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超

星马地区（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院线发展一直与上海、香港两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20世纪20年代起，闽人王一亭从沪把默片《孤儿救祖记》（1923）带至新加坡，在漫舞罗戏院放映，被视为华片首次登陆，吸引了大批观众进场。一时间，不少发行华片的商人在星洲冒现，及30年代，更出现十多家专营华片的公司，①这些公司都派有代表驻扎上海与片方联系。30年代开始，邵氏的天一以及赵树燊的大观南下来到香港制作粤语片，受到海内外粤人追捧。自此，上海、香港与星马地区逐步建立起稳定的制片与发行脉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制片业受到严重影响；战后，内地影片的输出更是严重收缩。反观星马地区，影戏院行业却仍然繁荣，出现了三大华语片院线，分别是邵逸夫家族的“邵氏”、新加坡本土富商陆运涛家族的“国际”以及广东籍富商何启荣家族的“光艺”。在当时影片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星马地区的发行商和院商迅速将目光转移到香港影片。自50年代开始，为了稳定片源，何启荣、陆运涛、邵逸夫先后赴港成立制片公司，将香港制作的影片供片至星马地区的院线，集生产、发行和放映为一体，形成“垂直整合”，这与好莱坞大制片厂形态相似。

以往人们都对星马地区邵氏兄弟的“邵氏”和陆运涛的“国际”以及二者之间的竞争关注较多，对同样是星马地区何启荣的“光艺”了解较少。因此，文中试图对星马地区这三大院线的建立与发展进行梳理，比较三者之间的差异性与存在的竞争关系，由此探究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星马地区电影放映发行业的发展现状。

一、 三大院线的建立与发展

1926年，邵逸夫在哥哥邵醉翁的安排下，放弃了进入大学继续读书的梦想，赴往新加坡协助先期抵达的三哥邵仁枚为天一公司开拓南洋地区的电影发行网络。②邵逸夫提出“乡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拿着胶片放映设备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乡村露天放映，经过一番艰辛打拼后，邵氏兄弟得到槟城首富王竟成賞识，得以租下新加坡的华英戏院、吉隆坡的中华戏院、怡保的万景台戏院与马六甲的一景团影戏院[2]，于1927年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发行院线。1930年，邵氏兄弟公司在新加坡正式成立，主营发行业务，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大量购置影院，扩充规模。30年代中期，邵氏兄弟又巧遇星马娱乐业巨头黄文达与黄平福兄弟，以先租后买的形式购入黄氏旗下的新世界游乐场。1940年再斥资买下李春荣及董春波的大世界游乐场[3]，新加坡三大游乐场中，邵氏已拥有两家，这使得邵氏一跃成为新加坡娱乐业大亨。自此，邵氏兄弟已拥有15家自己投资开设的戏院、多家合资的戏院，加上游乐场的收益，收入颇为可观，邵氏兄弟在星马地区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发行网络，为天一公司打开了南洋市场的大门。新加坡沦陷期间，邵仁枚、邵逸夫经营的戏院大多被毁，只余少数小型影院勉强维持。战后，南洋百废待兴，邵逸夫赴欧洲考察先进技术，在南洋改建及扩展原有戏院，并涉足银行及房地产业；至1956年，邵氏兄弟在星马、越南、泰国及爪哇等地，已拥有100家影院和10座大型游乐场，在50年代末，邵氏兄弟再实行“每月一院”方针，到处选址创办影院，使其旗下戏院迅速增加至130多间，以增加旗下影片的放映窗户。①[4]

同邵氏一样，最早在新加坡地区开始尝试电影放映的还有广东籍商人何启荣与弟弟何启湘。1924年，何启荣见放映业初兴，便在新加坡组建了大星影业公司，经营国片放映，从上海买来国片在新加坡光华戏院（即今日莱佛士酒店的位置）上映，还曾为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团引线到新加坡演出。1937年，何启荣父子有限公司、何启湘父子有限公司和一位富商友人张梦生和其女婿张梦贤合资成立新加坡光艺有限公司，主要发行从上海来的影片，排在光华戏院上映，1945年，由天演大舞台更名而来的大华戏院成立，何启荣从上海引入《中国之抗战》作为开业的第一部影片。[5][6]新加坡光复后，何启荣继续经营放映业，亲任光艺公司总经理，直辖戏院有吉隆坡、怡保、槟城、安顺等地之大华戏院、新山首都戏院等，联线戏院亦遍布东南亚各地。在新加坡市中心的大华及首都以放映国语片为主；而马来西亚金华、大华及洗都，则放映粤语片。[7]

