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贻辰

那一脚是父亲踹的。14岁的小金从正在行驶的三轮车上摔了下去，一头撞上了地。漆黑一片的隧道里，他抱着自己的头，哇哇地叫喊起来。

“疼，脑袋就像一坨面碎成了粉。”小金闭着眼向记者回忆。当时，他蜷缩在地上，看着父母围在自己身边，指指点点，又大声和一瘸一拐的三轮车夫嚷嚷。平日里在五金厂干脏活的父母气势汹汹，这些三轮车夫多是中老年残疾人，没有载客营运证，最怕的就是事故和报警。赔偿谈妥了，小金颤抖着站了起来。这一次“碰瓷”算是“成功”了。

这个14岁少年的腿、手臂、背和后脑勺留着结痂的新旧不一的痕迹。从去年8月到今年10月，小金卷进了父母策划的这门“生意”。这对从四川山区来到浙江务工的夫妻，带着一双儿女，奔波于浙江多地，一次次地强迫儿子在三轮车拐弯或快速行驶时摔出。

“小孩子摔了才可能骗到钱。”母亲文丽说。

直到被警方抓获时，他们已作案近20次，涉案金额上万元。

我又不是铁，怎么摔都摔不疼，你们真的把我当儿子、当人看吗?

路是坑坑洼洼的，小金没掌握好力度，整个身子扑了出去，皮破了，血和泥巴混在一起，他抱着身体大叫起来。这是父母教给他的，“没那么严重也要装那么严重，才能多要钱。”去年8月，小金第一次“碰瓷”，他们选择了离家不远的地方，讹了三轮车夫1000元。

他一点儿也不想参与碰瓷。可家里，妈妈对自己骂骂咧咧：“你不去的话就不要上学了，去学校把你的学费要回来。”妈妈也会哭着说：“家里饭都吃不起了，怎么办啊?”

当时只有13岁的男孩不吭声了。他从老家来到浙江后，随着父母换工作转学两次，新的教材和老师同学都让他感到陌生，成绩越来越差，数学甚至只考了几分。可他还是不愿意“碰瓷”，这个个头越蹿越高的少年很清楚，“‘碰瓷’是不对的”。父亲卢勇听到这话，冲上来甩手就是一个耳光。

卢勇是在媒体报道中认识了“碰瓷”两个字。类似的新闻一多，四十出头的他琢磨着，“碰瓷”的对象得是小孩或是老人，“容易得手”。他盯上了亲生儿子。“碰瓷”在他眼里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儿子疼一疼不是大事，摔一次就能挣到几百上千元。

“‘碰瓷’来钱太容易，太快了。”文丽向记者坦承，没有任何工作能与之相比。

唯一会抗议的，是儿子。一次，这个只会默默抚摸伤口的少年爆发了，冲着父母大哭，“我又不是铁，怎么摔都摔不疼，你们真的把我当儿子、当人看吗?”没人理他。

“都是皮外伤，没什么问题的。”这个没念过书的农村女人向记者解释，“跳的时候我也会看前后有没有车。”

整个社会都在关爱残疾人，怎么会有人来害我们整我们啊

“真的烦死了。”学校是他最后的避难所，在那儿虽然听不太懂数学课，但有同学，没人打自己，更不用去想“碰瓷”的事情。现在，父母连最后这点儿空间也不给他了。

文丽在派出所承认，夫妻俩曾让小金跪在啤酒瓶和小板凳上，目的是为了让他低头服软。

有一次，在宁波“碰瓷”，小金摔下车后，有小儿麻痹症的三轮车夫陈烈鸣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摸了摸他的后脑勺，把他送进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显示，小金枕骨骨折。他的后脑勺肿了一个大包。医生建议“留院观察”，59岁的陈烈鸣也慌了，生怕孩子落下病根。可孩子父母很淡定地说：“孩子的爷爷刚死了，我们着急要去奔丧。”

