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超

(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心理学系, 天津 300134)

1 前言

交流是人际互动的一种典型方式，交流者主要通过语言媒介在人际相互作用过程中彼此沟通信息、经验、期望和假设等，进而发展出某种共同的交流意图和观点等(张恒超, 2013, 2018a; Krauss & Weinheimer, 1964; Kronmüller & Barr, 2015)。在交流共同目标和集体责任的基础上，交流者通过人际互动逐渐实现个体认知向共同认知的转变；这也决定了交流语言认知和个人语言认知过程的差异性，交流语言发生和发展过程相对表现出更多的情境性、人际“冲突-协调”转变性等特征，即交流语言认知过程表现出更多的变化性、复杂性和灵活性特点(张恒超, 2014, 2017b; Brentari & Goldin-Meadow, 2017; Buz, Tanenhaus, & Jaeger, 2016; Nappa & Arnold, 2014; Roberts, Langstein, & Galantucci, 2016)。交流语言认知过程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还源于，交流情境中语言并非唯一的人际互动沟通媒介，交流互动中还包含了大量的非语言媒介和因素，如表情、交流者间的特定关系、交流双方彼此的特定成员身份等(张恒超, 2017a, 2018b; 张恒超, 阴国恩, 2014; Gahl & Strand, 2016; Montag & MacDonald, 2014)。

在交流语言使用的情境中，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交流情境和交流者的知识状态，这两方面影响交流语言信息的选择。任何语言交流过程中，从交流之始交流者即考虑交流的特定物理情境和交流同伴的特定知识状态，然后，将该信息合并入交流语言的表达方式中(说者的角度)，以及交流语言的解释中(听者的角度)。因此，情境和交流者的知识状态影响每一次言语互动中交流者的语言信息特征。文章拟归纳和述评交流语言信息理论：Gricean理论及发展，基于交流语言认知加工的解释。前者着眼于交流者彼此间知识状态对于语言信息的影响；后者则重点关注交流情境和互动性对于语言信息的影响。

2 Gricean理论及发展

对于交流语言信息特征而言，Grice(1975)认为交流双方的“合作性”将引导听者假设说者会向其提供特定情境下的充足信息。在交流情境中，这意味着一个说者被期望提供足够的语言细节，以允许他的听者准确鉴别出指定的交流对象，并保证不存在多余的额外信息。反过来，听者会使用这一期望来解释语言信息的恰当内容。然而，如果一个说者对于信息的最佳数量估计出现错误，或者如果他想无视这一“交流合作性”规则，听者就必须推论出语言之外遗失的信息或者忽视语言中多余的信息，以保证准确地提取说者的真正交流意图。显然，此时说者是“不称职”的，其没有很好地遵循交流合作规则这一假设，这不仅影响彼此的交流合作效率，而且容易导致交流分歧。简言之，“Gricean理论”是交流语言的合作规则，这是交流语用特征对于交流语言信息的基本假设与要求。

2.1 Gricean理论

Grice(1975)交流语言的“合作规则”，作为交流语用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观点，反映了交流互动中语言的一般性合作特征，并提供了交流者间传递和理解语言“言外之意”的合理解释。“合作规则”假设说者是理性的，允许听者对语言信息进行适当的推理。

归纳而言，Gricean理论提出“语言合作规则”的9个具体交流规则，涉及到交流语言的数量、质量、关联和方法四个方面，如表1所示。

表1 Gricean理论的交流语言合作规则

例如，如果一个说者提到“高玻璃杯”，一个听者相应地将推理出交流情境中还存在一个“矮玻璃杯”。听者的这一语言推理是基于假设说者遵循了“交流语言的合作规则”，因此，说者的修饰性词汇是自觉暗含了这种未表达的信息(矮玻璃杯)。可见，所谓的“交流语言合作规则”体现了交流者对于语言能够提供最佳交流信息的期望，这使得听者合理而恰当地推理了交流语言信息而又高于语言本身的字面含义。也就是说，交流语言的信息特征源于交流情境的限定性，语言内容与对象间的联系关系因交流情境、交流目的而相应不断调整(Edelman, 2017; Matovic, Koch, & Forgas, 2014)。

