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批评界已经注意到当代威尔士诗人R.S.托马斯(Ronald Stuart Thomas，1913—2000)诗歌中的焦虑，但是评论家或将这种焦虑归因于托马斯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忽视了这种焦虑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联；或者不明确焦虑的具体对象，而没有看到托马斯为化解焦虑所作出的努力。摩根(Christopher Morgan)认为R.S.托马斯诗歌中的焦虑主要是语言异化所导致的对“个人身份”的焦虑，以及对“英格兰化的文化”和“威尔士语文化”的认知所导致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并认为这种危机是托马斯诗歌创作的源泉[1](3-4)。尽管摩根意识到文化异化不是导致托马斯焦虑的唯一原因，但他明显忽视了这种焦虑与社会转型之间的重要关系。而且，将文化异化视为托马斯的诗歌的源泉，很容易导致读者误认为他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的“威尔士的食人魔”这种公众形象便是佐证[2](69)。更糟糕的是，特里·吉福德(Terry Gifford)认为“R.S.托马斯的诗歌尽管表现了他在荒凉的威尔士田野和山区的焦虑，但最终是一种逃离与自然世界和现代世界的复杂关系的田园避世主义”[3](76)。吉福德做出这种有失偏颇的定论，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托马斯焦虑的具体对象，因此未能看到他的诗歌为化解这种焦虑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笔者认为，R.S.托马斯诗歌中的焦虑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对社会转型的焦虑，或者说是对现代性的焦虑，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所引起的焦虑。托马斯诗歌创作的基本历史语境和关注焦点即是现代化进程不断蚕食威尔士乡村，对这种社会转型的焦虑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另一个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