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灵芝

关键词：中苏建交；北洋政府；国民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冯玉祥；广州革命政府；东方战略

摘要：1924年中苏建交后，苏联对华工作重心逐渐发生转移。苏联在与北洋政府仅仅维持着形式上外交关系的同时，开始大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并把援助冯玉祥国民军作为对华工作的新重点。苏联对华工作重心的转移，既符合苏联远东战略利益又能推动世界革命，是苏联对华政策和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在中国逐步实施的结果。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7）06-0018-07

The Shift of Work Focus of the Soviet Union on China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DING Lingzhi

（Tianfu College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Mianyang 621000，China）

Key words： establishment of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Beiyang Government；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Feng Yuxiang；Guangzhou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oriental strategy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24， the focus of Soviet Unions work on China gradually shifted. They only maintained a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Beiyang Government， and gave strongly support to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in the south， and started a new focus on the assistance to Feng Yuxiang and his Guominjun in China. The shift of work focus of the Soviet Union on China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was basically guided by the Soviet Unions general policy toward China. This shift was not only out of their need in the Far East， but also the effect of the oriental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 China.

1924年中蘇两国正式建交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开始大力支持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而与当时中国的中央政权仅仅维持着形式上的外交关系，致使解决两国间历史悬案的中苏会议流产。苏联在积极支持中国南方国民革命政权的同时，又把援助冯玉祥国民军作为对华工作的新重点。梳理这一时期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研究中苏建交后苏联对华工作重心的变化脉络，分析其缘由，对于全面把握在共产国际东方战略背景下的苏联对华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苏会议流产，苏联与北洋政府维持着形式上的外交关系

1924年5月31日，苏联与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以下简称《中苏协定》），中苏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根据《中苏协定》第2、3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允于本协定签字之后一个月内举行会议，按照后例各条之规定，商订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予以施行。此项详细办法，应从速完竣，但无论如何，至迟不得过自前项会议开始日起六个月”〔1〕。即《中苏协定》只是一个框架文件，还有涉及两国关系的一些重要历史问题，如赎回中东铁路、苏联从外蒙撤军、废止中苏旧约另订新约等一系列问题，必须留待协定签字后一个月内召开的中苏会议进行商定。《中苏协定》还规定，必须在中苏会议召开后六个月内制定出解决历史悬案的具体办法。北洋政府非常重视中苏会议如约召开，苏联方面却态度冷淡，会议时断时续，最终不了了之。苏联与北洋政府的关系每况愈下，个中缘由很多。

首先，苏联使领馆的移交破费周折，延误了中苏会议的召开。中苏建交后，苏联对华派驻全权大使。这对列强是一个冲击，各国驻华公使团以《辛丑条约》规定使馆区归公使团管理为由，拒绝交出旧俄使领馆。而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表示须将旧俄公使馆移交问题解决，然后才开中苏会议〔2〕。经反复交涉，到9月中旬，苏联才对使馆接受完毕〔3〕。1924年10月5日，苏联使馆举行开馆升旗仪式，加拉罕移居旧俄使馆，事情才算了结，但这为苏联延误会期提供了借口。

其次，奉系军阀张作霖割据东北，处处掣肘中央，客观上一次次破坏了中苏会议召开的机会。《中苏协定》签订后，苏联所关心的是重新控制中东铁路，因此中苏关系的重心在东北。但宣布实行“自治”的东北当局拒绝承认《中苏协定》，使“协定”的具体实施发生了困难。北洋政府与东北当局反复交涉，毫无结果，加拉罕则于1924年6月30日派代表赴东北与奉系进行直接谈判。北洋政府当然反对苏联与中国地方当局擅自谈判，外交部专门设立了中苏会议办事处，多次催促召开中苏会议，苏方都以东北当局不执行《中苏协定》为由推脱。苏方与东北当局谈判数月之后，于9月20日正式签订《奉俄协定》，北京政府自然不予承认〔4〕。直到1925年3月12日，张作霖支持的北京段祺瑞临时政府成立，才得以追认《奉俄协定》为《中苏协定》的附件。其实《奉俄协定》与《中苏协定》的内容基本相同，但中苏会议却因此延误了数月之久。endprint

