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战胜利后，对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及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无论是根据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还是基于拉住东蒙的现实需要，中共毫无疑问应持肯定、赞助的态度。但东北局、西满分局和冀热辽分局因所处环境不同、领导人的理论、经验有别，对东蒙的处理方式相差甚远。中共中央调整对策，要东北局与晋察冀中央局协调对内蒙古的方针，共同与东蒙谈判。抗日战争结束后处理东蒙问题，是中共民族主张在实践中的第一次演习。

【关键词】中共；东蒙；西满；热河；民族政策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5-0067-12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蒙的蒙古族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军校官兵等先后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起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及东蒙古人民自治军，形成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中共要抢占东北、热河，建立西满、热河根据地，不可避免地要与东蒙打交道。问题是，过去长期宣传的民族自决、民族平等理论在现实中行得通吗？东北局、西满分局和冀热辽分局所处环境不同、领导人的理论、经验有别，对东蒙的看法、态度和政策会一致吗？中共中央面对1946年初国内局势可能走向“和平民主”，又会怎样认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及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呢？对于以上诸多问题，以往的研究成果主要着墨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成立、活动及其与中共的合作等，而对中共中央转变东蒙对策的深层次原因，以及中共不同地方党政军机关不同因应的多重面相缺乏深入的分析。①

一、中共中央对东蒙问题的现实考量

内蒙古分东、西，是历史上蒙古部落间互相争斗的产物。其中，东蒙作为一个地域名称，在清代时所辖政区为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即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兴安盟、赤峰市、通辽市及吉林省西部、辽宁省北部、黑龙江省西南部地区。②日本占领时期，将该地划为伪“满洲国”的兴安总省及“省外四旗”③“锦热八旗”④等。1945年8月，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进占该地后，部分蒙古族革命者、开明上层人士、大批知识分子及一些曾在伪满政权任职的官吏乘机起义，在兴安盟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公开宣布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组建“东蒙本部”。同年10月，相继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民警大队。

东北及热河省，日本占领长达十数年，无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在该地区均没有多少影响。抗战胜利后，中共迅速决定倾全力进军东北及热河、察哈爾，与国民党展开争夺。到1945年9、10月份，中共冀热辽部队乘地利之便，已占领热河省大部及东北的许多大中城市。进入11月，东北形势陡转，中共再想独占东北已属无望。同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到东、北、西满的中、小城市及农村，建立根据地。①12月上旬，东北局下令，以李富春、吕正操、张平化等在郑家屯（今吉林省双辽市）组建西满分局、军区。②西满，即山海关、锦州、沈阳至哈尔滨的铁路线以西地区，包括阜新、通辽、开鲁、洮南（洮安）、扶余、三肇（肇东、肇州、肇源）、安达、齐齐哈尔、嫩江等地。③显然，中共要在西满和热河建立根据地，势必面临着怎样处理与当地蒙古族及其领导力量东蒙党政的关系问题。

可直到1945年底，不但许多中共地方干部刚刚接触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感觉很陌生，而且中共中央也不十分了解东蒙的具体情况。同年12月下旬，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撤至锦州以北的义县、阜新、朝阳一带。该地原属卓索图盟，当时部分蒙古王公“骑上马打游击”，青年人则要求建立旗政府和武装。对此，黄不知如何处理，只得向东北局请示对策。④很可能辗转获悉上述简要情况后，中共中央一时也拿不出好的办法。此时，抗战时期八路军在大青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受挫的教训肯定记忆犹新。⑤历史经验告诉他们，在蒙汉杂居地区，“蒙古民族对我态度之好坏，为我在西满及热河成败的决定条件之一”。目前，共产党只能“对蒙古民族采取十分谨慎的政策”。中共中央告诉西满、冀热辽：“首先不要侵犯蒙民各阶层任何利益，一切征粮征税均应暂时免除，同时并设法给蒙民各种好处”；“不能实行与外蒙相同的政策，对王公恐不能加以打击”。同时，争取时间，“积极从各方面调查蒙民地区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种情况加以研究，然后决定对蒙民的政策和口号”。⑥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走向飘忽不定，时局瞬息万变，根本容不得中共慢慢调查。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苏联希望中国实现和平，因此转告中共中央：“不应想苏维埃化，应决心停止内战，并取得蒋同意进行民主化”。并警告说：“中共如再不停战，美国军队和空军会压下来”。⑦到同月下旬，国共双方已在关内停火，政治协商会议有望达成妥协。中共中央据此估计，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武装冲突暂时难以避免，中共仍须改弦易辙。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原来“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中共中央强调，和战的责任决定人心向背，“如我们对国民党采取内战方针，我们必归失败。”①尤其是到1946年1月31日，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大体取得一致意见，中共中央觉得“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中共党、军队和解放区均将走向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②总之，“在那段短时间里，我们党内洋溢着一种乐观的情绪。” ③