在“邵氏”和“光艺”两大家族企业发展的同时，另一大规模娱乐型企业新加坡国泰机构也在崛起。星马首富陆佑的太太、陆运涛的母亲林淑佳1936年在吉隆坡兴建首家联线戏院——光艺戏院，1937年，在新加坡多美歌买下一地段，兴建摩登时尚的国泰大厦，这座大厦1939年建成，是战前星洲最高的建筑，一直是国泰机构标志性的建筑物，内有酒店、餐厅、戏院。当时，这两所戏院每月观众11.8万人次，但对于庞大的陆氏王国来说，收益可算是无关痛痒。[8]陆运涛一直以来接受的都是西方教育，很少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因此思想理念也较为洋化，1940年回到新加坡，接管家业。1945年，二战结束后，陆运涛重返新加坡，在家族企业的基础上，重组名下的地产与银行业务，并选择集现代与娱乐为一体的电影业作为发展，试图打造陆氏电影王国。1946年，陆运涛与英国兰克公司签订协议，把兰克影片发行到星马上映。同时，购买多家戏院，1948年4月，成立国际戏院有限公司，自1949年又以合伙形式在星马建立多所新式戏院，引进阔银幕、新式放映机、空调设备和动向身厉声等，务求达到“每一地区有一家戏院，每一个东南亚人士都能享受高尚的娱乐”②。[9]由1948至1955年，国泰机构的戏院数目增至40多间，两年后，再增加11间。1957年，陆运涛宣布会在3年内，投资1000万元叻币再兴建6间戏院，令国泰旗下影院总数超过60间。陆运涛解释：“我对影业的如此费尽心力，原不过是个人对于这种事业具有浓厚的兴趣，而在我本人的理想中，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东南亚的每一个角落里的每一个人，带来（新形式的）欢乐。”[10]

陆运涛现代化的生活梦想，决定了他经营理念更趋于现代化和时尚化。50年代，面对邵氏兄弟攻城掠地式的院线扩张策略，陆运涛在争夺放映资源的同时，将重点放在改善影院软硬件设施、提高观赏质量等现代化攻略上。[11]陆运涛在新加坡、马来亚、文莱和北婆罗洲新建的影院很多以区内最堂皇、最现代化著称。他新建的影院建筑设计多数都很漂亮，技术与设备都是最先进的，包括空调设备，也毫不吝惜装设最新型的西式音响和放映系统，如阔银幕，还有欧美进口的绒布座椅和名贵地毯。陆运涛的王牌戏院新加坡奥迪安，正好说明他如何向往西式的摩登事物。这座拥有1557个座位的戏院，除有上述先进设施外，还有全球最佳的约克牌空调机、地下大型停车场以及东南亚第一部GB-Kele放映机，戏院还设有专供听力障碍观众使用的特制耳机以及陆运涛亲自设计、有“最时尚装修”的好莱坞式咖啡厅。[12]endprint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星马地区“邵氏”“国际”和“光艺”三大院线鼎足而立，“邵氏”旗下影院数量最多，“国际”的影院设施和环境先进时尚。相比之下，“光艺”虽显薄弱，但其在香港设立的光艺庄源源不断地从香港输送国语、粤语片的情况下，保证了影院的上座，且每发一部片子，都有收益保障。当时，“光艺”在马来西亚的影院收回的票房更多，占2/3左右。同时，作为放映业的老牌，“光艺”在怡保、槟城四大埠都有直辖的大华戏院。

二、 三大院线的争夺

院线建设和发展关键在于影院数量、影院经营以及特色片源。

1946年初，“邵氏”与“国际”曾就新加坡黄金地段的首都戏院的购买发生过争夺。首都戏院拥有1688座，与国泰、奥迪安一样属于热门的传统影院，最终由邵氏斥巨资拿下了这座戏院。[13]在排片方面，“邵氏”会根据不同影院选排不同影片，比如市中心的戏院一般为放映首轮西片的戏院，东方、大光等戏院首轮放映华语片，马来人爱光顾的乐宫和丽士两大戏院则放映马来语影片。[14]此外，在宣传方面，“邵氏”尽出奇招，《新加坡风土志》曾记载过一段邵氏院线有趣的宣传招式：“1958年，为了宣传在首都戏院上映、光头巨星尤·伯连纳（Yul Brynner）主演的影片《手足情深》（The Brother Karamazov），还主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剃光头比赛。参加者共30人，在停车场上由理发师挥剪剃头，并由评判选出最像尤·伯连纳的三位，颁给现金奖。”[15]