1925年5月22日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正式知照加拉罕，中国拟于6月1日举行中苏会议。加拉罕拖到5月29日才做出答复，说苏联政府要等待东三省长官履行大纲协定后才能举行会议，认为当前开会时机未到〔3〕。五卅惨案发生后，时任外交总长王正廷赴上海处理善后事宜，加拉罕却忽然通知中国外交部要召开中苏会议；不料王正廷如期赶回。8月26日晚拖延了一年多的中苏会议终于开幕。但次日加拉罕回国，中苏会议再次被耽搁下来。1926年1月王正廷再次出任外交总长，宣布以恢复国权为己任，要求尽快召开中苏会议。但张作霖与苏联支持的冯玉祥不和，始终抵制中苏会议。随后又发生了中东路事件，中东铁路局长伊万诺夫被东北当局拘捕，苏联与东北当局剑拔弩张，又一次为苏方拖延会议制造了理由。

第三，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忙于苏日《北京条约》的签订，无暇顾及中苏会议的召开。苏日谈判历时数年之久，在《中苏协定》签订后，苏方加紧了与日本在北京谈判的进程。而苏日谈判，必将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北洋政府外交部分别照会苏、日驻华代表，向两国政府郑重声明，苏日协定各款“凡涉及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中国政府不予承认”〔4〕。然而，加拉罕对北京外交部的照会置之不理。1925年1月24日，苏联政府与日本政府正式缔结《北京条约》，条约第二款规定：“苏联政府承认一九零五年九月五日的朴资茅斯条约继续有效。”〔4〕这是明显违背《中苏协定》、直接侵害中国领土主权和利益的举动。为此，北洋政府外交部照会加拉罕，对《苏日协定》提出严重抗议。加拉罕却否认侵犯中国的权利，反而指责中国外交部的抗议照会在中国人民中制造混乱。

除此之外，在此期间，中国政局屡起衅端，这也是中苏会议延误的重要原因。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崩溃，奉军入关，亲日军阀段祺瑞和张作霖乘势控制了北京政府，段祺瑞临时政权建立。期间内阁像走马灯似的不断改组，王正廷两次出任外长，顾维钧四次出任外长。而且张作霖屡次要求苏联政府撤回大使加拉罕，中国外交部通过苏联使馆向苏联政府提出加拉罕为“不受欢迎的人”。9月10日加拉罕应召回国。1926年12月1日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实行反苏反共政策，苏联与北洋政府的关系全面恶化。1927年4月6日北洋政府派人搜查苏联大使馆，19日苏联撤走驻华使馆，中苏会议完全陷入停顿，不了了之。

苏联之所以对中苏会议态度冷淡，对北洋政府的要求应付拖延，除了上述几个具体原因之外，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北洋政府性质与作用的判定。从性质上说，苏联认为当时的北洋政府是由部分军阀控制的中央政权，而中国的军阀都是独立的政治力量，并与帝国主义关系密切，甚至一度成为帝国主义者手中的工具。“由于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列强在该国的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又由于苏联在中国正式承认后成了该国的重大政治因素，中国局势变得极为复杂”〔5〕。这样的政权是苏联政府最担心、最不能信任的，不但不可能成为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同盟者，更是苏联想要通过革命推翻的对象。因此1925年6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要求“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对张作霖的宣传攻势，要知道张作霖是帝国主义手中的主要工具”；要求“采取措施让政府分裂和瘫痪，以使帝国主义者无法用中国政府来掩盖其反革命行径”；“倘若上一点措施不能成功，那就依靠冯玉祥军队和国民党军队驱散现政府，成立有国民党人参加的新政府”〔5〕。

从北洋政府的作用上说，它本身孱弱，无力统一中国，也无力平息内部的各种纷争；各派军阀之间战争连绵不断，政局如白云苍狗，难以预料，苏联也就因之无法对其产生持续性的重大影响。中苏外交关系的建立，并不能改变苏联对北洋政府性质与作用的判定，因此虚与周旋，拖拖拉拉就成为必然。由于中苏会议的流产，中苏之间诸多历史悬案不能得到解决，对北洋政府而言，中苏建交几乎没有实际意义，两国关系每况愈下。

二、大力支持南方国民革命，同时开辟北方工作新重点

众所周知，苏联政府的外交战略是由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这两个职能部门实施的。虽然共产国际是独立的国际共产党组织，但政治上、财政上都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控制。因此苏联政府外交人员和共产国际代表通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兼顾”地完成任务。早在1923年加拉罕来华与北洋政府进行建交谈判的同时，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就来到广州，并作为国民党的总政治顾问指导南方的国民革命。在鲍罗廷的指导和帮助下，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鲍罗廷认为“广东不论在改组国民党方面，还是在一般地发展国民革命运动方面，都能够成为我们整个工作的中心。任何一个省都不可能像广东那样成为国民党的领导和发展中心”〔5〕。1924年3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加拉罕提出的政治工作计划，决定委托伏龙芝负责向中国发放50万卢布、1万支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火炮，并重申了1923年所决定的200万卢布的发放〔5〕。5月份中苏两国正式建交后，苏联政府加大了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支持力度，不断给予广州革命政府人力、财力和武器援助。9月11日，又决定援助中国2.5万卢布，全部援助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提供〔5〕。