恰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中共转向和平方针期间，东蒙态势已然发生变化。1946年1月中旬，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兴安盟葛根庙召开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该自治政府要求在伪满所有设旗地方（包括但不限于）实行“高度民族自治”，建政、建军、建团、立旗。“这就是要‘独立自治，要同中国分离”。④从2月上旬起，东蒙此举不但引起国内报刊的质疑，而且受到美国的注意。中共也被牵扯进去，与苏联一同受到责难和攻击。⑤在国共严重对立，甚至处于战争状态时，中共可以无视国民党的政策，不用过分看重国统区媒体的宣传，而更多地使用军事手段赢得战场上的胜利。可国内和平即将到来，中共要取得更多的舆论同情和政治得分，自身的声望与名誉就显得弥足珍贵。何况，中共准备派人参加即将由国民党主导的新“联合政府”⑥，自身角色和地位也会反转过来，即“不再是以在野党的攻击的姿态，而是作为一个部分在朝的党，负责任有办法的姿态”。⑦

面对国民党“利用所谓内蒙独立问题大造谣言”，中共对东蒙策略不可能再从长计议。在对手头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纲领做出评估后，1946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向東北局、晋察冀局及西满分局、冀热辽分局、乌兰夫等明确表态：这“过左”的，中共“不能赞助该党之纲领及活动”；如有可能，还“应劝阻其改变方针”。目前，内蒙古搞“独立自决”仍不合时宜，而应以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为依据，主张“民族平等自治”。⑧

此时，中共中央收到从冀热辽分局转来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宣言、纲领等文件，进一步了解到东蒙的实际情况。⑨面对空前的舆论压力，中共中央判断，“在今天整个国内国际形势下，[东蒙]成立这种自治共和国式的政府仍然是过左的，对蒙古民族、中国人民与苏联和外蒙的外交都是不利的，徒然供给反动派一个反苏反共的借口，造成中国人民中狭隘民族主义者的一种恐惧。”何况，东蒙还不管不顾，“大吹大擂，发宣言、派代表、请愿”。中共中央估计，这更是“实际行不通的办法，结果反而碰壁，不能实现他们的要求”。2月24日，中共中央告诉东北局及西满分局、冀热辽分局：“东蒙今天应依和平建国纲领第三节第六条实行地方自治，在辽北省与热河省省政府之下成立自治区，至多要求成立一单独的省，作为普通地方政府出现，而不应与中国形成所谓宗主国与类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不必要求单独的货币单独的军队，甚至单独的国旗……请以此方针耐心说服他们，改变作法，并警告如他们坚持现在的作法，我们即不能支持他们，必要时还要声明与他们无任何关系。”最后，为避免东蒙方面拿苏联说事，中共中央特地向东北局交底，“苏联亦不知道与不赞成他们此种行动”，并要求调查后报告东蒙“此举的来历究竟如何”。①

二、东北局、西满分局对东蒙的最初反应

建党20多年来，中共从未遇到过如同东蒙这般大规模的民族问题，当然无暇也无从认真思考。从苏联舶来的民族自决主张基本上停留在纸面上和理论宣传中。1945年最后两三个月，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共干部和军队从东向西、从南向北逐步后撤，进入到东蒙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猝不及防地接触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对此，他们并不熟悉，有的还十分陌生，只能凭借过去长期宣传的民族理论和统战策略行事。直觉告诉他们：承认蒙古族是一个民族，实行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可能是解决该地问题的枢纽。1945年11月东北局在筹备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时，便邀请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派出代表参加，并对其代表“正式表示主张蒙古人民自决”，只不过当前条件尚不成熟。②即将由该会议选举产生的“东北各省人民自治联合会”，东北局准备吸收“蒙民上层分子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员各一人为委员”。③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期间，东北局、西满分局先后去电祝贺。④