Gricean理论不仅强调交流过程中说者应当以交流目的为核心遵循如上规则，反过来，听者期望说者提供正确数量的语言信息，并且语言信息是正确的、相关的、清晰的，交流合作任务的成功实现依赖于这些交流期望和假设，基于此，Gricean交流语言合作规则可以解释交流语言中隐含义的自觉推理过程。例如,“A：我们没有芥末酱了。B：现在商店还开着门。”从语言字面内容看，B的对话似乎和A相脱离了；但是，Gricean理论的合作规则能够解释A和 B交流语言互动的合理性。A不认为B的回答是不合作或不恰当的，更不会认为B脱离了交流主题；相反，A认为恰当的语言含义是需要进一步从交流语言字面来推理，即B的语言互动或回应，暗指“你应该现在去商店买一些芥末酱”。尽管B交流语言内容的基本义，从字面上看，与A的语言是不相关的，但是交流者彼此会认为两句话间的隐含义是相关的，且A能够完全理解B回答语言中符合交流合作规则的隐含义；同理，B的回答语言不仅表明自己理解了A语言中的隐含义，并直接做出了恰当且合作性的回应，最终双方对交流语言互动过程均是满意的。实际上，Gricean理论的交流语言合作规则假设，交流中双方彼此的特定知识经验能够形成和有助于理解交流语言中的隐含义，除了真正按照字面来表达和理解之外，交谈者利用了合作规则中的“关系规则”来传递隐含信息。交流语句间字面上的脱离，恰恰是对交流关系规则的遵守，或者说，字面上违背规则会使交流情境产生隐含义，并引导听者去寻找字面违背规则行为发生的合理原因，许多情况下隐含义很容易被推理和理解，最终遵循“合作规则”。

针对交流语言合作规则，Grice在之后的理论探讨中进一步重申并简化了两个数量规则：

数量-1：不要表达低于要求的过少信息。

数量-2：不要表达高于要求的过多信息。

进一步提到九个交流规则表现出不平衡状态，比如“数量-2”规则与其他规则相比较相对不重要。事实上，Grice指出某些情境下说者违背了“数量-2”，即交流语言包含了交流目的之外的多余信息，也可能并不违反合作规则，而仅仅算是浪费时间或者多余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使人迷惑不清，可能产生片面观点、错误想法——听者对于交流语言的不恰当推理。所以，交流过程中交流者违背“数量-2”，不会增加说者的认知负担，但可能激发听者不必要的认知推理努力性(Carston, 2005)。

交流过程中，交流者违背数量-2不会威胁到交流目的的成功实现，“但违背数量-1却能够威胁到交流目的。例如,A:递给我苹果；B:递给我小的红苹果。”

A句是很典型的信息不足表述，听者无法辨明所指的苹果是哪个；B句则提供了过多的信息，因为增加了红颜色特征，但是并不影响听者准确辨明所指的苹果是哪个。尽管听者对违背数量-2的交流语言会相对宽容地接纳，但是可能存在一些超越了情境中数量规则的潜在影响。再看一个交流的例子(Welker, 1994),“A:我正在举办一个晚宴，需要四把椅子。B:约翰有六把椅子。”按照Grice的分析，B的回答好像违反了数量-2规则，因为A仅需要4把椅子。这种回答就迫使A从B的回答中推理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前提是假设B的回答具有合作性。B通过提供了过多的语言信息，暗示出了约翰借给A椅子的可能性，因为约翰拥有的椅子数远超过A需要的数量。

生活中每天的互动交流都会发生这样的例子，可以看到，当存在一定的交流情境特征支持时，交流者能相对容易地加工处理“提供过多信息，即违背数量-2规则”的现象。再如以下三个例子：