同年10月，北方发生了重大事件，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控制的曹锟政府。冯玉祥将参加北京政变的部队改编为国民军，成为军事力量斗争中新的独立因素，中国军阀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重要的是，国民军中有国民党的支持者。冯玉祥为了增强与其他军阀抗衡的力量，也在积极寻求苏联方面的武器援助。于是，如何对待冯玉祥国民军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苏联、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以及国民党领导人多次共同商议国民军与国民党和苏联的关系问题，苏联驻华大使馆也向莫斯科提出过向国民军进行援助的问题。

冯玉祥国民军这支新崛起的军事力量之所以能够引起苏联驻华代表的重视，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加拉罕与北洋政府进行建交谈判之时，就开始在北方寻找新的可以合作的力量。因为即使中苏两国正式建交，苏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安全环境从整体上得到改善，但苏联最担心的敌人还是日本。“无论从日本地理位置还是从它在满洲的切身经济、军事利益来看，目前日本对中国革命可能是最危险的。”〔5〕由于在直、皖、奉几派军阀势力当中，直系与日本的关系最差，因此加拉罕首先把目光投向直系军阀吴佩孚。苏联曾经千方百计拉拢与吴佩孚的关系，但吴佩孚却由于中苏会议等问题对苏联没有好印象，根本不买苏联的账。苏联还担心英国会支持吴佩孚，建立进攻苏联和中国革命的联盟，1925年1月24日，鲍罗廷在《关于国民党》的书面报告中说：“广州仍然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因为吴佩孚在准备进攻南方”〔5〕。接着进入加拉罕视线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成为全国实力最强的军阀，与皖系段祺瑞共同控制着北洋政府。经过试探，加拉罕认定奉系张作霖和皖系段祺瑞都属于亲日派，都受帝国主义的操控，都將由于日本的压力而使北洋政府对苏联的政策变得强硬。鉴于此，苏联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在寄希望于南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同时，也在北方寻找着新的可以合作的力量。尽管早在1923年，加拉罕与冯玉祥就有过谨慎的接触，但从加拉罕写给鲍罗廷的信可以看出，加拉罕对这种试探表示怀疑〔5〕。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改编了国民军，出现了一支暂时可以不受帝国主义压力而独立行动的力量。如果能够积极利用这个事件，把国民军改造成一支亲苏的武装力量，则可以在北方制约反苏的张作霖和段祺瑞，甚至掌握北洋政府的主导权。endprint

其二，如果能够促成冯玉祥国民军与国民党的联合，就可以把国民党的政治影响扩大到全国。冯玉祥的倒戈瓦解了吴佩孚在南方的军队，解除了北方对广州的威胁，中国的政治形势在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而且取胜的张作霖、冯玉祥军事联盟决定在北京召开全国会议，邀请在全国最具政治威望的孙中山北上参加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认为“自中国革命以来，现在第一次出现了孙逸仙不仅仅在一个广东省可以起政治作用的局面；目前国民党通过巧妙的随机应变可能成为吸引这些力量的政治中心”〔5〕。因此，与北京政变紧密相关的第一个政治行动是孙中山先生受邀北上。对此，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都有反对意见，加拉罕和鲍罗廷则极力推动，认为“10月23日的政变及其后发生的事件给国民党提供了一个登上国民革命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政党的极好机会”〔5〕。苏联和共产国际之所以积极促成孙中山北上，除了为国民革命扩大宣传和制造舆论外，更为重要的是想使国民党与国民军联起手来，以期共同进行反帝斗争。如果这个目标得以实现，那么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都具有重要的影响，这对控制整个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是非常有利的。