在地方层面，辽西地委、阜新工委⑤及洮安县委等应该算是比较早碰到东蒙民族问题的。甫一接触，“不管当时情况如何紊乱，领导上如何不统一，干部对蒙古工作经验如何差，对蒙古社会情况很少了解”，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仍然告诉他们对东蒙应当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政策。换言之，他们“事前精神上没有准备，但一接触就感到这是一个民族问题”，“不约而同的提出了帮助蒙古人民自治的方针，培养蒙古青年，发动蒙古基本群众，团结各个阶层，反对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⑥其中，辽西地委系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在锦州建立的地方组织。1945年11月下旬，受到国民党精锐部队第13军、第52军的进攻，被迫撤出锦州，向北转到北票、库伦一带。在这里，辽西地委首次发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因为不清楚该党的历史、性质和纲领，只能凭中共以往的民族理论做出评估。辽西地委设想：“如调查确系内蒙人民革命的政党，[则]积极予[以]帮助纠正，能以做为基础来开展内蒙古人民的工作”。①

阜新地委书记吕明仁刚刚从山东根据地来到热河省东部。他了解到库伦旗属蒙汉杂居区，便在1945年12月底明确告诉所属各县的县长、县委书记们：“要执行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中民族自决的政策，可通过蒙民自治运动，选出代表单独成立政府，搞好统一战线。”②对该旗境内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吕叮嘱地委秘书长于洪琛：“要了解内蒙古的党刚开始建立，一切政权、军队均缺乏骨干，缺乏革命经验。但绝不要以已有建党二十五年斗争历史的我党，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党的水平，去看内蒙古的党与内蒙古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方针，主要[是]帮助人民革命党，接受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与分配，把我们干部争取合[法]打入政府、军队与下层群众中去，不要成立两套组织形式”。③吕还要求库伦旗的中共干部们：“应当赞助”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自治运动，应当明白他们搞自治并不意味着“反对我们”。中共“只是帮助与协助的兄弟党”，任务是“加强兄弟党”，“不应另建立一套组织系统，不是包办代替他们的解放事业”。④按照这个原则，阜新地委首先与库伦的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建立联系，把干部派到青年团中工作，“接受其领导”。⑤

洮南、突泉等县位于西满北部，毗邻东蒙政治中心王爷庙。1945年10月后，中共干部陆续抵达该地区，接收、扩军、建政。为稳定秩序、排挤国民党势力，该地中共干部与东蒙密切合作，互相支援。12月中旬，东蒙警备大队曾联合中共嫩江一支队攻入突泉县城，解救出被叛乱武装拘捕的中共党员胡秉权。⑥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前夕，中共洮安县委、县政府专门发去贺电。该贺电称：“洮安是你们的大门，王爷庙是我们的后院，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只要双方“亲密的携起手来，为着共同路标而斗争，那么整个的胜利也为期不远了”。⑦1946年1月16日，在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开幕式上，胡秉权“ 站在共产党代表的立场上 ”发表讲话。胡告诉东蒙：“蒙族内部这样的军民团结是蒙族今后的基本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支援为第二种力量”，中共对蒙古民族的解放是“会全力以赴来支援的”。⑧

在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里，相对于阶级斗争，民族问题从来都是从属性的。或者说，“是一个重要但往往被低估的议题”。⑨中共进入西满，与东蒙接触稍多，上述命题似乎反转过来。西满军区司令吕正操、宣传部长张平化估计，东蒙“最迫切的问题是民族问题”，“靠近”中共。⑩依据以上判断，东蒙正在争取平等、自治地位的努力，包括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完全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按照共产党人民族理论的核心原则——民族自决、民族平等，西满分局“对于东蒙人民的自治运动，应抱亲爱赞助的态度，对蒙古人民各阶层利益，亦不应有所侵犯”。①

1946年2月中旬，受西满军区委派，胡昭衡抵达王爷庙。经与东蒙领导人多次接触，胡仅仅“觉得他们有狭隘民族主义的迹象”（指要求内外蒙合并、把设治县及热河划入其自治领域）；阅读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施政纲领等相关文件，也只是发觉其阶级斗争色彩淡薄。如“缺乏除奸除特务、铲除敌伪残余以及减租减息等内容”。除此以外，他并没有感到东蒙的言行有何不妥之处。