A： 你去哪儿度假了？

B： 去了法国南部，乘火车去的。

……

A： 她挣了多少钱？

B： 50美元， 我知道， 因为是我做的工资名单。

……

A： 这附近有车库吗？

B： 拐角处有一个，但今天关闭了。

……

每个例子中，B都提供了超过了A所提问的信息内容。第一组中，A能够理解B提供过多的语言信息是有原因的，B想告诉对方她的假期是“低碳”的；她对火车感兴趣。第二组中，B的“多余解释”暗指仅回答前半部分会令人疑惑或存在争议。第三组中，B的“多余解释”可以帮助提问者，这可以通过交流中Grice 的“关联”规则解释，即B知道自己额外的信息表述是多余的，但可以降低A的认知努力或误解。

概言之，Grice所提出的9个交流规则表现出不平衡的状态，其中对于交流语言信息特征的解释，Grice认为“数量-1：不要表达低于要求的过少信息”是相对更为严苛的交流语言标准；数量-2规则在特定的交流情境下，从表面来看是信息过多，但是隐含义一旦被理解，这些信息对于相应的情境又是最佳信息。

2.2 后Gricean理论

后Gricean理论进一步推进丰富了Gricean理论的交流语言合作规则，对“数量规则”做了重新阐述(Horn, 2004; Levinson, 2000)。Horn和Levinson精简了Grice关于交流语言的推理性解释，Horn认为交流者交流语言的丰富性，源于交流者的特定交流意图；而Levinson则强调交流语言的词汇或句法结构特征，在特定情境下将引发自动化的推理加工，该过程相对不依赖于交流者的交流意图。

基于交流者认知节省性的原则，Horn发展了对交流语言的推理性解释，围绕着“质量规则”，建议用两个一般规则来替代Gricean理论中的数量、方法和关联规则。

A:数量规则：以表述质量为核心，交流语言表达应充分。

B:关系规则：以表述质量为核心，仅做出必要的交流语言表述。

数量规则包含了Grice的“数量-1”规则，交流过程中的语言应充分传递必需的信息。该规则也包含了方法规则的前两个次规则——避免语言表达含糊和有歧义，因为在Gricean理论中方法规则和数量规则是密不可分的。Horn的数量规则有助于听者了解说者的真正意图，这是通过对说者语言表述提出更高的限制或要求来实现的。

关系规则归纳了Gricean理论中的数量-2规则、关联规则和另外两个方法规则(简洁和有逻辑)。Horn指出关系规则比数量规则更为强有力，关系规则将进一步限制数量规则的恰当性，限制语言隐含义的推理程度，即语言内容的丰富性不应超越说者的真正意图。例如， A：“你(B)能把盐瓶子递过来吗？”显然，字面义指B是否具有递瓶子的能力，然而，在一个正常而恰当的交流情境中，B递瓶子的能力是明显的，这与字面义无关，因此产生了一个关系隐含义，暗指要求B做出递瓶子的行为，并要求B充分理解该意图。在关系规则下，我们日常习惯上都是这样表达的，B自然能够根据表述推论出话语的真正意图并完成相应的行为。

3.政府扶持。养猪业收益已经成为解决政府所迫切关心的农民增收问题的重要支撑，为了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养猪业的稳定增长，壮大养猪行业，实现由传统向现代农业发展的顺利转型，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养猪行业的优惠扶持政策，为我国养猪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Levinson对于Gricean理论的发展在于将数量-2规则和关联规则分开了(Horn的关系规则是合并了这两个规则)，提出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规则系统，以覆盖Gricean理论中的数量规则、方法规则和关联规则。