因此，从1925年起，苏联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开辟了对华工作新重点，以冯玉祥的国民军为代表的北方军政因素被提到了重要地位。1925年3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研究了关于给国民军提供援助的建议。会议决定通过伏龙芝的建议：“（1）认为用我们的经费在中国（洛阳和张家口）由我们建立两所军事学校是适宜的；责成伏龙芝同志在最短时间内为此组织两个军事教官团，每团30～40人；在一年内拨出一百万卢布用于建立学校和支付教官的生活费用。（2）认为用我国的主要型号武器装备同情国民党的中国军队是可行的，装备应该是有偿的。（3）认为可以根据对方的支付能力立即拨给加拉罕同志一定数量的外国武器弹药。如需无偿拨给则要恢复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贷款，数额為所拨武器的价值金额。”〔5〕这是苏联政府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的第一个决定。3月1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伏龙芝、契切林、莫洛托夫和彼得罗夫（后由维经斯基取代）同志组成的委员会，监督日常援助国民党和同情它的集团的措施的执行情况”〔5〕，即成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4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决定对冯玉祥进行援助的具体事项。4月底，苏联对冯玉祥国民军的援助开始具体实施，并派遣政治顾问组，有步骤地在其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用反帝思想教育官兵。此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经常开会讨论对冯玉祥国民军的援助问题，并于6月5日决定“接受伏龙芝同志关于在蒙古境内组建国际部队以便支援冯玉祥的建议。为该部队提供汽车。马匹从蒙古购买，部队组建期限2～3个月。该部队作为中国军队的组成部分存在和活动”〔5〕。尽管苏联的援助是有偿的，有些费用要由冯玉祥自己负担，但苏联对冯玉祥国民军的援助力度总体来说是相当大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到达洛阳和张家口的苏联顾问们发现，虽然冯玉祥积极寻求苏联的援助，政治上却摇摆不定。他对军事顾问尚持欢迎态度，但却表示不需要政治工作人员〔6〕。因为冯玉祥毕竟是一个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实用主义军阀，他的革命性是有限的。但是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的政策已经确定，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给国民军、广州和中共的援助经费比例可知：1925年以来，共产国际系统拨给中共的款项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苏联对国民军的援助规模是非常大的，曾经一度超过了广州革命政府。

令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大受鼓舞的是，1925年中国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这似乎让人看到了由底层革命运动推动政权交替的可能性。6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做了九项决定，其中要求：“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对张作霖的宣传攻势，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并使之革命化；要采取措施，使现时的中国政府对运动保持善意的中立态度，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让政府分裂和瘫痪；直至依靠冯玉祥军队和国民党军队驱散现政府，成立有国民党人参加的新政府。”〔5〕这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明确提出的以武力“驱散”北京政府的方针。尽管五卅运动很快趋于低潮，但武力“驱散”北京政府的方针依然有效。一方面苏联加速给冯玉祥和广州革命政府提供大规模的武器援助；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指示中共要加强组建革命武装力量的工作，“在瓦解民族解放运动敌对军事力量方面的最重要工作（通常是中共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瓦解张作霖的军队”〔5〕。到了10月，浙江督军孙传芳联合皖、赣、苏、闽组成五省联军起军反奉，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吴佩孚也异常活跃。南方各省讨奉联军一时蜂起。10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认为：“冯玉祥军队的目前状况不能保证他一旦同张作霖发生冲突能够取胜。我们在第二、第三人民军中影响的扩大和他们同冯玉祥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向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援助”〔5〕，因此，“考虑到将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应同直隶集团建立联系，并要特别注意湖北和湖南”〔5〕。在此意见基础上，中国委员会主席伏龙芝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提交了“驱散”北京政府的政治军事计划，提出“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在新政府的人员构成上，要有直隶人，北方国民党人（冯玉祥）和华南（广州政府）的代表”〔5〕。10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伏龙芝的建议，基本上采纳了该计划，并作为政治指示下达给加拉罕。苏联外交人员四处秘密活动，广泛联合和组织反奉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代表也在北方积极推动，中共中央发出了“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系卖国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的号召〔7〕。中共和国民党在北京掀起了阵阵群众示威狂潮。从总的政治气氛看，全国范围内的反奉统一战线业已形成。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推翻北京政府的军事计划似乎箭在弦上，尽管这样的反奉联合战线基础并不牢固。11月，奉系将领郭松龄决定倒戈，并与冯玉祥达成协议，郭倒戈后宣布成为国民军第四军，进攻奉天。这是又一件影响中国政局的重大事件，也是苏联所期待的机会。在变幻莫测的中国局势中，这样的机会可能转瞬即逝。苏联驻华顾问全力以赴地投入实际行动，亲自拟定作战计划并帮助实施，顾问们甚至开始讨论胜利后北京新政府的性质及构成问题。但此时苏联政府担心的还是日本，认为只有日本保持中立才能使张作霖迅速垮台。12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下达了斯大林的指示：“实行旨在在日本和英美之间打入楔子的方针，尽量不损害同日本的关系并在容忍中国的现状对日本有利这一意义上同它进行谈判”〔5〕。同时，为了避免招致帝国主义的联合反对，指出目前“不可能有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府”，指责“我们在北京的朋友们的过左路线”，认为北京新政府“应当是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及其他或多或少的温和派参加的联合政府”〔5〕。endprint