科左中旗是哲里木盟政治中心，由西满分局直接领导。该分局确定：应“根据他们的需要和要求来进行帮助，团结进步力量（特别是青年），通过他们去进行蒙古工作”。如资助该旗保安队武器弹药；派干部帮助筹办东蒙军政干部学校；改善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的领导思想及其组织；设立贸易局，解决旗政府的供给。②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后，中共派驻科左后旗的工作团帮助当地政府召开“盛大的庆祝会”，表示“在领导上尊重王爷庙，承认王爷庙是他们的政府”。③4月1日，东蒙在巴彦塔拉成立哲里木省政府，西满分局委托“蒙族联谊部”（对内称“蒙古工作组”）部长方知达前去祝贺，献上锦旗。④1946年3月中旬，围绕科右前旗龙宝煤矿的开采问题，中共地方政府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发生纠纷。后经数次谈判，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吉江行署、西满铁路局达成协议：该煤矿所有权属于东蒙，三方共同投資设立龙宝炭矿公司，合资经营。同月26日，三方在王爷庙召开“经济协商会议”，正式签订联合开发协议。⑤4月上旬，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提出接管其区域内的白城至阿尔山及扎兰屯至满洲里两条铁路线，西满分局满口答应。⑥

三、东北局、西满分局对东蒙辖区等问题的处理

按照苏联的民族理论，“对于那由于某些原因而宁愿留在整个范围以内的民族”，“唯一正确的解决，就是区域自治”。那么，现在东北局、西满分局承认东蒙自治，是否应该全盘答应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所要求的“区域”呢？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宣布成立时，曾声称兴安、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呼伦贝尔、纳文慕仁等盟皆属其“自治区域”。⑦即除伪满时期以蒙古族为主的兴安总省外，他们还想把热河省、锦州省九旗及省外四旗“收入囊中”。有人甚至表示：“凡有蒙人的地方都为蒙古地区，或者以长城为标界划汉蒙疆界”。⑧东蒙数位领导人亦曾向胡昭衡屡屡提议，双方应以以上原则划分辖区。⑨东北局、西满分局则在保证自己政治、军事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东蒙的要求。

1946年1月，中共辽西省委派出工作团进入科左后旗，与该旗政府发生不悦。①为此，西满军区司令吕正操、政委李富春、政治部主任张平化联名邀请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内防部长阿思根进行协商。1月25日，双方围绕双边关系及东蒙各地政权建设等问题确立三条“暂时办法”，是为《吕阿协定》。该协定规定：“在东蒙各地原设县者仍保留县治，由汉人负责，县治下设蒙人自治科；原设旗治者则保留旗治，由蒙人负责，旗治下设汉人自治科”；中共军队“原则上不驻于蒙人居住区”；“双方配合，共同作战”。②同时，西满军区为阿思根开具“证明信”，携带前往哲里木盟、昭乌达盟等地视察，并要中共“各地军政首长可依此原则予以接洽，解决各地我方军政与蒙方军政之关系，并对阿部长整理蒙军尽量协理”。③数天后，西满军区专门以吕正操、李富春、张平化的名义向所属各地发出通令，进一步明确双方划界原则。即“在东蒙各地原设县者，仍保留县治，由汉人负责，归我政府（指中共建立的政权——引者注）领导，县治下设蒙人自治科；原设旗治者，仍保留旗治，由蒙人负责，归东蒙政府领导，旗治下设汉人自治科”。④

