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春芬 吴楷楠

(1.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2.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发展研究院，山东 青岛 266100)

2014年，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使用了经济新常态这一概念，指的是我国当前并将长期处于的一种经济状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基于党中央对当前新的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我国当前面临着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推进供给侧改革等重大任务，而海洋经济也不可例外的将会受到新常态下经济形势的影响。海洋渔业作为我国的传统产业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通过认清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特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适应。特别是就当前我国渔业发展的现状而言，其在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这事关全国2000多万以海为生的渔业人口的生存与发展。

一、经济新常态下的海洋社会政策：实施的必要性

经济与民生之间向来是无法分割的两个部分，在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经济新常态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也是机遇和社会矛盾并存、社会风险显性化的时期[2]，这一观点在海洋领域则体现得更为明显。经济上，海洋经济中还存在着较大比重的第一产业，特别是海洋渔业的捕捞和养殖等低端产业将会最直接地受到经济转型的冲击，而在海洋社会，以渔民、渔业人口为主的海洋社会群体则逐渐边缘化，遭遇社会排斥，由此易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海洋社会问题是社会问题在海洋社会的具体表现，主要是在人类的海洋开发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它影响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效应。[3]在这其中，海洋的“三渔”问题、环境问题和权益问题一直是国家在公共政策层面着力实施的重点领域。也因此，迄今为止，国内的海洋公共政策主要集中在海洋环境政策和海洋经济政策方面，对海洋社会尤其是海洋社会群体的生存发展问题关注较少。[4]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渔业人口这一群体当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经济上，虽然其整体的家庭收入依然保持着逐渐增长的态势，分享到了一定经济发展的成果，但与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在增长率上也不如城镇居民和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同时，海洋社会群体内部的贫富分化也日趋严重，其中占据较大比例的渔业人口成为较低收入群体，极其容易陷入贫困。面对突如其来的生产风险与社会风险，这些渔业人口以自身的经济能力将很难保证原本的生产生活。其次，在社会与保障领域表现为一定社会排斥。例如在“失海渔民”的问题上，社会保障的需求与供给明显不平衡，相关的政策也缺乏统一性，未形成一定的保障体系。同时，在渔业生产中较高的风险性和社会保障的投入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匹配，渔民等海上作业人员面临着严峻的健康问题和生命财产风险。另外，在文化和教育方面，渔业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技术能力也十分局限于捕捞、养殖等相关领域，因此在就业市场上竞争力较低。特别是在当前渔民的“双转”政策下，在其它领域缺乏竞争力的渔民极其容易失业，最终落入贫困。

虽然渔业人口的社会问题并非是海洋社会领域近几年才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但在新常态下这些问题将会因经济转型和调整，特别是当前海洋渔业的发展转型所遭遇的问题而不断放大并对渔业人口的生存与发展造成更大的威胁，并容易成为海洋社会的一大“顽疾”。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要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5]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局面已然不再单纯，其不仅会滋生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同时也被这些问题所影响和制约。因此，若要实现我国经济的转生产、调结构，适应新常态，就需要解决好这些社会问题。我国的社会政策已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依附于经济政策，两者应当相互补充、相互弥合，从而具有针对性、系统性地解决我国所需要面对的经济-社会问题。海洋领域亦是如此，若要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海洋经济特别是渔业的发展转型，促进海洋社会的安定和谐，不仅要依据当前的形势和状况及时地选择和实施相关的经济政策，而且还需要实施正确的海洋社会政策。换言之，新常态下海洋社会政策这一角色将是必不可少的。

一般而言，社会政策指的是政府或其他组织在社会公平等价值目标的指导下，为了达到满足民众基本需要、解决社会问题，进而维护社会稳定和提高社会生活质量等社会目标而采取的各种福利性社会服务行动的总和。[6]可以明显看出社会政策解决社会问题所具有的针对性，而作为在海洋领域的具体应用，海洋社会政策也应成为海洋社会问题解决的重要途径与手段。在相关的讨论中，一般认为海洋社会政策是指影响海洋社会群体生活和生计的一切计划及其相关措施，[4]并强调其应更加关注海洋社会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因此，通过结合以上两个定义的相关特征，可以更加准确地认为：海洋社会政策指的是以政府为首的相关主体为解决海洋社会群体的基本生活及其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干预措施的总和，其通过为海洋社会群体提供社会服务，以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并促进其福利的提升。

