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津锋

这是一封1996年杨绛先生写给辛笛的书信。

辛笛诗人吟几：久润音问想起居佳胜为祷为颂，顷奉惠赐浙江版《手掌集》不胜感喜，大著列入中国新诗经典第一辑，可喜可钦，实至名归，当之无愧也！敬为祝贺。

钟书重病住医院已逾二载，小女患腰椎骨结

核住院医疗亦已八阅月，我劳痛殊甚，草此致谢

并颂

贤伉俪幸福绵绵

阖府安吉！

杨绛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九日

1996年4月，王辛笛先生早期代表作《手掌集》被浙江文艺出版社列入《中国新诗经典》（第一辑）而出版。出版后，王辛笛将新书寄给北京的老友钱钟书、杨绛夫妇。收到赠书后，杨绛很快便回信。

在杨绛给辛笛回信时，由于女儿钱瑗的隐瞒，杨绛并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是癌症晚期。她在给辛笛写信时，还只是说：“钟书重病住医院已逾二载，小女患腰椎骨结核住院治疗亦已八阅月，我劳痛殊甚。” 对一位老人而言，看着两位至亲重病，那种悲苦的心境可想而知。杨绛咬牙坚持着，她多希望自己的丈夫、女儿能好起来，让“我们仨”能重新在一起。杨绛作为妻子、母亲，拥有着中国女性特有的关怀与慈爱，她淡泊而坚韧，她内心坚强而柔软。当好友辛笛从外地寄来诗集，杨绛从内心为这位与自己相识近60年的老友高兴，她首先恭喜老友的《手掌集》被列入中国新诗经典第一辑“可喜可钦”；随后又送上自己的评价“实至名归，当之无愧也”，并希望自己的老友能与自己的爱人徐文漪“幸福绵绵”，一家人“阖府安吉”。

谈及杨绛与王辛笛的相识，还要感谢他们共同的好友盛澄华。1931年，王辛笛考进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他与盛澄华是同班同学。进校不久，王辛笛便知道钱钟书。此人全校有名，博学多才，语言幽默、尖刻，什么人和事经他形容，总能入木三分。在清华期间，王辛笛并未与钱钟书有来往。

杨绛是在1932年苏州东吴大学毕业后，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盛澄华与杨绛因在清华大学同班上过法文课，两人开始结识。杨绛与王辛笛那时可能由于盛澄华的原因，知道对方但并不相识。

1937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的王辛笛，受在巴黎留学的好友盛澄华邀请，趁春假前往巴黎会友。王辛笛到达巴黎后，住在拉丁区盛澄华寓处。而这时，钱钟书、杨绛夫妇也由英国牛津大学来巴黎大学进修。1937年春，当辛笛和盛澄华在街头漫步时，常会与同住拉丁区与盛澄华所住相距不远的钱钟书、杨绛夫妇不期而遇。因为盛澄华的缘故，辛笛与钱钟书、杨绛也都知道了对方，他们当时大多相视一笑，未多作交往。但也就从那时起，王辛笛与钱钟书、杨绛夫妇开始相识。

抗战爆发后，钱钟书夫妇、王辛笛先后回到国内。1938年，钱钟书在归国途中受聘西南联大，在船到香港时，钱钟书独自下船前往昆明，而杨绛则带着女儿钱瑗继续坐船回到上海。王辛笛则是在1939年底回到上海工作，他先在暨南大学、光华大学任教，后到银行工作。1939年7月，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不到一年的钱钟书，趁暑假回上海探望妻子杨绛和女儿。后因一些变故，为了生活，钱钟书不得已只身前往其父所在的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教两年。1941年夏，钱钟书从湖南回到上海探亲。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钱钟书和杨绛被困在沦陷的上海。上海沦陷期间，杨绛与钱钟书饱经忧患，备感世态炎凉，而贫与病总是相连，这段时期，钱钟书每年生一场病。尽管战乱时期生活都不容易，但他们夫妇却常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此时，王辛笛在上海金城银行任职，因其薪资较为丰厚，故家庭境况要好些。那时，钱钟书、杨绛所住的拉斐德路与辛笛家所在的霞飞路相距较近，他们之间来往较之别人要多一些。那时，王辛笛常请钱钟书、杨绛夫妇和一些朋友相聚。对此，杨绛在《我们仨》中曾有简单记述：