可事实上，按照“吕阿协定”划分双方辖区，难度依然很大。原因在于，中共要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即西满、热河，有些战略要地恰恰是蒙古族聚居或蒙汉杂居的盟旗地方。如果依据协定将上述区域全部划归东蒙，西满军队势必被压缩到长春铁路西侧的狭长地带。尤其是“省外四旗”连接着西满、北满两块根据地，中共无论如何都必须控制。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则想把该四旗合起来，成立郭尔罗斯省，收归己有。对于中共在这些地区建立政权，东蒙心生不满，认为这是“剥夺其自治权”。1946年1月26日，山东军区第七师再度收复郭尔罗斯后旗。经过谈判，双方议定：中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及蒙汉群众各派代表，组成该旗行政委员会与政府机关，建立“民族民主的地方联合政府”；并以中共的施政纲领为基础，“吸收蒙人意见”，加以“具体化”。至于郭尔罗斯后旗的隶属关系及四旗建省问题，双方意见仍“未能统一”。⑤直到3月中旬，西满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平化路过白城子，在此盘桓十来天，才把郭尔罗斯后旗的归属及建置等问题初步确定下来。（1）在该旗成立旗政府，受吉江行政公署领导；（2）吉江行署成立民族事务处，在有相当数量少数民族的县内成立民族事务科，在该民族居住的区、屯建立自治区、自治屯，受县政府领导；（3）旗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应根据蒙民历史地位及人口比例两原则进行。旗长由蒙人担任，副旗长由汉人担任，不另设自治科；（4）建立蒙民武装，由吉江军区统一指挥；（5）蒙民中可成立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组织，如大同会、同盟会等，在中共领导之下进行工作。并在蒙民中大量发展党员，形成蒙民领导核心。党的组织不能因民族而有所区分（在旗内建立统一的工会与农会，也不因民族而区分）；（6）旗内资材，中共部队不得擅自取用，由旗政府统一处理。⑥

2月15日，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正式成立后，各省省长准备走马上任，到各地整军建政。这样一来，原来东蒙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自治区域必须落实下来，其与中共在西满、热河的划界问题也就提上议事日程。为此，东蒙首先派遣业喜扎拉森去靠近王爷庙的洮南县，与中共吉江省委、军区联系。业喜扎拉森称，东蒙准备把其辖区划为七个省，其中萨嘎拉扎布等要到林东筹建昭乌达省。在该地双方曾发生不睦，请吉江省委给热北地委写介绍信，以免再生龃龉。中共吉江省委、军区发现自己的一部分地盘也包括在东蒙的辖区之内，赶快于2月20日向东北局请示办法。①东北局书记彭真、西满军区司令吕正操当天接电后，立即告诉冀热辽分局和中共中央：既然东蒙要求将原兴安西省，即昭乌达盟划归其自治范围，那么中共“必须答应”。②考虑到中共与东蒙在辖区问题上纠纷不断，以后可能更形频繁，东北局感到“东蒙自治政府所辖地区应及早确定”。次日，东北局再电冀热辽分局、西满分局及中共中央，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该方案针对东蒙声索的区域，计划：（1）“以原伪满兴安省（以康德八年（1941年——引者注）十二月伪满制地图为根据）划给东蒙政府管辖为宜”。“兴安四省”，即兴安东、西、南、北省，大体包括呼伦贝尔、纳文慕仁、兴安、哲里木、昭乌达（西拉沐伦河以北）等盟；（2）热河省东部9个旗，除赤峰外，悉被国民党占领，中共“可不过问”；（3）赤峰属军事调处执行部划定的共产党防区，八路军已“取得合法地位，不便交给蒙人”；（4）省外四旗距“兴安南省较远且中隔汉人区，亦不宜划给蒙人”，应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地区自治”。东北局建议，西满分局可以依据以上划界原则与东蒙谈判。③

3月中旬，东蒙赴赤峰谈判代表团路经洮南，正式向西满分局提出：“承认其所划自治政府之领域”；原在日据时期维持县治之通辽、开鲁、突泉、林西归其管辖，中共推举县长，由其委任；中共占领的库伦、奈曼、科左前旗等地，“请尊重其领导”。西满分局当面答复：“东蒙自治领域”问题，“中共方面很好办”，关键在于“东蒙自治方针”及“如何取得国民党方面之承认”。④

总之，无论是东北局，还是西满分局，他们都想按照民族自决、民族平等原则处理与东蒙的关系，事事、处处，甚至在政权、辖区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基本满足东蒙的要求。东蒙方面自然乐见其成，愿意进一步与中共深度合作。1946年3月，阿思根与方知达经反复协商，达成协议，规定：“东蒙自治军接受西满军区的领导和指挥，并欢迎中共派去政工干部；第二，西满军区保障东蒙自治军的武器弹药和给养的供给。”⑤