二、海洋社会政策托底：含义、理念与特征

2013年，我国正值“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的关键时期，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上提出了“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随后，这一论断进一步发展为“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7]在这期间，我国进入了“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可以说，这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极具先见之明的重要论断，体现了政府在解决经济-社会问题时所具有的系统性、先导性的思路。而在海洋社会领域，则需要从党中央的高度出发加以吸收应用，以海洋社会政策托底来解决新常态下的海洋经济-社会问题。

(一)海洋社会政策托底的含义

虽然自“社会政策托底”这一概念提出已4年有余，但学术界基于此的讨论近两年才逐渐展开。王思斌倡导一种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其认为在经济下行并带来新的社会问题时，社会政策要积极有为、回应问题。与经济下行造成问题之后社会政策的消极应付不同，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要积极地、有效地、建设性地回应问题。[8]并且从政策的重要性而言，社会政策托底不仅仅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对策，更是在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当中社会政策本身的角色转变并联系着未来社会政策的整体发展。[9]关信平则认为社会政策托底要求社会政策要针对社会运行各个方面的实际需要，在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社会公平等方面都要充分发挥其托底作用，更好地达到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10]综合以上的观点，可以认为“海洋社会政策托底”作为“社会政策托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根据海洋社会的现实基础上，通过海洋社会政策具有针对性的、有效的解决新常态下所衍生出并不断被放大的新旧海洋社会问题，并且这种政策的介入是积极的，有预见性的。并且基于新常态下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的紧密联系，还要求海洋社会政策托底作为海洋经济政策的补充，能够为海洋经济特别是渔业的发展转型提供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强调的是，海洋社会政策托底不应是一个孤立的政策体系，而是联结一般化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与海洋社会群体特别是渔业人口这一具有特殊性质与结构的人群的桥梁。海洋社会政策托底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在此基础上，社会政策应伴随着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变化维持自身的连续性，并逐步构建起能够实现海洋社会群体全覆盖并且有效保障其生产生计的政策体系。

新常态下的海洋社会需要海洋社会政策，需要其发挥托底的作用。在海洋经济当中，作为传统产业的渔业是最容易受到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的冲击的，而从事传统渔业的这部分人群又绝大多数还是较低收入的渔业人口。他们文化程度较低，缺少除了捕捞和养殖以外的技术和能力，也缺乏能够帮助其实现发展的社会经济资源，是海洋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特别容易在要求质量和创新的新常态下被经济和社会结构所抛弃，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当中的边缘群体。另外，渔业人口当前仍归属于农民这一群体的范畴当中，但二者的差异较为容易被忽视，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亟待完善，本身对农民的保障水平还处于一个较低的状态，对于风险更高、投入资本更多的渔业人口而言，当前所能够对他们进行的保障将显得更为有限。因此，在新常态下若不及时发挥海洋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将会对海洋经济与社会产生较为负面的影响，进一步说，对于当前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国家战略而言也将是极其不利的。

(二)海洋社会政策托底的理念

首先，海洋社会政策托底需要具备以人为本的政策理念。正如之前所述，海洋社会有其自身的特征，本身城市和农村二者之间便不可一概而论，同时农村与渔村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当前，伴随着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海洋局并入自然资源部以突出海洋资源的重要性，而与渔业渔民关系较为密切的渔业渔政管理局则归属于农业农村部，进一步强化了渔业渔民属于大农业概念。然而，对海洋社会的困难群体实施救助和保障时不仅仅需要有大农业的共性，同时还要兼顾海洋社会的自身特点。海洋社会政策托底的以人为本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需要面向新常态下的处于困难的海洋社会群体，针对其社会特征以及基本需求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救助措施，使海洋社会政策能够反映这部分群体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追求。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关心群众，首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疾苦；为广大人民谋利益，首先要为困难群体谋好利益，因为他们眼前最困难，最需要帮助。”[11]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理念则是强调发挥托底作用时的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的人文关怀。对于陷入生存困境的这部分群体而言，其所受到的不仅仅是在身体上的困苦，在精神上同样是一种折磨。作为被边缘化的群体，传统渔民虽然愿意响应国家转型转业的号召，向其它领域进行发展，但却因为缺乏其它的就业技能，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与出路，只能回流渔业重新从事低端的捕捞养殖工作。与此同时，国家层面上作为当前渔业“去产能”和转方式调结构的重点内容之一，减船转产工程进一步挤压了数量众多的渔业人口的生产生活空间。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渔民的心理所产生的生活压力和挫败感是可想而知的，并容易转化为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大根源，而在新常态的影响下，这一情况可能只会更加严峻。因此海洋社会政策的托底，不仅仅是在物质上能够给海洋社会当中困难群体予以帮助，而且还需要对其给予一定的人文关怀，进行心理疏导和支持，让这部分群体能够在新常态当中积极寻找合适的社会位置。