然而，日本仍然出面干涉，12月24日郭松龄兵败被杀。此时的吴佩孚反而与张作霖联起手来，共同进攻国民军。1926年春，国民军遭到了严重的失败，撤退到西北地区，冯玉祥宣布辞职。由此苏联利用北方军政因素推翻北京政府的军事计划未能实现。从1926年4月开始，苏联、共产国际对华工作重心重返南方，广东革命根据地再次被提升到核心地位。

总的来说，中苏建交后，苏联之所以把援助冯玉祥的国民军作为对华工作新重点，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通过援助、改造和依靠冯玉祥的国民军，推翻现有的中国政府，组建一个亲苏的中央政权，以保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安全；第二，利用北京政变后新的政治形势，实现北方国民军与南方革命政府的有效联合，为深入开展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创造有利条件，从而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总之，这是既符合苏联远东战略利益又能推动世界革命发展的政治军事计划，但前提是馮玉祥愿意革命。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苏联部分在华人员过高地估计了冯玉祥的革命因素和他在中国政局中的作用。

三、中苏建交后苏联对华工作重心转移的基本特点

1.苏联对华工作重心的转移，基本遵循了苏联对华政策总方针

“从1923年上半年发表孙越宣言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向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提供财政及其他援助的决定时起，利用由莫斯科指导和支持的中国国民革命力量来推翻北京合法政府并在中国建立一个有‘工农社会基础的、将发展成为布尔什维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亲苏政权的方针，很快就成了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5〕

在这个目标实现之前，同当时的北洋政府建交并保持形式上的官方关系是必要的。一是因为它是“合法”政府，要取得中国的官方承认，只能与它谈。要打开对华关系，处理国家间问题，也必须与它打交道。二是在中苏建交前，苏联在远东地区所能实现的战略目标是有限的。三是与北洋政府维持着现有的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护苏维埃政权自身的形象。为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要求“在各主管部门人员对中国的行为中，不允许有败坏苏维埃政权声誉和造成对它的帝国主义看法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在各地都要实行以非常重视中国的权利、强调它的主权等等为基础的方针”；所以“在中国实现统一以前，苏联政府力求同中国现有一切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省政府建立和保持真诚的关系”〔8〕。四是与北洋政府维持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会尽可能地淡化苏联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和意图，不给帝国主义者提供武装干涉的口实。因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和俄国在华一般工作人员都应该非常谨慎地行事；建议联共中央委员和其他负责同志在口头上和报刊上发表言论时一定不要夸耀共产国际执委会、苏联和联共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5〕。最后，世界局势和中国政局变化多端，形势的发展并不能完全掌控，留有余地显然在战略上有好处。

但中苏建交对苏联而言仅仅具有策略意义，中苏会议之所以会流产，重要原因之一是苏联只想与北洋政府保持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不想解决实质性问题。因此中苏历史悬案不可能得到解决，至少苏联不想与北洋政府一起解决，除非北洋政府与苏联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建交后苏联把对华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广州革命政府。苏联和共产国际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主导力量。同时，苏联也在北方积极寻找盟友。鉴于冯玉祥在北方政治力量中的崛起，苏联希望可以通过军事援助和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促进冯玉祥在政治上的转变。当北方革命形势取得进展，加拉罕既兴奋又自信，认为“应该把国民革命运动放在第一位，因为是这场运动改变了这个军阀。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将领，他们将同这个运动一起反对张作霖，反对帝国主义”〔8〕。同时加拉罕始终认为国民党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是两种力量：一种是纯政治力量，另一种是军事政治力量，两种力量手挽手走向同一目标，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8〕。也就是说，中苏建交后，尽管苏联对华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但对华政策的总方向并没有改变。正如1926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问题中所要求的：“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军阀集团时而成功时而失败的斗争，但不应让这些事件使我们离开我们政策的基本方针。”〔5〕总之，中苏建交后，苏联通过支持广州革命政府和援助国民军，对北洋政府形成影响和压力，目标是把它驱散并建立新政府，这与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一致的。