四、冀热辽分局与东蒙在热河的冲突

从战略地位上看，热河省东邻山海关、锦州、沈阳，向南威胁北平、天津、唐山，系东北与华北的重要通道和联系纽带。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曾在南部建立冀热辽根据地，苦苦坚守。苏联对日宣战进占该地区后，中共冀热辽部队迅速越过长城，或从苏蒙军手中，或直接从伪满军队手中直接接收各县、市政权。到9、 10月份，八路军基本把国民党势力排挤出去，顺利控制热河省南部、中部等绝大部分区域，建立起热河分委、热河军区、热河行政公署和冀热辽中央分局。不巧的是，当中共继续向北推进，到达热河省北部的昭乌达盟时，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热河省以西拉沐伦河为界，以南为卓索图盟，农垦较早，大部已转营农业；河之北为昭乌达盟，包括克什克腾旗/经棚、巴林左旗/林东、巴林右旗/大板、阿鲁克尔沁旗/天山、扎鲁特旗/鲁北及开鲁、林西二县。⑥在昭乌达盟，即热北，无论是开垦程度，还是人口密度均呈现出从东、西两端向中部递减的态势。如开鲁与经棚、大板、林西等地多为农区，汉族农民较多。相对来讲，这些地区“蒙汉关系较好，没有大的矛盾”。中部的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右旗蒙族人口仍占三分之二左右。①尤其是林东系“蒙地比较中心的地方”，周围草地一望无涯。②

在苏蒙军队进占热北后，该地局势陷入混乱。1945年9月初，和子章在林东镇建立“巴林左翼旗人民自治委员会”，并在各村设立自治分会、自卫队，维持社会秩序。到11月中旬，全旗自卫队整编成为“公安队”，共500余人。次年1月初，昭盟各旗县在巴林左旗倡议下，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一系列提案。如促进内蒙古自治运动、设置盟政府、盟内民族融和、对共军取友好关系、盟内各旗县共同防卫等。并议决组成“昭盟共同防卫警备队”，公推和子章为总指挥。从政治倾向上来说，和子章长期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有联系，“对共产党、八路军比对国民党信任”，希望中共帮助其实现“民族自治”，相互间建立一种非上下级领导的、“最友爱的同志关系”。③

同年10月，中共热北军分区司令王逸伦在苏联驻军支持下来到热河北部的乌丹、林西扩军。王“利用旧熟人关系，一面委任，让其自去招军，一面加委已有的地主土匪武装进行改造，前后共委任十八个支队、二千多人，都是地主武装和土匪、伪警、特务。”其中，“十四个支队有人，其他四个[支队]是空头衔”。抗战期间，王逸伦曾多年在林东秘密开展地下工作，公开身份一直是小学教员。现在，王逸伦一变成为中共地方大员，这的确不易被更讲究身份等级的蒙古族所接纳。10月中旬，王逸伦派张振山部以八路军名义接收巴林左旗林东镇。“蒙古人当时表示欢迎，和子章等出来接进城里，进行慰劳，送好吃的，请客。”同时想试探真假，“问及朱、毛健康及八路军中工作状况”。张振山部本系王逸伦刚刚收编的土匪武装，对中共和八路军的情况一窍不通，自然“一无所答”，引起和子章的怀疑。张振山的军队还在林东城“匪相毕露，乱抢乱吃”，公开张贴打倒和子章的标语。和子章更加怀疑张系“假八路”，立即将其包围缴械，逼其退回到林西。10月底或11月初，热北军分区另一支部队从乌丹经大板强行去林东，在途中再次与和子章部遭遇，发生武装冲突，再次被迫撤回林西。④而这支部队同样系新收编的武装，“成份多系特务、宪兵、警察等，纪律很坏，对蒙古人遭〔骚〕扰很大”。⑤

冀热辽分局很清楚，在理论上，依据民族自决、民族平等原则，“蒙民、回民有建立自己军队的权利，我党、我军有帮助的义务”。⑥在现实中，山海关、锦州等出关通道被国民党军队切断，热河已成为中共党政干部及军队进入东北的唯一陆上途径。全面控制热河，“在全国战略意义更为重要”。⑦热北的麻烦在于，和子章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党部昭乌达盟政治委员”的名义，指责中共热北军分区“与新民主主义背驰，大有国民党之卑鄙的谋略之嫌”。并要求共产党赔偿损失、退出林西、把“当地编成之武装土匪”交其处置。⑧面对和子章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共热北地委、热北军分区的领导人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这“是个民族问题，弄不好矛盾激化，不利于我们争取民族上层分子，自然也不利于蒙古民族的解放”，强调“暂时不能打”。有人反对这种观点，批评这是“右倾”，主张硬打。①