其次，强调个人责任与机会公平。海洋社会政策托底的一大特征在于需要将救助、福利与就业的结合，换言之在通过社会政策给予海洋社会中这部分困难群体予以救助和福利时，也要求政策鼓励其努力工作、自立自强。这强调国家和政府是为其兜底、支持和促进其发展的角色，但最后其决定作用的还是在于每个人自身，个人需要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负起主要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海洋社会政策的托底还需要强调机会公平。为了使这些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海洋社会群体脱离困境、实现自身发展，不仅仅需要激发其个人的责任意识，这部分人群由于缺乏一定的社会资本和发展机会，使其在希望摆脱困境时“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在这一层面上还需要将机会公平内化为政策理念，即为海洋社会群体出创造公平、有利的发展机会，海洋社会政策托底应当具备的发展性政策内涵。

另外，海洋社会政策托底还需要强调社会保护的政策理念。社会保护是社会保障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张之后所形成的概念，主要指的是：仅在遭遇风险时向低收入者提供临时性的救助和津贴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主张进行公共干预，帮助个人、家庭和社区更好地管理风险；对受到社会剥夺的低收入者提供支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12]在这一理念当中，主要强调了政府对于低收入者(或困难群体)的一种积极并且是较为全面的干预，也体现了海洋社会政策托底当中应当具备的发展性的政策内涵。在处于经济转型和风险的新常态下，社会保护的重点在于对改变提供社会保障的选择顺序的要求。毫无疑问，社会保障的核心是社会保险，这是一种以正规就业人群为主的保障措施。但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是否应当关注更为弱势的群体并将这些弱势、边缘以及被忽视的群体作为实施保障和福利的优先选择，这是社会保护所要对国家和政府产生影响的关键所在。而在海洋社会当中，对于普遍遭遇边缘化和社会排斥的渔民等渔业人口而言这一理念就更具现实意义。

(三)海洋社会政策托底的特征

海洋社会政策是解决海洋社会问题的重要抓手，在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时就需要在一般社会政策的视角上兼顾海洋社会的特殊性。因此，海洋社会政策托底在特征上应同时具备一般性的社会政策托底的特征以及海洋政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第一，对处于贫困境地的海洋社会群体的救助。“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13]这一个五年，是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党和国家进行脱贫攻坚工作的关键之年，社会政策在脱贫扶贫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在海洋社会当中，贫困是一个极具现实性的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一方面，从事海洋经济特别是传统渔业产业这部分的海洋社会群体极其容易因为转型与调整的排斥而被经济与社会结构所抛弃从而陷入贫困。其中，由于近海渔业的枯竭、海洋环境的恶化等原因所造成的经济效益下降，从事近海捕捞、养殖的渔业人口是其中最为脆弱，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群体，因此需要海洋社会政策的重点关注；另一方面，正如前述，渔民等海洋社会群体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遭遇社会排斥。与此同时，包括天气在内的各种非人为因素对海洋社会群体的生产造成较大的风险，但由于整个群体的边缘化，在政府层面上缺乏针对性的保障与救助政策，只能依靠商业保险等单一手段保障自身。无论是捕捞、养殖或是其它涉海相关生产，基本上均是资本投入大、人身风险较高的活动，单一的保障难以有效的应对生产风险所带来的冲击，使这一群体极其容易陷入贫困。因此，需要海洋社会政策进行托底，保障这一群体能够离开贫困并且不出现返贫现象。

第二，不仅包括满足基本需要的救助，还需要具有发展性的视角。正如之前所述，海洋社会政策托底应当具备发展性的政策内涵。对于这些处于贫困境地的海洋人口，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13]与社会政策托底相互呼应，再度强调了社会保障的适度兜底的定位。新农合、新农保、生育、工伤、城镇居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是具有发展性的社会政策托底的最核心部分[14]，社会政策托底的实现离不开社会保障的有效实施。而另一方面，则不能让享受社会保障与救助的海洋社会群体成为所谓“吃低保”的福利依赖者，而是需要将其拉回原本的社会结构当中，成为社会正常运行的一部分。但这部分群体一般文化水平较低、也缺乏除了传统捕捞和养殖以外的相关工作技能。在新常态下，这些群体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难以与受过正规教育的新生劳动力进行竞争，最终生活质量将很有可能一直维持于较低水平的相对贫困状态。在这一问题上可以遵循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构建思路，以工作为导向，强调救助、福利与劳动力市场的结合，加强对这些人群的再教育和专业的技能培训，促进政策对象的能力发展。这既可以使其选择继续留在海洋领域从事加工业、休闲渔业等第二、三产业，也可以引导其进入城市成为新的技术工人，为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做出贡献。在这一方面，虽然在渔民的“双转”政策上也有所涉及，但是由于配套政策的不完善，使得这方面政策的落实情况并不容乐观，渔业劳动力回流的状况严重，不仅影响了减船转产工程的进一步推进，也使得这部分群体极易出现返贫现象。因此，海洋社会政策的托底不仅仅需要包含最基本的救助，同时如何提升这部分困难人群的人力资本，使其能够在就业方面有一定的选择和机会亦是十分重要。