Q规则(Q-Principle)：

说者——交流语言内容在信息量上不能比情境要求的更弱(少)。

听者——确保自己的理解与说者的表述一致。

I规则(I-Principle)：

说者——仅表达必需的信息内容。

听者——在合理解释范畴下推理说者的语言信息内容，确保真正理解说者的意图。

M规则(M-Principle)：

听者——一个表述使用了“标记”，就是有特定意图的。

I规则实际上包含了Gricean理论中的数量-2规则，相当于Horn理论中的关系规则。

综合来看，交流语言信息特征的探讨，“后Gricean理论”根本上继续强调避免“语言信息不足和语言信息过多”。在Gricean理论中，当交流过程违背了这些要求，听者就会主动丰富交流情境以保持数量规则。从交流语言信息特征分析，在后Gricean理论中，说者语言内容信息过多相比信息不足，同样对交流合作的危害相对更少，因为信息不足直接威胁到交流的成功与否，然而，信息过多也会招致交流“惩罚”，代价是误导听者推理的危险性，有时，多余信息将导致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认知推理，传递出与交流不相关甚至错误的内容，进而诱发了非常规的交流情境，这样的语言推理对于交流双方是不经济的：说者想表达的没有被理解，听者又必须增加认知努力来解释多余的信息。因此，语言内容信息过多的现象也不应被忽视。

2.3 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以Gricean和后Gricean的语用推理理论为基础，寻求进一步解释听者怎样利用说者表达的语言信息、交流背景特征以及交流的特定规则，来推理说者的交流意图(Sperber & Wilson, 1986/1995)。关联理论认为，交流语言本身自然创造了关联性的交流期望，这是一个事实，这对于听者理解说者的交流语言意图极为重要；进而关联理论认为交流期望和关联性并不是用来证明某种语言解释的合作假设，而是人类认知的一个基本特征，交流者在语言交流中自然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特征。关联理论提出了语言交流中“语言加工努力”和“语言信息认知推理努力”间的一个协调关系——当前者尽可能小时，后者尽可能大；对于听者而言，交流语言是具有规则性和关联性的。

关联理论倾向于以“关联性”认知规则替代整个Gricean理论系统，“关联性”也包含了Grice的数量规则，因为交流语言的信息数量和关联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例如：

A：你在哪儿工作?

B：在伦敦。

A：你在哪儿工作?

B：在高校，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位于语言学院的三楼，你可以在语言心理研究所找到我。

很显然，这两组语言的交流意图明显不同，数量规则和关联性的密不可分导致关联理论认为一个恰当的关联性语言表述应该包含“提供信息的规则”，该规则决定了交流语言应最低限度或最大限度提供交流信息。关联理论认为语言加工努力和获益间存在一个平衡，说者被期望产生与其偏好或意图相一致的最相关信息，同样，一旦期望水平的关联信息正确传递给听者，听者被期望停止加工而不做额外的推理(Carston, 1998)。实际上，这两方面的期望也是要求交流语言提供正好充分而不过多的交流信息。

在Gricean和后Gricean理论的解释中，提供信息过少的期望不被听者接受，如果增加额外的详细描述，听者将认为这些额外细节的出现是有原因的，要么认为违背了“合作假设”，要么认为是想通过语言表述结构的变化来引发特定的语言推理。而最可能的推理是：交流情境中存在另一个实体，其与靶对象的明确维度不同并具有竞争性，这是语言修饰语恰当性使用的前提；如果交流情境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听者必须重新寻找和推理额外的修饰性表述使用的交流意义；如果仍然没有任何发现，交流语言将给听者带来认知理解中的“额外”损耗。“关联理论”则认为：语言推理过程来源于听者对语言修饰语的关联性探寻。

尽管交流语言的信息规则被不同理论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释，但是Gricean理论、后Gricean理论和关联理论均认为：语言交流过程中，听者会注意到明显违背合作期望的语言信息，这种违背导致语言信息的推理性解释，进而会丰富说者语言内容的表面义。