双方僵持到12月下旬，终在林西城下剑拔弩张，形成对峙。中共熱北地方党政军人员孤守林西，内外交困。1946年元旦，马丁洛夫出面调解，强令和子章部撤退，恢复和平局面。②马丁洛夫时任苏军驻赤峰司令，“懂得不少中国的事”，此次系应王逸伦请求与两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专程赶来。③和子章不为所动，坚持要求“实行内蒙独立”，中共军队退出热北到西拉沐伦河以南，赔偿损失。④眼见和子章丝毫不肯妥协，马丁洛夫分析说，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系“在中国政府领导下的自治共和国”，声言热北属其“领土”，和子章部为其四个军之一。现在，既然和子章“拒绝一切中国军队入境”，中共热北地委可去信给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表示“承认政权，军队都受他领导，为争取建立蒙古自治共和国而斗争”。至于被和子章部控制下的经棚、林东等地，可“由蒙古人任旗长”，中共设副旗长，“在他们领导下帮助工作”。中共热北地委心里知道，国民党军队已抵近到离自己50公里的地方，“力争蒙古反我们”。共产党“应用极大力量，把蒙古争取过来”。可一碰到热北的实际问题，他们又甚感棘手，“估计很难具体解决”。⑤

了解到热北的麻烦，冀热辽分局领导人迭次指示，共产党“应直接间接帮助少数民族的解放运动……应坚持被压迫民族的分立自由，不然便是可鄙视他〔的〕沙文主义者……各民族应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决定自己民族的命运。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各少数民族是坚持这个革命立场[，并以此]一再教育我们的”；目前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主要因为是热北方面不清楚与和子章并非“个人问题”，而是“蒙汉关系问题”，“违犯了民族政策”。冀热辽党、政、军负责人要求热北“负责干部应深刻研究党的民族政策……不能有丝毫的感情冲动”，应“用一切力量争取和平解决”。⑥2月中旬，热河省委书记胡锡奎亲到赤峰，经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卓索图盟领导人白云航商谈，就热北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双方商定：避免军事冲突，暂时维持现状，恢复两地交通。⑦同时，鉴于和子章拖延退出林西县五十家子、新林镇等地，胡又指示热北地方领导人：“应坚持不用武力的和平解决方式，但可以硬一点”。⑧随后，热河八路军主力第68团开进林西，于2月24日与和部在上述两地发生武装冲突。热北地委还一度准备继续向东，进军大板、林东。直到3月中旬，博彦满都、哈丰阿等人赴赤峰与西蒙谈判途中路经林东，命令和子章等与中共谈判解决、共同合作，热北的冲突才暂告平息。⑨

在热河中部的赤峰，当白云航衔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之命而来后，中共面临的局势远比热北复杂。抗战结束后，中共迅速进占赤峰，建立市委、市政府及热中地委、专署、军分区。当地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苏军认可下也组织内蒙古自治促进联合会，主张“自治就是自己干”，疏远汉人（包括八路军），不愿与中共机关联系。⑩1946年1月初，东蒙派白云航来到该市，领导内蒙古自治促进联合会，试图发展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卓索图省、各旗政府和自治军，自任党、政、军一把手。1月中下旬，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代表团刘春、孔飞等人先后抵达赤峰。就此，热中地委、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一方，白云航、内蒙古自治促进联合会为另一方，同时出现在赤峰。

白云航，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今宁城县）人，喀喇沁部王公后裔，国民党蒙族领袖人物白云梯之弟，曾先后入北平蒙藏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当地“是个有名气的人物”。①据说白还曾在赤峰之前会见林彪，得到林10万元活动经费和要中共卓盟党政军机关予以“大力支持”的“证明书”。②既有东蒙和林彪两方撑腰，白云航希望“独自搞，不愿别人插手和负责，以便发展自己的势力，取得领导权”。③他“以当地‘蒙族首领自居，向我们（指中共——引者注，下同）要这要那，其实质是要我们把卓（索图）盟交给他”。对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方针、路线问题等问题“都听不进去，也不愿听”。④据当事人之一、内蒙古自治促进联合会秘书王松龄回忆：“开始我们不接受他们（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引者注，下同）的领导，说他们是西蒙的，我们是东蒙的，不用他们插手，我们就想单干。他们讲，卓盟归热河省，不归东蒙（王爷庙）。又讲，共产党帮助蒙族自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乌兰夫领导的。还讲了组织原则等，我们都听不进去。我坚持己见，和孔飞（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代表团成员之一，被派到卓索图盟工作——引者注）争吵，但也未发生大的破裂。”⑤

