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柯 高程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保险学院,北京 10002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和财产差距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1-2]。1988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382,2007年和2013年已分别上升到0.474和0.451,2016年则达到0.465,均处于较高水平①参见国家统计局《2003—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http://www.stats.gov.cn/ztjc/zdtjgz/yblh/zysj/201710/t20171010_1540710.html,2018年1月22日。[3]。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也分别从1988年的0.23、0.32上升到2013年的0.352和0.425[4-5]。同时,全国居民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也从2002年的0.538扩大至2010年的0.739[6]。社会公众对此产生了较大的争议,诸多学者也认为应将调节收入和财产差距的再分配措施纳入议事日程,以免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中央政府也做出了积极回应,多次提出要加快健全以社会保障等为主要手段的收入再分配调节机制。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要“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开始对城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进行改革,之后又启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迄今已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包括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的保险制度,以及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制度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体系构成了我国再分配调节机制的主要内容。养老、医疗等保险制度需要个人和单位在工作期缴费,个人在退休期领取养老金、在患病时获得医疗补助,这些制度安排会对居民收入产生当期和长期的再分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