第三，突出政策托底的预防性特征。在“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在民生问题上先后强调了脱贫与健康二者的重要性，就海洋社会政策托底的预防性而言，主要强调了对贫困和疾病的预防这两个方面。贫困的预防性主要是针对在海洋社会群体当中处于贫困线附近的这部分人群而言的，这一部分人群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的人群。因此海洋社会政策托底不仅要关注托底的对象，帮助其从贫困和社会边缘回到社会的正常运行当中，而且也要设法避免接近贫困线的弱势群体直接面对经济社会转型的风险。对健康的预防性作为预防贫困当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主要是面向从事传统渔业的渔民和渔工等出海作业的渔业人口。渔业虽然一直属于农业的范畴当中，但和农业不同，渔业存在着与其生产生活相关的职业病问题，其中包括胃病、骨骼关节病、慢性支气管炎等等[15]，由于传统渔业特别是渔业捕捞生产对劳动力的身体要求较高，且这部分出卖体力劳动的人群一般都是中下阶层，职业病的存在将会对其的渔业生产及其生计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同时对于这部分职业病的治疗与康复活动也将会对渔业家庭的经济状况造成负担。疾病是贫困的一个主要根源[16]，对于从事渔业的这一群体而言，贫困预防的一项主要任务即是在生产生活中对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因此在海洋社会政策托底的设计上对于海洋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政策也需要有所侧重，并强调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向。

第四，海洋社会政策的托底要及时，也要提高“瞄准度”。基于海洋社会政策托底需要具有的预防性特征，因此在相关政策的制定、执行的及时性也需要得到保证。社会政策的及时性与其有效性是密切相关的，在新常态下所衍生的经济-社会问题对于弱势群体而言一般都会对其生计生活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危及其生存，而处于边缘群体的较大部分渔业人口等海洋社会群体也不例外。因此，海洋社会政策的托底需要及时对这部分困难群体采取帮助，以保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对于政府而言亦是维护其正面形象以及处理民生问题的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除了政策的及时性以外，政策的有效性与其瞄准度也密不可分。由于我国海洋管理这一领域力量较为松散、问题较多，而且在“双转”政策的影响下海洋社会群体的人员结构也日趋复杂，使得与海洋有关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难以实现其预期效用。这方面较为直接的体现在减船补助、柴油补贴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均为占渔民总数30%的股东和船主，而大多数传统渔民很难享受到这些优惠政策的支持。[17]因此，为了减少类似情况的出现，海洋社会政策的制定者需要深入了解当前海洋社会群体的群体结构及其现实的生活状况，保证政策托底能够真正作用于处于困难的人群当中。

三、海洋社会政策托底的实践要点：几个重要问题

“社会政策托底”这一重要论断并非只是纸上谈兵，其拥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并且通过与海洋社会具体实际的结合，“海洋社会政策托底”这一综合性的概念更具有了现实基础。但是从政策理论向实践转化还需要解决其它层面上的问题。

第一，在政府层面上还需要解决对社会政策，特别是海洋社会政策的重视问题。我国第一次在政府层面上使用社会政策是在2006年，但直至“社会政策托底”这一论断的提出才明确强化了这一概念。[18]并且由于老龄化的深入、住房问题的持续发酵等原因，使得政府在对社会政策的认识上有所提升，然而这仅仅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认识。以此同时，对于海洋社会政策托底而言，海洋社会政策本身及其实践这两个方面政府方面依然还缺乏重视。一方面，正如之前所述，在相关的海洋政策领域较少关注和涉及海洋社会群体的生存发展问题，而要实现海洋社会政策的托底就必须要以较为完善和丰富的社会政策作为一定的基础，因此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首先需要对海洋社会群体加以关注，提起对制定海洋社会政策的重视，促进这一政策领域的系统化、科学化。在当前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虽然渔业渔民属于大农业概念被进一步强化，但也并不意味着海洋渔业渔民领域没有其特性存在，若要解决海洋社会问题，还需要海洋社会政策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方案。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对于社会政策的实践认识还远远不足。以社会救助为例，政府的社会救助依然还更多的停留于资金和物质上的支持，对于增强人力资本、促进这部分人群技能提升的发展型救助理念的实践却相对较少或流于形式。而在渔业政策上，渔民转产转业政策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实际上也是政府在这一方面的认识程度不足所致。从理论上而言，发展性是海洋社会政策托底的重要政策内涵，因此若要将其真正付诸于实践，政府本身还需要在社会政策的实践理念和认识上有更进一步的提升。

