。

综上研究发现，税务机关对税收不合规行为进行审计调整的主要潜在收益，来自减少与跨国公司税务筹划和合规活动相关成本，这主要涉及跨国公司税收筹划和合规中所需的实际资源，减少这些无谓的成本能够为所有国家带来收益，这也是政府对转让定价行为进行规制的潜在收益来源。

(二)转让定价规制研究

对于上述跨国公司利用目前国际税收法律体系的漏洞进行极端的避税操作，2001年OECD以公司税协调为政策目标，提出欧洲跨国公司综合税基的潜在利益将通过公式分配(formulary apportionment,简称FA)制度分配给欧盟各成员国，美国和加拿大先后实行FA制度。Sorensen指出，此项改革可能会减少现有的转让定价问题，但是，维持现行的税率差距会造成新的扭曲，企业税收协调的总体静态效益相当小[51]。Devereux进一步提出，用欧盟单一税收替代现有的公司税收制度将消除新的扭曲[52]。Fuest等使用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外国直接投资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综合数据集进行税基估算，分析引入欧盟共同税基的分配方案对欧盟广泛税基规模和欧盟成员国税基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过境损失抵消，以样本数据为代表的欧盟企业税基显著收缩，在当前制度下被认为吸引账面利润较少的国家，如爱尔兰和荷兰，往往比德国、意大利、法国或英国等大国失去较大数额的税基[53]。Riedel进一步使用德国企业的员工数据，根据相关的工资份额分配适用的FA法规，分析了公司税FA制度下多管辖实体对投入要素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子公司与国外集团成员之间的差异税率上升1个百分点，该公司的工资与资本比例下降1.9%，MJE扭曲了高税收管辖区的就业和工资成本[54]。以上研究表明，FA制度下跨国公司的企业税基在集团层面合并，并根据衡量相关企业活动的方式分配给关联企业。美国、加拿大和德国的地方公司税制几十年来一直遵循FA原则，该制度的主要优点是公司集团内部的利润转移活动被规制。然而，在税收竞争框架下，FA制度会引起国家间税收竞争行为的新扭曲，这意味着公司税在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福利方面发挥积极的财政外部性，导致公司税税率设置的低效率，因此，FA制度在国际范围至今尚未实施。

针对上述问题，经合组织2012年提出“利润转移与税基侵蚀”行动计划，明确指出跨国公司的利润转移是国家遭受税基侵蚀的根本原因，以“最低标准”“建议”和“最佳做法”的形式将OECD和非OECD国家列入三级规范和法律机制，2013年BEPS第8～10项行动对“转让定价指引”进行了大幅修订。对此，Clausing指出，面对公司税基流失日益严重的重大问题，美国的公司税制迫切需要改革，包括降低公司税法定税率，实施严格的公司税基保护措施和更严格的收益剥离规则，对于解决确定高度全球化经济中收入来源的根本问题，提出全球整合和公式分摊两个改革方案[55]。对于最引人注目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问题，Andrew提出，通过政府强制购买跨国公司转移到避税天堂的部分知识产权将其专用于公共领域，以解决知识产权面临无谓损失和避税两大严重问题，不仅减少跨国公司将知识产权转移到避税天堂的逃税额，还不会影响知识产权法对创新产生的激励[56]。Hickman等进一步探讨了公平原则之外的特别措施，以确保转让定价结果符合价值创造和多国企业集团进行的基础经济活动的实质，指出健全的转让定价规则，是全面解决有关利润转移与税基侵蚀问题的一个关键要素[57]。但是，Christians进一步指出，BEPS行动最可能的影响是制定避税决策的过程中强化少数发达国家的垄断，提出应协调项目的法律和制度组成部分，确保各国特别是被系统排除在全球税收政策对话之外国家的实质性参与，并将其作为规范扩散和机构强化机制[58]。由此可见，无论是当前BEPS行动计划渐进推行的全球协调一致的法律和制度规范，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代表采取的防止国内利润流出的若干措施，都存在难以克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失衡导致的国际制度差异。

五、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通过梳理国际转让定价的相关研究发现，低税“洼地”被跨国公司通过转让定价广泛运用于规避相关国家(特别是高税收国家)的纳税义务，由此也引发了国家间的税收利益冲突，而国家间开展的恶意税收竞争有可能进一步导致“双重不征税”的问题。对于如何确定高度全球化经济中跨境收入来源的根本问题，学者们提出全球整合和公式分摊两个改革方案，国际组织则正在推进全球协调一致的法律和制度规范。将这些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对于解决转让定价导致的税收利益受损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理论准备尚显不足，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早期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企业内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转让定价只是作为既定的参数，通常不被用来指导买卖双方的最优决策。很少学者提到，转让定价可能显著影响跨国企业的税后利润。随着离岸外包成为跨国公司优化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竞争策略，转让定价对跨国企业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已逐渐凸显出来。例如，跨国企业通过离岸外包进行低成本生产，利用国外低税率来进行转让定价，已经成为他们攫取发展中国家经营利润的主要策略。在此基础上，发达国家强行将发展中国家制造环节的持续性贡献放于价值贡献的低端，将产品的价值创造全部放在研发环节，使得绝大部分企业利润都被归属到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税收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但对于上述问题，鲜有文献给出解决方案，可见，转让定价的全球价值链在国家间分配决策的总体分析框架尚未形成。