3 基于交流语言认知加工的解释

关于交流语言信息特征的探讨，不仅来自于理论语言学，还来自于实证研究领域，典型的是：句子加工的组合式解释和互动解释，基于参照性交流情境的解释。

3.1 句子加工的组合式解释和互动解释

语言心理学中，围绕交流语言信息加工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来自交流情境的信息在句子加工早期就被交流者所考虑，或者说，是否非句法信息的加工迟于句法分析。交流语言认知加工中语用敏感性是和交流语境特征交织在一起的，这和语言信息特征的讨论密切相关。如果交流情境中存在两个对象，一个是靶对象；那么听者期望语言句子加工中应该存在特定的修饰成分，以区分两者。这与Gricean理论的数量规则是一致的，即交流者提供充足但又不多余的语言描述信息。换句话而言，语用敏感性的调节作用决定了：考虑交流情境各方面的关联性，从而决定语言提供信息的特征。

语言句法结构上的限制与句子加工中交流情境的限制是否不同？对于该争论的检验通常是使用句法模糊的句子来考查。形成了句子加工的组合式解释和互动解释，这最早源于词语认知的相关文献(McClelland & Rumelhart, 2013)，两种解释认为一个句子句法结构的认知过程受到其他语言水平的限制，如语义、上下文、语言背景，以及来自加工最早期的互动(张恒超, 2018a; Altmann & Steedman, 1988; Duran & Dale, 2014; Nappa & Arnold, 2014; Spivey-Knowlton & Sedivy, 1995; Taraban & McClelland, 1988; Trueswell, 1996)。进一步互动解释更为具体地提出，在最初的语言加工阶段，优先类型的信息(句法结构)最先发生作用，其他类型的信息(互动信息)随后才被交流者考虑，潜在导致语言认知加工中出现追踪性的再分析，从而形成一条语言信息加工的“花园路径”(Brentari & Goldin-Meadow, 2017; Ferreira & Clifton, 1986; Frazier & Rayner 1982)。随着实证研究的不断推进，组合式和互动观点逐渐融合进“花园路径模型”(Boland, Tanenhaus, & Garnsey, 1990; MacDonald, 1994; Tanenhaus, Carlson, & Trueswell, 1989)。

“花园路径模型”(The Garden Path model)假设一系列的语言信息加工过程沿着两个独立的阶段发展。首先，在交流之始，语言信息增量加工在结构上是模糊的，语言的句法分析程序完全是基于句法规则限制而进行的。其次，基于交流互动限制的路径形成了另一个独立的平行加工过程，在该阶段中来源于互动的多种信息会同时介入句法加工过程，尤其当句法组合式加工过程简单而模糊时，互动信息可以起到联合句法、语义和交流情境信息的作用，交流互动性的激发作用不仅限制了语言的发生过程，同时限制了语言的理解过程(Taraban & McClelland, 1988)。

3.2 基于参照性交流情境的解释

交流互动限制交流语言信息特征的观点，得到“基于参照性交流情境解释观点”的进一步推进。该观点认为，交流语言互动过程是交流者间彼此语言相互参照的过程，语言的参照性功能限制了语义和语句结构歧义的解释，而这一参照过程典型关联于特定的交流情境(Altmann & Steedman, 1988; Crain & Steedman, 1985; Gahl & Strand, 2016; Montag & MacDonald, 2014)。

交流中任何一个语言词汇发生时，不同的解释均可能同时产生，参照性交流背景或上下文将最终决定该词汇的解释，这就可以说，交流语言信息特征的评价决定于语言信息解释和参照性情境的一致性。尽管在Grice的观点中并没有讨论该问题，但是其强调交流者对于违背语言信息期望的句子结构是敏感的，这与基于参照性交流情境的解释实际上是一致的，因为参照性解释支持语言交流的目的是准确表达和理解独一无二的指示物，即语言信息不应存在歧义。

