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20)

在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为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着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民间借贷已成为广大市场主体获得资金的重要渠道。实践需要高效流通的融资方式，担保提供信用即可融资，于是出现大量非典型担保。相应地，大陆法系的司法裁判中，诸如德国、日本、法国也均承认了适用于现代经济的担保物权(权利保留型担保)，“近代经济组织，担保权逐渐由强制手段过渡到以纯粹的担保价值为目的，换而言之，是由使用价值为目的过渡到以交换价值为目的”[1]。以此为背景，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第24条第1款明确以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方式，意图通过司法解释认可实践中的非典型担保。这对于担保融资增信，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遗憾的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该条款确定的担保并未达成一致的理解与适用。理论上，有学者认为此种担保“是一种习惯法担保物权，即后让与担保”[2]；有学者主张为“抵押权的变形”[3]；也有相当部分学者认为是“附条件的代物清偿预约”[4]；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只是诺成性的担保约定”[5]。实践中，相当部分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担保方式是让与担保①，也有不少法院将其定性为后让与担保，甚至有法院在同一层面上使用后让与担保和让与担保②。即使对第24条的担保性质认定相同，不同法院判定条件(担保是否必须登记成立或对抗)、裁决结果却大相径庭③，对第24条第2款规定的请求拍卖也有不同的裁定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