竞争之间也有合作，在片源方面，早年间“光艺”与“国际”的合作还是较为密切的，一旦“国际”片源不够，“光艺”便会提供影片，同样的，“光艺”片源不够，“国际”也会提供给“光藝”。[16]

四五十年代交际之时，由于内地片源紧缩，加之“新联”“中联”两大粤语片制作公司掀起的粤语片高潮，星马发行商和院商纷纷转至香港订片。起初，邵氏家族和何启荣家族不分伯仲，前者在香港以南洋片场作龙头，亦间接控制了世光、国家、友侨等片厂，旗下也有长期合作的演员，后者则在香港拥有四大片厂，后又投资了几大片场并将其租给剧组以稳定片源。1953年，陆运涛一方面和富商何亚禄合作，将国泰影业和克里斯影片公司合并，成立国泰克里影片公司，拍摄马来语影片，专攻传说和神话题材，精彩程度与邵氏马来亚电影公司①制作的影片旗鼓相当。另一方面正式登陆香港，成立国际影片发行公司，负责在香港购买影片供应南洋的院线。陆氏登陆香港后，邵氏与何氏的优势就此被打破，中联的作品和国际签订了长期的片约，吴楚帆和张活游主持的小组公司作品又被邵氏争夺[17]，相较之下，“光艺”在粤语片的追逐中呈现弱势。1954年，秦剑找到当时“光艺”负责在港购片的何汉廉，提议在香港建立光艺自己的制片公司，1955年，香港光艺制片公司正式成立，树立年轻青春化的制片路线，多以粤语片为主。同年，为了更好地稳定片源，陆运涛也将之前1953年在香港成立的国际影片发行公司和永华制片公司合二为一并亲自接管，1956年，电影懋业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陆运涛在香港制片业的发展，让邵逸夫感到紧迫，1957年，邵逸夫只身一人来到香港，并在第二年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邵氏兄弟”正式接管了“邵氏父子”的制片业务，仍以拍摄国语片为主，风格较为传统，贴合普罗大众口味，与电懋的时尚、文艺路线不同。之后，邵逸夫和陆运涛新一轮争夺在香港国语制片业再一次兴起，是为两家在星马地区院线竞争的延续。

结语

“邵氏”和“光艺”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便尝试影片放映与发行，并在30年代时初具规模，可谓根基深厚。而“国际”作为后起之秀，陆运涛先进时尚的西方理念加上丰厚的家产，使得他很快成为星马地区娱乐业老大，让“国际”和“邵氏”“光艺”并驾齐驱，成为当时的三大院线之一，在后期，“国际”的经营甚至远好于“光艺”。

可以说，“邵氏”“国际”和“光艺”这三大院线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良性竞争，为星马地区的发行放映业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三大院线的经营策略各有不同，片源选择供给上也各有特色。到了50年代中后期，这三大院商为了保障片源供给，先后转战香港并摇身一变转为制片商，为之后香港制片业的繁荣创下了辉煌的历史。

参考文献：

[1]郑文辉.新加坡电影院早期史[M]//现代万岁——光艺的都市风华.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6：113.

[2][3][4]钟宝贤.兄弟企业的工业转变——邵氏兄弟和邵氏机构[M]//邵氏电影初探.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3：3，5.

[5][7][17]钟宝贤.光艺故事：星马院线与香港粤语电影业[M]//现代万岁——光艺的都市风华.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6：114， 114，117.

[6][16]口述历史：何建业[M]//现代万岁——光艺的都市风华.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6：147-148，151-152.

[8]钟宝贤.星马实业家和他的电影梦：陆运涛及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M].国泰故事.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9：33-34.

[9]钟宝贤.星马实业家和他的电影梦：陆运涛及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M].国泰故事.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9：34.

[10]傅葆石.现代化与冷战下的香港国语电影[M].国泰故事.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9：51.

[11][14]赵卫防.五六十年代竞争格局中的香港国语电影工业——兼论邵逸夫与陆运涛之间的竞争[J].当代电影，2006（4）.

[12]傅葆石.港星双城记：国泰电影试论[M]//舒琪.对电懋公司的某些观察与笔记.国泰故事，2009：68.

[13][16]陈美玲.邵氏兄弟在新加坡——20年代至70年代[M]//廖金凤等.邵氏影视帝国——文化中国的想象[M].台北：台湾麦田出版 公司，2003：55，57.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