参照性交流情境对于早期句子加工的影响也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使用了视觉情境的范式。如听者在语言信息和期望的推理过程中，通过注视交流情境中的非指示物，帮助消除形容词的歧义，并排除具有相同属性或特征的干扰项目，即情境信息快速丰富了语言的语义解释，并优先确定修饰性形容词的具体指向(Hanna, Tanenhaus, & Trueswell, 2003; Heller, Grodner, & Tanenhaus, 2008; Jacquette, 2014)。研究者指出，由于参照性交流情境的存在，不同层次形容词的常规意义会自动引发一个具有比较性的解释，从而降低交流者语用推理的复杂性和模糊性(Bierwisch, 2009; Roberts, Langstein, & Galantucci, 2016; Siegel, 1980)。这些结果直接证实了“基于参照性交流情境解释”的观点，这有助于进一步解释，交流语言加工的最早时刻表现出来的Gricean理论规则的敏感性，实际上关联于交流情境的参照性。在Gricean理论的合作规则和第2个数量规则假设之下，听者期望交流语言的内容恰如其分的提供信息，这可以通过归因于合作交流情境中独一无二的情境信息，这也是用一个特定的修饰语克服语言交流无效性的前提；实际上，后Gricean理论的观点对于交流语言的比较性推理解释与此相似，基于参照性交流情境的比较性语言信息推理也可以通过“关联理论”做出解释，即交流语言应该是最具有关联性的，最提供信息的，最符合交流期望的，任何语言修饰语的使用均应体现这种直接关联性，以促使语言信息的表达和理解是独一无二的，符合特定交流情境的需要，即语言信息的关联性离不开特定交流情境的参照性。

4 启示和展望

交流语言信息特征的理论解释不能单纯依赖于某种单一因素或单一过程，显然，交流语言认知和个人自我语言认知过程又存在显著的不同，因此，交流语言信息的探讨不能离开语用的基础，未来研究应通过更为接近现实或自然化的交流情境，通过多因素设计来探查交流语言的信息特征。尤其在具有较多要求性的交流情境中，语言信息的恰当性更为典型的表现出追求较大的认知收益，以及最小化的认知损耗；否则，听者就可能拒绝该语言表述。

实际上，在特定的交流情境之下，交流语言的信息特征可能同时表现出信息过多和信息过少，信息特征的解释可能不是简单纯粹的。如上所述，交流情境的复杂性和独特性，特定条件下交流语言的现实功能特征，交流语言信息特征探查方法、思路的差异性等，均可能影响交流语言信息特征的认知理论解释和归纳。而当前认知实验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交流语言认知过程和个人自我语言认知过程相比较，具有更大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变化性，认知实验研究虽然更为客观，但对于实验控制严格性的追求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对交流语言信息特征丰富性、灵活性的真实展现。例如，已有交流语言信息特征的认知实验研究中，倾向于采用简单的视觉情境范式，其目的是为了准确聚焦于即时交流语言的具体内容，方便于信息特征的精细分析；然而，这却不利于展现交流语言互动的动态发展性，举个不很准确的比喻，就如“照片”传递给我们的内容不如“录像”更为丰富、生动。概言之，交流语言不是静态语言，交流语言的信息特征也不是固定化的，其具体特征应服务于交流者间动态性的思想联系，以及彼此间的认知碰撞与契合，在特定的交流时间进程中将因时、因势而不断调整变化，因此，对于交流语言信息特征的认知理论解释和探讨不应采取一个孤立的标准和范式。

未来研究中以下影响因素是实验设计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尤其是影响语言信息的潜在因素：首先，实验任务中，呈现的刺激系列的复杂性(通过增加刺激系列中竞争性刺激的数量来实现)；其次，实验任务中，需要辨别的靶对象重要性的增加(提升成功传递和理解语言信息的奖励)；最后，当实验中靶对象重复呈现时，交流者语言互动中形成的参照惯例，及其对语言信息特征变化性的影响。

在多因素的实验设计中，可以以渐增的方式不断在实验设计中增加因素数量，以检验每个因素的影响强度、性质和彼此间的作用关系，未来研究应创设更为接近现实的实验情境并变化不同的影响因素，这有助于最终建立一个交流语言信息特征解释的机制，并有助于确定各种限制因素的等级排列清单，该清单具有直接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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