“这时期，钟书经常来往的朋友，同辈有陈麟瑞（石华父）、陈西禾、李健吾、柯灵、傅雷、亲如兄长的徐燕谋、诗友冒效鲁等。老一辈赏识他的有徐森玉（鸿宝）、李拔可（宣龚）、郑振铎、李玄伯等，比他年轻的朋友有郑朝宗、王辛迪、宋悌芬、许国璋等。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王辛迪即王辛笛）

那段时间，在夏天的晚饭后，杨绛常陪着钱钟书出来散步，他们常到霞飞路中南新邨辛笛家闲谈。钱钟书是很健谈的人，博闻强识，听他古今中外地聊天，听者可以不出一声，全由他一人说，幽默，讽刺，俏皮，丰富精彩的比喻、入木三分的形容，对听者而言是一种难得的享受。钱钟书的言语常常让人开怀大笑，却又有回味。辛笛常与钱钟书进行切磋，而杨绛则总是笑眯眯地在一旁听着。

对于在那段上海沦陷岁月中，王辛笛给予自己和杨绛的帮助，钱钟书在1973年与辛笛以旧诗唱和时，就曾专门创作过一首七绝回忆此事。

雪压吴淞忆举杯，卅年存殁两堪哀。何时榍拙炉边坐，共拨寒灰话劫灰。

注：忆初过君家，冬至食日本火锅，同席中徐森玉、李玄伯、郑西谛三先生，陈麟瑞君皆物故矣。

抗战胜利后，暨南大学迁回上海，钱钟书到宝山路暨南大学文学院任教，他与杨绛的家也搬到离学校较近的蒲石路。因距辛笛住处很远，他们的来往少了许多。

抗戰胜利，辛笛诗歌创作进入一个高峰期。1948年1月，王辛笛在曹辛之主办的星群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第二本诗集《手掌集》。该书出版后，王辛笛亲题签名，送给自己的好友钱钟书、杨绛。

1949年夏，钱钟书、杨绛接受清华大学邀请，前往北京工作。因工作的繁忙加之远隔千里，王辛笛与钱钟书、杨绛夫妇来往少了许多。后来随着各种政治运动的出现，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为了避免给好友带来麻烦，他们几乎断绝了往来和书信联系。

1973年“文化大革命”后期，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暖，在上海的王辛笛对钱钟书、杨绛等南北友人的思念与日俱增，他常写些深沉含蓄的旧体诗。这一年，他创作了38首旧体诗，《春日偶成》《花下杂诗》等一气呵成，各有十四首，写得有景有情又有思。一次，王辛笛趁从奉贤干校回上海休假之际，他小心翼翼地试着将一首诗寄给钱钟书伉俪，没想到很快就有了回信。辛笛喜不自胜，当即又作了两首七绝寄去。从此辛笛和钱钟书很长一段时间在京沪两地以诗唱和往还。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辛笛与钱钟书、杨绛的来往和书信联系越加频繁。1993年夏，辛笛在上海惊闻钱钟书因病损去一肾，十分惦记，便写信问候。钱钟书当即回信，很关切地询问起辛笛的健康状况。这对清华老学友相濡以沫之情，令人动容。1997年3月4日，钱瑗因患脊椎癌去世。爱女的去世，对病中的钱钟书打击很大。1998年12月19日，一代鸿儒钱钟书在北京逝世，他永远地离开了杨绛和他的朋友们。辛笛得知消息极为悲伤，当即写下七绝二首寄托哀思：

“默存淡泊已忘年，学术钻研总率先。何可沉疴总不起，临风洒泪世称贤。”

“伤心爱女竟先行，此日西游孺慕迎。洗尽铅华遗着在，是非千古耐人评。”

曾经让世人艳羡的“我们仨”，只剩下87岁的杨绛茕茕孑立，踽踽独行。2004年1月8日，王辛笛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2岁。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一封22年前的书信，让我感受到85岁高龄的杨绛先生，在面对爱女、丈夫重病时，其内心的坚强与悲伤；也让我有机会了解钱钟书、杨绛与好友王辛笛长达60年的同学情谊。这些老人虽都已远去，但他们留给这世间丰厚的文学遗产，应被我们这些后学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