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会章

[摘要]海龙囤遗址代表着贵州土司文化制度的兴衰，海龙囤兴建于贵州土司制度的兴盛时期，海龙囤所代表的明平播之役之后，贵州的土司制度开始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从贵州土司文化制度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具有政权兼容性与维护和阻碍民族统一的双重特性，可以说，贵州土司文化制度虽然已经消失，但是其中蕴含的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值得我们一直关注。

[关键词]海龙囤遗址；贵州土司文化制度；演变；特点

一、贵州土司文化制度的发展及其演变

海龙囤是贵州土司制度发展到全盛时期的产物，随着明清两朝实施改土归流，海龙囤所代表的贵州播州土司制度也随之瓦解。

土司制度本質上就是封建中央对少数民族的一种治理方式。贵州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人数众多的地区，每个朝代都重视对其的统治。从唐朝开始，由于国力强大，当时的封建统治者非常重视边陲少数民族的统治问题。于是，他们回顾过去王朝对贵州各地少数民族的统治经验，对其进行归纳总结，首先是实施世袭制度，这样就保证了贵州地方少数民族上层一直成为贵族的权力。其次，唐朝还提出加封少数民族首领军队职位，对地方政权在纳入中央政权后进行安抚。最后，他们还提出相应的奖励机制来鼓励和动员这些少数民族头领在中央政权统治下为王朝效力。

进入宋朝，宋朝统治者在分析唐朝的民族政策的基础上继承其思想，并且强化其统治，推出土官制度，将土官调离，规定赋税义务。此时期，贵州设立州、郡、县，同时中央开始任命外地官员对偏远地区进行管辖，与此同时，继续保证少数民族地区首领的权力，避免使用中原的制度和条例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管辖和统治。

元朝时期，朝廷统治相对松散，统治者在总结前几个王朝统治少数民族的经验基础上，为了安抚和笼络少数民族地方豪强，开始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授予土司，从而正式开始推行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

到了明朝，土司制度到达全盛时期，并且将土司区分为文职和武职，对文职和武职又进行详细分类。此外，明朝还创建卫所，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控制。在1599年，杨应龙对抗中央统治，正是在海龙囤进行最后的顽强抵抗，在这场明平播战役之后，贵州播州数百年的土司制度结束，开始实施流官统治制度，并且辅以卫所进行军事监督和威慑。

清朝开始，统治者看到土司制度的落后和不稳定，开始铲除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割据势力，建立地方行省制度，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并且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取消土司制度，土司制度走向消亡。

二、贵州土司文化制度的特点

（一）政权兼容性——少数民族的上层控制地方政权。土司文化制度，就是通过本地少数民族中有威望、有势力的上层少数民族人士掌控本地政权，进行本地区的管理管辖。这样，就将地方势力、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土司制度纳入中央政权管辖之中，使得地区与中央有了上下隶属关系，与此同时，这种隶属关系仅仅是政治或者是政权领域的上下级关系，而封建中央将经济以及民族等其他方面给予了地方土司更多权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抗拒心理，以及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体系的完整陛，贵州地方经济发展就在原有的社会制度下继续进行。所以说，允许保留这样的隶属关系就是实现中央与少数民族地区政权的兼容性，保证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对中央做出大量贡赋。

（二）维护和阻碍民族统一的双重特征。从短期来看，贵州土司文化制度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权统治方式，起到了稳定地方社会发展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地区内部少数民族形成了相对完整和规范的封建统治制度，而在中央政权管辖之下的各个土司之间又使得各个少数民族聚拢在中央政权之中，从而对中国封建时期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长期来看，贵州土司文化制度又同整个封建时期的土司制度一样，阻碍了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土司制度归根到底还是一种落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贵州土司制度的出现有着其具体的历史原因和条件，在短时间来看，不管是对地方发展，还是对整个封建中国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土司制度是落后于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制度体系，所以，短期内出现的优势和积极作用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问题，就贵州土司文化制度而言，这种地方割据势力加重了各个地区之间的民族分裂，随着矛盾的升级，导致各土司之间战争不断，中央政府权威下降，这就不仅影响了地方土司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对各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的社会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对国家的统一稳定、民族的团结都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