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管理局於本年2018年3月21日在新聞稿發出表示，對兩款在90年代發行的十元紙幣進行回收。俗稱“啡色拾蚊”隨着該項政令，正式成為歷史。

澳門的輔幣與紙幣被宣佈回收一事，實非新鮮事。從開埠以來，葡幣便經歷過不下三百次的回收或更改。原因是當每次紙幣印製時，都需要根據政令批准下方可進行。而每次簽署發行的負責人有銀行的總裁、副總裁等都有變化，由於署名人不同，自然印鈔也相應不同了。以致發鈔版本五花百門，例如在1981年發行的伍圓綠色紙幣，便多達七個不同簽署人的版本。雖然從外表看上去是一樣面值，一樣的圖案設計，但從法令和印製規定的意義上，是涇渭分明的兩回事情。如此變化多端的故有紙幣、輔幣，與當代流行的網購電子支付相比後，有不少市民都認為：煩鎖的貨幣，會否被較方便的電子支付取代呢？

從澳葡政府管治至回歸後，鈔幣的流通已有一百一十餘年歷史。如果以上述更改次數推算，則紙幣或輔幣的更新是每年多達三次之多！這頻密次數的舉動，都教人深思莫解、不容易解答。再加上從近年產生的多種生肖鈔、紀念銀行一百周年等多樣變化情形來看，恐怕這更新次數將會刷新紀錄。在網購文化迅速普及的同時，眼看紙幣快似被取替的假想下，卻在事實上反映出：紙幣不但沒有減少發行和便用，相反在印製上有加無減。那就休說電子支付要取替它們的地位了。這說明了三大重點：一、“方便”不及“保障”；二、幣值浮動的反映；三、實體慣性問題。

常言“家有家規、國有國法”，同樣銀行也有其行規，貨幣流通受到國家機構監控。畢竟電子網上支付，說破天都是科網公司的產品之一，而且相關法規都屬初始階段；其次，“四大行”或其他傳統的銀行業界人士，是否會把這貨幣的掌控權，甘願任由科網行業介入，並容讓他們也共同享有這種職能呢？可見其利益上存在重重矛盾；再者，根據“貨暢其流”的經濟原則下，雖然網上搜尋，應有盡有。但在實體店上，顧客仍是可選擇現金交易或網上支付；而網上購物店裡，顧客則九乘九都只能電子支付了。從此，兩者的付款形式相比結論出：在實體店裡，客人有選擇；網上店裡，客人無選擇！這是商家經營上的一個“死穴”。斷乎不能說：“寧願形式上取得方便，也不要監控上的保證了。”

同時，每個國家也擁有自己獨有的貨幣，從而在兌換上產生匯率變化。國家偶然也透過發鈔來調控匯率問題。而電子支付也需要先在特定的幣值單位計算下，才顯得有相對的實際價值。換言之，貨幣是“母”，網付是“子”。網絡公司倒閉，鈔票也照樣在市面流通；但如果銀行倒閉，那就事態嚴重了！因此，斷乎不能說：“因為得了子，所以母親不用留了。”還有，由始至終，電子虛擬貨幣，仍未得到世界上知名的投資實業家，如股神巴菲特等人的認同和大量持有。

基於此，本澳大可透過保安司轄下機關、相關司法部門、郵電局與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的跨部門合作，這樣便建設於不違反和不侵犯私穩的健全環境下，亦同時配以“智慧警務”的理念，加強和鞏固有關“網警”監控本澳所有網上支付的交收紀錄情況，以備“IP核心網絡”故障出現時，翻查資料所需之餘，同時對不法之徒展開有效的追討和緝拿。而另一方面，因為客戶選用網支的理由，包括了網上售價比實體便宜，所以鑑於網上支付時常以“發紅包”等優惠推出來吸引用家垂青；那麼同樣地，現金支付方式也可進行進階版的“免收服務費”等主動優惠，以制衡市場一面傾向網支的局面，這樣一來，既可同時間接減輕“網絡監控”未來的潛在運作壓力、導致人手緊張的問題；亦可以優惠消費層的普羅大眾，可謂真正的“一家便宜兩家著”。

回想，在80年代已出現的信用咭，不就是電子支付的前身嗎？這更顯然地，令用家從“找咭數”這一環節上，充分體會和明白到“現金貨幣”的重要性。即使信用咭在交易形式上取得了方便，它雖然使人不用帶着一大堆現鈔走來走去，但畢竟時至現在，我們也從未沒看到“誰取代誰”的現象和局面。我們從歷史考據上，只見到人類發明輔幣來取替“貝殻”，原因是輔幣由政府發行，並且有相應監控和保證性，而貝殻則從海灘上隨手拾到便是了。同理，電子虛擬世界裡，電子化的貨幣難道與當時的“貝殻”沒相似之處嗎？人本身是實體的真活人，不是虛擬出來。因此，真活人用真實體的物件，這習慣與生活結合了好幾千年，也沒有大變更。斷乎不能幻想說：“網上支付將全面取替貨幣了！”與其淡看，不如期待！深信兩者必然並存之餘，貨幣仍是主流。

眼看“啡色拾蚊”被回收，好像“紙”輕輕的走了，正如“網·支付”的來。我揮一揮衣袖，發現了不見錢袋！這證明了賊子小偷，還是對現鈔感興趣的。它們的火熱價值，是實實在在地陪伴著我們生活，並不會因電子支付流行而有所減退。 （澳門/少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