第二，要加强救助与服务的结合、政府与社会的结合。正如之前所述，在对困难人群的救助上不仅仅是给予物质上的支持，还需要提供发展型的救助。这是就内容层面而言的。而在形式上，海洋社会政策的托底并不只是单纯的救助，同时还需要将其与社会服务结合起来。海洋社会政策托底需要具备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新常态下这些困难群众并非只是经济转型和调整当中的失败者，而是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潜在资源，即使是在第一产业当中从事传统捕捞养殖的渔民而言亦是如此。因此，海洋社会政策托底不仅要对海洋社会中的困难群体予以救助，同时也要给予充分的人文关怀，通过社会服务一方面疏导这些困难群体的心理状态，减少其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则是帮助其增强自身的能力与技能，特别是提升在渔业领域之外的技能，这不仅能够拓宽这些困难人群的就业空间，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双转”政策、减船转产工程等在海洋渔业领域国家战略的实施。除此之外，无论是救助还是服务，海洋社会政策托底并非只是政府一个主体的“独角戏”。特别是在社会服务领域，政府所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海洋社会政策托底的整体实践是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动员起其它的社会组织参与其中、形成合力，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在这一过程当中，与海洋社会最为密切的海洋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海洋社会组织是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需要将其纳入到海洋社会政策托底的整体规划中，明确各自的分工，互相沟通协作，共同在新常态下保障海洋人民的福祉。

第三，需要注重和其它公共政策的联动和配合。与一般的社会形态不同，由于海洋社会群体的生产生活与海洋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也就决定了要有效实现海洋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仅仅将政策的指向针对“人”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将海洋社会的其它因素纳入考虑的范围当中。以海洋环境为例，这一要素对于海洋社会群体特别是渔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较好的海洋环境下有着较为丰富的渔业资源，这有助于渔民生计的增加。但换个角度来看，渔民也可能是造成海洋环境恶化、导致渔业资源枯竭的元凶之一。因此，针对类似的问题，一方面以环境政策为主的各项公共政策需要加以跟进，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促进海洋的可持续发展，使得更丰富的海洋资源能够惠及海洋社会群体；而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海洋社会群体的教育指导和宣传活动，特别是对于较为困难的群体而言，由于其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对可持续发展不甚了解，在新常态下，随着收入增速的放缓，可能会导致其意图通过数量上的增长来弥补利润上的不足，从而加重对海洋资源掠夺的倾向。因此，海洋社会政策托底是一项整体性的工作，在海洋社会政策本身不断的发展完善的同时还需要寻求与其它公共政策的相互配合。这不仅有助于防止政策之间的冲突、减少政策失灵，同时也有助于海洋社会问题的系统性解决。

四、结语

海洋社会对于我国而言依然还是一个较新的概念。特别是在1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后，作为海洋社会的主要组成，渔业渔民等海洋社会群体归属于大农业框架的理念被进一步强化，这也使得海洋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在政治上的界限更加模糊。但海洋社会当中所存在的独特性决定了其与农村社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也决定了制定和实施海洋社会政策的必要性。至少在当前我国的大农业整体框架下，还是需要存在有海洋特色的社会政策分支。经济与社会是紧密相连的，毫无疑问，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经济新常态这一重要论断体现了当前既是我国寻求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同时也要面对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凸显的严峻挑战，在这一方面海洋领域也不能够幸免。海洋社会政策托底是基于党中央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要托底”的要求所衍生出的一个分支理念。对于海洋经济、海洋社会而言，要了解新常态、适应新常态不仅仅需要普遍意义上的政策引导，还需要针对海洋领域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加以调整。只有同时兼顾了共性和特性，才能更有效的帮助海洋经济社会实现转型与发展，这也是提出“海洋社会政策托底”的意义所在。因此，在建构海洋社会托底的过程当中，同样在一方面需要具备“社会政策托底”当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政策理念和内涵，而另一方面也需要融入海洋经济社会特征，创造出具有海洋特色的政策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