2.苏联对华工作重心的转移，是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在中国逐步实施的结果

20世纪初，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扩大无产阶级革命对全世界的影响，共产国际“二大”确立了东方战略，即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政党同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相互支持，结成强大的反帝统一战线；在反帝斗争的原则基础上，调整同各国政府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组织和支持各国革命运动〔9〕。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目的是用东方反帝运动引发欧洲革命，因此“在世界革命总的背景下，借助民族解放革命来破坏和摧毁帝国主义殖民地外围地区（后方）的思想占有重要地位”〔5〕。共产国际“二大”决议确立了对东方国家政策总的指导方针和理论模式，需要根据各国实际条件下加以具体化。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苏联对华工作重心确立的前提基础。从1920年至1924年中苏建交，为了实施共产国际东方战略，苏联对华工作重心不断发生变化，大致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20年开始，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在中国展开的最初步骤，是全方位寻找伙伴和盟友，组织能够在苏联支持和帮助下参加反帝的力量。在苏维埃俄国成立后，为了苏俄国家安全，展示新的外交理念，彰显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对东方被压迫民族国家的支持与友好，苏俄政府发表了三次对华宣言，积极谋求与中国中央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当然苏联认定与之谈判的北洋政府是帝国主义手中的工具，并且在军阀混战的局势下朝秦暮楚，极不稳定。因此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并寻找实施东方战略更有力的、更可靠的同盟者，看起来更具有战略意义。但总的说来，与北洋政府进行建交谈判、建立和帮助中国共产党，以及寻找可靠盟友在这一时期是同时展开的，也都是工作的重心。第二阶段是以1924年5月中苏建交为标志，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开始在中国进一步展开。中苏建交后，伴随着苏联与南方革命政府联盟的建立、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反苏态度日益明显，再加之苏联对日谈判取得进展、远东战略安全得到保障，多方因素交互之下，苏联与北洋政府的外交关系几乎成为鸡肋。因此建交后苏联对华工作的重心逐渐转向南方国民党，力图让国民党更加激进，并在北方寻找可以合作的力量，从而结成强大的反帝统一战线。恰在此时，北方的冯玉祥异军突起，成为反帝的、具有促进国民革命发展的潜在力量。加拉罕说，“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帮助所有进行这种斗争的力量”，“我们应该支持的不只是国民党，不只是纯革命组织，而是一切反帝力量”〔8〕。因此在这一时期，苏联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北方战线的工作重心，除了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实施大规模的援助外，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坐镇北京，加强对北方地区工作的全面指导。1925年11月，维经斯基在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书面汇报中指出：“最近几周，北方反帝运动的普遍活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我们根据全会决议开展了争取革命统一战线团结一致的运动。”〔5〕在反帝运动普遍活跃的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组织在北方也取得了重大发展，维经斯基说：“在北方，在国民军地区，国民党将会得到发展，工人组织将会取得半合法存在和在某些地方取得合法存在的可能性。而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也会得到发展壮大”，“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发展情况，可以根据以下数字作出判断：最近半年来，共产党人数增加了2倍，而国民党人数增加了5到6倍”〔8〕。这些反帝的国民革命运动所取得的成绩，正是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在中国进一步展开的结果。endprint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共产国际“二大”制定了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总轮廓，但“二大”决议反映出对东方国家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发展水平了解不够；对于哪些力量能够作为民族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决议中并没有清楚的界定；更没有制定出判断参加民族革命运动的政治團体和阶层的标准。因此东方战略在中国具体实施过程中，对于哪些力量是独立的革命因素，哪些力量仅仅是独立的政治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内在的发展逻辑和相互关系，不能准确的认识和把握。正是因为对冯玉祥国民军的革命因素估计过高，对吴佩孚等封建军阀的局限性认识不足，而把一切可能进行反帝的力量都作为反帝联盟，甚至还一度出现把北方军政因素放在首位的纯军事化倾向，导致利用北方军政因素“驱散”北洋政府的军事计划都以失败而告终。

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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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91，93.

〔4〕李嘉谷.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召开的中苏会议的流产及其原因〔J〕.黑河学刊，1999，（3）：83，84，84.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编辑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20-1925）第1卷〔G〕.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619，637，374，488，531，564，390，555，566，582-583，589，630，637，660，712-713，664，731，742，742，9，637，9，738.

〔6〕纳乌莫夫.在中国的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2-13.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G〕.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528-531.

〔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编辑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20-1925）（第3卷）〔G〕.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95-196，73，82-83，69-70，96.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研讨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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