白云航等发动蒙民50多人联名签字，分别向国、共、美、苏、蒙等多方申请内蒙古自治。⑥其中，1946年1月21日，乘國民党军队兵分三路进攻热河、赤峰告急之机，白通过军事调处执行部赤峰第二小组上书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他们“希望中央政府急速向内蒙古现地派遣内蒙古问题负责专员，与现地直接谈判”；建议“在内蒙古现地召开内蒙古人民大会，以便确实明了内蒙古人民全体之决议”；要求选派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⑦

问题是，形势比人强。到1945年底，中共已在热河集结部队27个团，约3.7万余人。⑧况且，在中共中央的战略大盘子上，为了保障东北、华北两大根据地不被分割，热河势在必得。⑨次年1月21日，军调部达成协议，将赤峰划为共产党防区。⑩在这种情况下，白云航再想在国共之间态度暧昧，甚至欢迎国民党来人解决内蒙古问题，显然是极不现实的。自己独力支撑，可以做成一些事情，如到各旗动员十余人到王爷庙参加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派人组建内蒙古自治促进联合会翁牛特右旗分会，在青年、学校中进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等。但要想进一步有所发展，如收编反共武装组织正规军，成立内蒙古自治学院，就必须“取得合法的手续与地位”，寻求中共的支持和帮助。1946年2月中旬，中共热河省委书记胡锡奎恰到赤峰。胡亲自出面，数次与白谈话，再三说明向国民党找出路无异缘木求鱼，内蒙古自治运动只有依靠中共。并劝告白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合作。①白云航在赤峰活动一个多月，发现起色不大，开始转弯。此时，中共手握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这面大旗，东西蒙谈判在即，白最终同意双方合作。②1946年2、3月，“内蒙古自治运动促进联合会”、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第三师赤峰办事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热河支队（后称卓盟纵队）、内蒙古自治学院先后成立，白云航担任主任和司令（只有内蒙古自治学院由乌兰夫亲任院长），中共蒙族党员孔飞、克力更等为副主任、政委。其中，热河支队“受八路军指挥”，内蒙古自治学院由热河省政府主办。③

五、结语

建党初期，中共从苏联引进民族自决理论，作为建国的重要原则之一。问题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前，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之外，中共从未遇到过国内任何一个民族主动发起的大规模的自决行动。民族自决实际上长期处于宣传的层面。当抗战结束后中共真正面对东蒙民族运动之时，东北局、西满分局和冀热辽分局只能依据自己对共产党民族理论的理解，结合自身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做出不同的评估和判断，采取不同的对策和办法。其中，东北局和西满分局强调尊重东蒙的自治权及其平等地位，双方打起交道来相对比较容易，也少些矛盾。相反，冀热辽分局要执行中央必须控制热河的战略方针，又想把内蒙古自治运动掌握在自己手中，与东蒙接触起来就较多冲突。由此难免引致东蒙抱怨：“东北八路军对他们好，西边不好”。④

相比于上述政策、做法上的不一致，中共遇到的更大麻烦在于，东蒙搞“高度民族自治”引发国内外各界强烈反对，中共牵扯其中，有口莫辩。在当时国内有可能走向和平局面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迅速调整对策，建议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降到“地方自治”的层面。并要东北局与晋察冀中央局协调对内蒙古的方针，共同与东蒙谈判。1946年3月底、4月初，东、西蒙代表在承德举行会谈。结果，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撤销，归拢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实质上是中共的旗帜下来。

中共中央主导的上述一系列行动，并不表明其放弃或否定民族自决主张。即便是1947年5月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其仍然定位于“实行自治，争取自决”。⑤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中共中央方才明确提出不搞联邦制，不再强调民族自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日战争结束后处理东蒙问题，可谓中共民族主张在实践中的第一次演习。

（李国芳，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