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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者角度谈影响文学翻译欣赏的文化因素

2018-01-17胡学平陈会清

戏剧之家 2017年16期
关键词:思维模式读者文化差异

胡学平 陈会清

[摘要]文学译文欣赏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部分,其效果受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本文拟从受不同文化背景影响的读者角度分析其思维方式导致的对译文的不同理解,旨在说明学习一门语言不可忽视文化的重要性。

[关键词]读者;译文欣赏;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文化差异

瞿秋白在《论翻译——给鲁迅的信》中说:“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与瞿秋白观点类似的茅盾先生,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说过:“文学的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与其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即该文学作品是在某一历史时期产生并反映该时期的风土人情.假设某一国家的文学名著被准确译成另一国家的文字(中译英或英译中),那么,阅读该译文的读者“所得到的概念”是否会像瞿秋白所说的“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呢?或者如茅盾先生所说的“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呢?笔者认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在欣赏译文时(无论是中国人欣赏由英语国家译过来的西方作品,还是西方人阅读由中文译成英文的作品),一般不会产生相同的感受,至少不会产生完全相同的感受。那么影响译文欣赏的文化因素究竟起什么作用?为什么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会产生不同的联想?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具有不同的文化思维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物质决定意识,客观决定主观。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受到他(她)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一旦其世界观形成,那么他(她)观察问题或阅读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作品时,往往以自己已经形成的标准去思考或联想。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这样一段描写“I was a bridesmaid.I came into her room half an hour before bridal dinner,and found her lying on her bed a8 lovely as the June night in her flowered dress——and as drunk as a monkey.”巫宁坤先生将其译为“我是伴娘之一。在举行婚礼前夕送别新娘的宴会之前半小时,我走进她的屋子,发现她躺在床上,穿着绣花的衣裳,像那个六月的夜晚一样美,像猴子一样喝得烂醉。”巫先生将最后一句译为“像猴子一样喝得烂醉”,东方读者读到此处势必会感到困惑,东方人谁看过猴子喝得烂醉的神态呢?显然,as drunk as a monkey是由成语“as drunk as a lord/as drunk as a sow”演变而来的。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其意思显而易见,而对于缺乏西方背景知识的中国读者而言,实在难以理解。

研究表明,在中西方文学作品互译的时候,两种语言只有45%可以对等,因而翻译的困难就要大得多(许渊冲,2012:4)。所以,即使由源语翻译为目的语,读者理解起来也会非常困难。例如《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大中华文库·诗经》将其译为:

When I set out so long ago,(在我很久以前离开的时候)

Fresh and green was the willow.(杨柳青新)

When I homeward I go.(现在我回家去)

Thereis aheavy snow.(雪下得大)

如此直译,西方读者根本读不出其中的含义,因而翻译的目的也无法达到。其实,原文四句是古代人民痛恨战争,珍惜和平的名句,意思是说,当人民被迫开赴战场的时候,连杨柳都舍不得他们走,所以“杨柳依依”含有依依不舍的意思,是借景抒情的名句。原文的后四句是“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也就是说,战士们历经战争磨难,步履艰难,饥渴相伴,心中悲伤却无人知晓,落寞心情可想而知。而杨柳树也因大雪而压折了腰。对于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西方读者而言,要想达到如此的理解境界,确实是勉为其难了。

对于文学翻译,它所涉及的是本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即使日常生活中的简单谚语,也会因文化的差别而导致理解上的偏差。例如,中国有句俗语:“兔子不吃窝边草”。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长大的读者一般会产生如下联想。

一是兔子非常狡猾,它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而免遭进攻(因为吃了窝边草,容易暴露自己所居住的窝);二是人们在指责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时说的话,言下之意,你怎么连身边人的东西都拿?连兔子都不如。上海交通大学毛荣贵教授曾将此俗语译成英文“A rabbit doesnt nibble the grass near its own hole”,一位美国教授Rosemary听了毛教授的翻译后,接口补充道:“Oh,the rabbit is really environment friendly.(哦,兔子对环境很友好!意思是兔子也懂得保护环境。)

对一句短短的俗语竟产生如此大的理解差别,更不用说对一本大部头的文学作品了。甚至一个小小的地名,也会使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产生不同的联想,如“井岡山”“延安”等。因而,“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则大打折扣,“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更是匪夷所思。

在谈到影响译文欣赏的文化因素时,我们不能不提及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该假说认为,语言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模式,不同的语言表达决定了我们认识世界的不同方式。从该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认识,第一,语言可以决定我们的思维方式;第二,不同语言之间的结构差异越大,所反映的对世界的认识越不同。对这一理论,人们争议很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不同语言环境下长大的人,由于受不同客观环境的影响,对某一具体事物会有不同的看法。endprint

文学翻译是借助语言符号在两种文体之间转换,它们毕竟具有相当的抽象性。即使是一幅直观的绘画(当然无需翻译),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人们对它的评价也会有所不同。對于译文的欣赏,其中受文化因素的影响会更大。萨莫娃曾在其文中举过这样的例子:树枝因积雪过多而折断。对于这一现象,美国人认为,“the limb was weak”(树枝太弱),而某些东方人则认为,“the limb was strong”(树枝太强)。针对同一种现象,人们的观点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分歧呢?很显然这是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的。

西方人认为,树枝之所以被压断,是因为其缺乏支撑积雪重量的强度,这似乎是常识。东方人则认为,由于树枝太强,不易弯曲,缺乏可塑性或柔性,雪越积越多,最终树枝被压折。倘若树枝在积雪的重压之下能够弯曲,也不至于被压断。这便是我国道家学说创始人老子所谓的“以柔克刚”学说。

读者对信息的形式和内容的理解,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各自的文化预设(cultural presupposition).原文作者是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下创作文学作品的,原文读者与原文作者一样,具有共同的文化预设(或文化背景),因此读者既能按作者所期望的那样,透过词汇的表面形式去理解信息的全部内容,同时又能领会作品含蓄而深邃的风格。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译文读者并不熟悉原语作者的文化预设,因此只能按照自己的文化预设去理解译文。当译文与原语文化存在巨大差异时,原语读者与译语读者由相同的篇章而产生的联想是大相径庭的。笔者曾与一位美国教授谈起中国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龟兔赛跑。他感到十分不理解,觉得两个不同的动物在一起比赛,本身就不具有可比性,从而由该故事引发出的寓意也就站不住脚了。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即学习、研究语言文化的重要性。人们在欣赏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本时,之所以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感觉,甚至是不理解,这恰恰说明世界各国文化的多样性,而这种异彩纷呈的文化特色也正是吸引人们相互学习、借鉴的重要因素。

各种文化的思维方式、信仰价值和态度体系并不重要,也无所谓孰是孰非,或孰优孰劣,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一味按本文化的模式去看待、评价其他文化,认为只有本文化“才发现了唯一正确的一套行为规范标准”(Samovar,1981:195),这样我们才会以开放的心态去欣赏、学习、吸收别国文化中优秀的文化遗产,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宝库。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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