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炎

文化治理是针对影响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各种因素，推进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具体举措、方法、路径。国家文化治理在当下已成为国家现代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内容。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较大。不同区域、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依托不同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在历史上，超越具体时代、地域和民族的中华文化在维系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以中国观念而言，文化尤重于民族。无论是‘天下’或‘中国’，在古代都是具有涵盖性的文化概念，超越了单纯的政治与种族界线。”*余英时：《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载余英时：《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8页。

文化积淀着国家和地方过去、当下的全部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也蕴涵国家和地方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全球化的潮流使得当代国家与区域的治理打破了传统社会固有的疆域与文化边界。区域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治理的生态环境日益复杂。传统农耕经济的现代转型、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文化交流与碰撞，在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管理的体制和机制之间，形成了跨界和跨区域的复杂共生体系。不同区域的人力、物质、资本、信息、信仰、文化影响、价值观念和艺术表现形式，甚至思维、生产生活方式，在其复杂共生体系中多向流动，构成了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方的复杂网络社会。传统文化自组织系统已难以维系，区域文化价值理念、人们的日常生活意义和在地性思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因素在对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影响着国家层面的文化发展和文化治理。

在现代化进程中，区域文化发展涉及的内容多样，路径复杂。从文化的生产、储存、传播和接收角度看，主要包括区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区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区域文化的传播三大系统。区域文化的保护涉及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文化表现形态、文化生活、文化空间的保护与传承。区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是围绕区域文化与现代市场对接，为满足地方与跨地域文化消费构建的地方性文化生活、文化市场、文化生产与文化服务。区域文化的传播则是在全球化时代，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全球人际流动，传播区域文化的过程，包括传播渠道的构建、传播方式和受众边界和空间拓展等。

在区域文化建设中，区域文化的保护与创新是基础，也是难点。在区域文化保护与创新过程中，需要关注“我者”与“他者”的关系，在尊重区域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认同，依托公共文化设施、地方文化设施强化对区域文化、地方文化空间和区域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强化对区域文化价值的评估和挖掘，创新区域文化的形态、新的区域公共文化设施、区域文化空间、文化观念、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人的培养，营建区域文化新的生态环境，实现区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人际流动是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人际流动带来的消费搬动和资本流动为地方依托区域文化，通过文化资源开发，文化消费市场培育和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可能，也是区域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区域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以地方文化艺术为依托的展演型演艺产业、地方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的创新发展、地方传统节庆会展产业、在地性民俗文化体验、区域文化旅游是区域文化创新发展的主体内容。经济的快速发展，庞大中产阶层的形成，城乡文化消费的互动，还将进一步推动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而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也将成区域文化发展的重要路径。

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了地方与全球的空间关系。现代信息技术、复制技术、影像技术、编码与解码技术、信息承载、传播技术，为地方、民族文化的传播带来极大便利。区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区域文化不仅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成为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地方与国家、族群与世界对话的工具可能，在其传播过程中区域文化也可以在其内容、形式和传播渠道、区域文化软实力方面得以创新和发展。

葛兆先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在其《宅兹中国》一书中以充实的文献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从“空间性”和“主体性”两方面论证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具有与欧洲国家不同的历史和传统，认为：文化意识上灵活宽泛的“主体性”和地理疆域上相对固定的“空间性”两者结合，才形成“中国”这一概念的内核，二者缺一不可。也正是“主体性”与“空间性”结合的中国，才使其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早已成为一个实际存在的民族国家。*张隆溪：《掷地有声——评葛兆光新著<宅兹中国>》，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7期。区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域文化能秉承传统优秀文化，吐故纳新。健康发展是国家文化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民族地区各民族和谐相处，社会长治久安，维护国家利益，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

全球化时代，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更趋激烈，地缘政治更加复杂，西方文化势力不断加强，周边国家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现状、文化差异较大，与中国的关系复杂多变。区域文化繁荣发展与文化安全治理关系更加重要，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区域文化在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实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作用日渐突显。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人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从物质生活向精神需求的转化，社会思潮将更加复杂，社会矛盾更加凸出，现代社会的转型发展以及与之对应的社会治理将更加趋于复杂。全球化和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导致文化治理、文化生产、文化传播也更加复杂，路径多元，文化治理难度加大。文化建设在促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自信在宣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作用将更加明显。文化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民众道德修养，促进人全面发展，客观认识社会矛盾冲突，舒缓国内外日益激烈的竞争冲突的调适作用也将更加突显。区域文化的传承创新发展需要在“新内容、新定位、新结构”的引领下，全面纳入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在区域文化发展过程处理协调区域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治理关系中，以三个“纳入”协调处理区域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治理的关系。一是将区域文化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体系，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坚持中国的文化立场，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现状，围绕思考和解决不同区域人民群众关心的文化问题，提出区域文化繁荣发展方案，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和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二是将区域文化发展纳入国家现代社会和地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体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不同区域、民族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促进区域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强化不同区域文化繁荣发展的意识。强化中华民族、国家、区域文化认同，增强对国家和区域文化的归属感、文化的自信力和自觉力，维护多元文化格局，鼓励和提倡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之间文化的相互尊重、相互认同；三是将区域文化发展纳入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国家文化安全治理，借助全球化和现代信息技术，在重视区域文化，提升区域文化影响力的同时，强化区域文化网络空间治理，构建区域文化网络安全体系，自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20世纪末，西方国家基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文化治理，开始关注“都市文化”治理，从理论和政策角度探究城市文化治理的理论体系与治理策略。随着文化在国家现代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渐突显，西方国家文化发展和城市文化治理的理论与策略对中国国家文化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相比西方国家，中国区域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治理的关系比城市文化与国家文化治理更加重要。文化被视为当代国家与区域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具有其主客观环境带来的非预见性和不可确定性。区域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治理的文化政策、文化经济也还不精确、不确切、不全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区域文化发展与国家治理也需要政府、学界的更多关注、投入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