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辉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8)

清代学者在考据学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不少方面堪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笔者长期从事清代学术史研究,阅读了大量清人文集、笔记、日记、年谱等,发现不少清代学者消息灵通,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相关学术信息,“闭门造车”的情况并不是很多。本文所言之学术信息主要是指新的学术信息,诸如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在做什么研究,刊行了哪些新的论著,同时也包括相关学者以前尚未寓目之典籍(尤其是珍本秘册)。在那个通信、交通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的清代乾嘉时期,学者们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取学术信息的,当属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此前的论著很少涉及这一问题,更未见关于此问题的专文。当然,一些论著的某些部分与此问题有一定的关联,如美国学者艾尔曼(Benjamin A.Elman)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又如:王华宝的《段玉裁年谱长编》、王章涛的《阮元年谱》和《王念孙·王引之年谱》,涉及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与同时代学者的交游;陈居渊的《清人书札与乾嘉学术——从〈昭代经师手简〉二种谈起》,着重强调了函札对学术交流的重要作用;罗检秋的《士人交游与文献传播》涉及清代学者借阅图书之若干情况①[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南京)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