其次，在实证研究方面，已有研究主要以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经营的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尚缺少来自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尽管大部分研究考察了环境变量对转让定价决策的影响，但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成本价格数据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商业环境与发达国家明显不同，而且发展中国家税收征管能力较低，加之跨国公司针对发展中国家商业环境制定的转让定价策略，都会对现有研究结果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一些研究结论难以推广到在发展中国家经营的跨国公司中。

最后，关于发展中国家税收利益受损问题的解决途径，已有文献给出的方案也十分有限。尽管发展中国家受跨国企业避税与逃税行为的影响可能更为严重，但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获得纳税人涉税信息的能力及针对跨国企业避税实践的反避税措施。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的少数国家颁布了一般反避税条款，但尚未对其有效性进行研究，尤其是近年出现的跨国企业外包制造业务，除了少数学者提出合约制造商只获得微薄的制造利润不合理，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地域特定优势外，《OECD转让定价指南》对“成本节约”仍停留在概念的认识层面。

综合来看，尽管当前跨国企业转让定价的研究略显不足，但仍为我国同类研究拓展了研究视角，其中，学者们利用企业层面系统数据，量化跨国企业真实经营活动或单纯跨境资本转移对“税基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为我国该领域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识别、量化和判定本国作为实质活动发生地对产品价值的贡献程度，争取应得的利润份额：

第一，税务机关应尽快建立境内外产品成本价格信息的数据库，以量化发展中国家因低税“洼地”遭受的税收损失规模。现有探索跨国公司逃税和避税行为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研究，多数使用贸易价格数据来探讨异常转让定价。研究的总体思路是识别进出口交易的异常定价，从而估计存放在避税地银行账户中的财富，量化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税收损失。然而，难以获取境外同类产品成本价格信息及本地市场产品价格信息不对称，是各国税务机关开展关联企业转让定价调查、判定异常转让价格并调整差异面临的主要困难。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要求跨国企业完善转让定价同期资料和分国信息披露，尽快建立外部与本地产品成本价格信息的数据库，并与主要资本输出与输入国家积极开展涉税信息交换。

第二，发展中国家应尽快建立合适的本地市场公司的可比数据库，以量化本地市场归因于“选址节约”的税收收入回报。考虑到市场买卖双方的相对竞争地位，企业投资地址的选择取决于销售方、购买方和最终客户在议价中的地位，跨国公司在离岸国家和母国的转让定价策略决定了选址节约的收益情况。相应地，选址节约的合理补偿，需要考量跨国企业在离岸国家的收益与在母国的损失。量化地理市场成本导致的显著差异，必须借助于合适的可比公司在受控交易中对上述差异支付的价格。尽管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商投资企业多为加工类型，税务机关却没有建立本地市场公司的可比数据库。因此，各地税务机关应针对跨国公司信息开发数据库，通过细分指标、细分行业、细分上下游建立可比对象，对不同合同条款，如研发、加工制造和营销性无形资产进行分类建库，将可比对象的差值作为我国市场参与利润补偿的证据。

第三，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强调跨国企业产品价值创造的完整性，努力量化本地市场对跨国企业全球价值链的贡献，获取合理的税基划分。目前以国家间税收竞争为特征的国际税收制度，并没有跟上商业环境的发展步伐，这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充分利用法律漏洞谋取双重不征税的机会。根据经合组织2013年的报告，跨国公司的利润转移策略引发了国家间与公司间税收公平和税收合规的严重问题，保持企业所得税的完整性变得利害攸关。作为吸引跨境制造外包、本地研发和市场营销活动的实际价值创造地，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是跨境利润转移的最大受害者，国家间的不良税收竞争进一步加重了利润来源地国家的税收损失。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进一步细化目前的转让定价规则和对策，如一般反避税规则、资本化细则、成本分摊协议、特别转让定价立法和受控外国公司规则等，加强“事前”防控、侦查异常转让定价的能力。对于国际社会正在推进的国家间税基划分问题，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强调跨国企业产品价值创造的完整性，把本地市场作为参与全球利润分配的关键要素，必须明确在我国市场形成的利润与留在我国企业的利润要统筹、同步和匹配。

注释：

①OECD. Meeting of the OECD Council at Ministerial Level[EB/OL].(2013-05-29)[2017-12-07]. http://www.oecd.org/mcm/C-MIN(2013)7-ENG.pdf.

②OECD. Aligning Transfer Pricing Outcomes with Value Creation, Actions 8-10-2015 Final Reports[EB/OL].(2015-10-05)[2017-12-07]. http://www.oecd.org/tax/transfer-pricing/aligning-transfer-pricing-outcomes-with-value-creation-actions-8-10-2015-final-reports-9789264241244-en.htm.

③OECD. Harmful Tax Practices-2017 Progress Report on Preferential Regimes[EB/OL].(2017-10-16)[2017-12-07]. http://www.oecd.org/tax/beps/harmful-tax-practices-2017-progress-report-on-preferential-regimes-9789264283954-en.htm.

④IR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Fiscal Year 2016 Enforcement and Service Results[EB/OL].(2017-09-18)[2017-12-07]. https://www.irs.gov/pub/newsroom/fy_2016_enforcement_and_service_resul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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