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有光从上海转移到重庆，最初进入新华银行工作，稍后调入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任重庆办事处副主任。当时，农本局的领导名叫何濂，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抗战胜利后，何去了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爱因斯坦也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何与他自然也就成了同事。

周有光在农本局工作了几年后，又回到了新华银行。1946年12月，他受新华银行的委派，前往纽约工作。一个周末，周有光去看望了自己的老领导何濂。何对他说：“我的同事爱因斯坦有许多空闲时间，特别想找人聊天，你愿意去吗？”周有光毫不犹豫地说道：“能有机会与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聊天，我当然非常愿意去了，最好咱们现在就出发。”于是，在何的带领下，周有光很快就来到了爱因斯坦的面前。爱因斯坦完全没有架子，穿着还没有周有光讲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周有光搞不懂；周有光研究的经济学，爱因斯坦也没有兴趣，所以两人只好就报纸上的一些问题聊了起来。

爱因斯坦告诉周有光，他经过计算得知，任何人从出生到60岁，除吃饭睡觉以外，工作时间并不多，平均只有13年，业余时间反倒要更长一些，基本上有17年，所以通过业余时间学习，完全能够成为专业人才。他还说，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就，往往就取决于这个人是如何利用业余时间的。每个人都可以自学，自学永远不会嫌晚。

爱因斯坦的这番话，给了周有光很大的启发。当时，他就暗下决心，自己以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地自学，尽力获得更多的知识。从那以后，周有光在上班之余，不仅去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听课，而且每天晚上还要去纽约公共图书馆看书，直到22点闭馆，才回宿舍。

回国后，周有光更是利用业余时间，搞起了语言文字的研究，这不但促成了他从一个经济学家向语言学家的转身，更让他获得了“汉语拼音之父”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