双方达成一次性赔偿协议，三轮车夫搭上了4000元。一旁的小金觉得“很悲哀”——将自己一手养大的爷爷，已去世好几年了。

就连骨折，也并非由这次摔伤引起。就在前不久，一次“碰瓷”的过程中，小金摔到了后脑勺，经诊断是枕骨骨折。小金还没来得及搞懂什么是枕骨，就听见父亲兴冲冲地跟母亲商量：“趁现在骨折，我们多做几次”。

“他们就没想过，后脑勺存在一定危险性，第二次再在这个部位受伤，可能有生命危险啊。”福明派出所所长林烜说到这事儿一直愤怒。

愤怒的不止是他。一个多月后，坐在派出所里的三轮车夫陈烈鸣眼睛通红，老人提高了音量向记者说：“整个社会都在关爱残疾人，怎么会有人来害我们，整我们啊!”他开了十多年三轮车，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成为被“碰瓷”的对象，“‘碰瓷’不都是碰那些有钱人吗?我们能有多少钱啊?有钱人会这个年纪来开三轮车吗?”

已步入花甲之年的陈毛头也是受害者之一，这个有腿疾的三轮车夫当初被骗时也疑心过，可转头一想，“这父母总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儿子摔下车吧?”他六十好几了，儿子的婚房一直没有着落，自己早出晚归地载客挣钱。3个月前，当孩子倒在地上时，他吓得“发抖”，不停地求这对父母不要报警。这个吃低保的老人甚至不敢去想，如果报警罚没了三轮车，不识字还残疾的自己“还能做什么”。小金父母被抓后，这个被讹了3600元的老人赶到派出所，告诉民警：“这样的人不配为人父母，要让他们脑子洗干净了再出来。”

什么是这个家庭真正的灾难?

眼看着父母开口要价从1000元飙升到8000元，“碰瓷”的次数也从一个月一两次变成了每周一次。一个念头再也压不住了，“跑!”那是小金10多年来最大胆的决定——趁父母休息，偷出了户口簿和930元钱，一路飞奔逃出了家门，最后坐大巴回到了宜宾老家。最终父母还是找到了他。

卢勇向记者坚称，儿子“做了太多坏事”，四处打架偷盗，甚至找人殴打自己，儿子是因为在学校惹了麻烦才跑回老家。文丽的态度更直接，她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这个家落到今天的地步都是因为小金。”她视自己的亲生儿子为家庭的“灾难”。儿子和小女儿相比，学习差、四处惹事，还总被学校开除，让他们“不得不求人送礼”，更让这个家“经济落入困难”。

学校政教处主任陈老师向记者证实，小金在学校表现良好，除了学习成绩较差，并未出现打架、偷盗等行为，学校也从未开除过孩子，更没有向小金父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所以，在一次审讯中，听到卢勇辩解，“碰瓷”的想法是孩子提出来的，自己今天“就是替他顶罪”时，办案警官刘名府愤怒了，“如果不是穿着这身警服，我真想冲过去揍他。”

蒋老师不仅担任小金班级的语文老师，也是学校主管德育的副校长。这个从教20余年的老师认为，小金的父母“根本没有正视自己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个孩子根本不是家庭的灾难。“父母在家庭教育的失职才是这个家庭真正的灾难。”在这所以打工子弟为主的学校里，他需要面对的，是一些“认为孩子只需要吃饱穿暖就可以”的家长。

小金至今记得，父亲被押送上警车前留给他一句话：“一定不要说实话。”

如今，小金和妹妹在学校寄宿。小金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很坚决，“不想和父母再一起生活了。”警官林煊从未开口相劝，这个老警察曾检查过孩子身上的伤，背部、手臂、腿部、后脑勺，浑身上下就没几处看不见伤口的地方。他惊呆了。

小金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回老家”。他想得很远。他说，如果以后自己有了孩子，“我要让他学好，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让他像我爸爸妈妈那样做坏事，一定不能做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