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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底蕴研究

2018-01-12赵红敏

智富时代 2018年12期
关键词: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赵红敏

【摘 要】我国中华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国人民讲究真实、朴实,阴阳流转和“否极泰来”辩证思维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相互切入点。因此,马克思主义较为容易在中国土壤中生根发芽。各式各样的资本主义思潮消减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但却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为科学社会主义心理基础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文章主要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底蕴研究,旨在分析中国化的传统文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哲学;契合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起源于欧洲时期,属于现代文明产物。在20世纪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都非常滞后,属于半殖民地国家。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较为迅速,慢慢步入中国化。具有强大生命力、感染力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受到社会压迫创造出来的知识符合规律发展,能得到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价值的认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存在的价值契合点相一致,因此,我们可以从任意角度去探索。中国人较为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觉得此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紧密联系。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唯物、辩证法,有着大同社会理想。根据文章核心内容,致力研究此项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和中哲学相契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观和中国传统哲学唯物相契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世界的统一属于整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然而,中国哲学拥有唯物主义较为优良的文化传统,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较为长远。在殷周时期,有关书籍中便记载了“五行”思想,书中的思想是世界经由五中物质元素构成,创造了中国朴素唯物主义先例。老子在“道”论中提出相关思想,引发了大量民众对宇宙本源哲学思想,讲人民的思想从神学的照射下解救出来。古代中《易传》、《韩非子》等都展示了老子“道”论思想,逐渐演变为唯物论。在我国秦朝时期,荀子开创了唯物论,其中的中心思想便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其中存在的最高境界为“制天命而用之”,最后实现了和天地万物的和谐。在汉代王时期,常常运用“元气”为始基,组建了较为健全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并且在《论衡·自然篇》中写道万物之生,皆禀元气。随着时代的发展,到魏晋时期杨泉推出了唯物主义气一元论,并随之提出“水土之气,升而为天”的观点。到了唐代,著名的诗人刘禹锡总结了历史上对于“天人之辩”的规律,觉得天是“有形之大者”,然而人是“动物之尤者”月,以及关于“交相胜,还相用”的说法,逐渐发展了荀子的唯物思想[1]。在宋代张载从哲学最为根据的问题逐渐上升到佛教唯心论并进行了批判,提出“太虚即气”、“凡有皆象,凡象皆气”等一些关于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组建了气一元论理论体系。在明清时期,顾炎武与王夫之将张载的“气一元”论进行了又一项发展,最后组建了较为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1.具有成熟的辩证思想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但具有较为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同时还拥有成熟的辩证法思想。较为发达的辩证思维是我国传统哲学家较为重要的特点。这一特点和各个国哲学相对比,凸显的更为成熟、丰富以及深刻[2]。《易经》一书中,曾经运用吉凶、祸福、上下、生死等较为对立的区域来描述当前世界的矛盾对立想象。在《易经》一书中,使得对立思维体系化,并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乾,阳物也,坤,阴物也。”不但如此,我国古代的哲学家还拥有“否极泰来”的矛盾转变思想。管子曾经说过“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孙子将此种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维模式有效的运用到了战争中,并且指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老子更是将此种矛盾变为深刻的论述,并指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多,多则惑。”老子觉得“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时间的逐渐发展,辩证法的思想也在逐渐向前迈进,当前宋代张载的“两一”学,明清时期方以智“表一必有二,二本一”,“盡天地古今皆二”的思想等,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辩证思维传统。正像李约瑟科学家所讲述的那样“当希腊人与印度人在很久前便思考形成此种逻辑的时候,中国人便一直倾向发展辩证逻辑。”

2.实事求是属于核心思想

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国化结晶中“实事求是”是核心思想。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上便是求证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如同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思想相融合的产物。在唯物主义哲学中,最为根本的准则便是尊重客观实际,尊重客观事实,并且需人民掌握世界[3]。方东树曾经说过“夫即物穷理,非即实事求是乎?”考据学命题将实事求是逐渐变为哲学认识论命题。整体来讲,“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属于中国贤哲学家一直向往的精神,如同章太炎所叙述,“国民党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我国这种务实精神,变为毛泽东讲究的实事求是民族思想。在1941年毛泽东曾经指出“实事”便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属于客观事物中的内部联系,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求”较为值得我们研究。从各个区域的内外出发,指引出来的便是固有的,不是臆造出来的规律性,当寻找出四周事变的内部联系时,需为我们行动做向导。通过毛泽东这样的叙述,“实事求是”较为远久的哲学命题从此取得了充满生命火力的全新意义,变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成就了无产阶级政党全新的思想走向、有效认识路线与学风。针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释,简单来讲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又是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化的典范。

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契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中,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属于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能有效的认识到人类是不是能认识世界语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进而获得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得科学解决方案。它的基本观点涵盖如下几个方面:(1)认识的起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觉得,在认识中实践是最为根本的前提,实践的观点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念”上。(2)认识的过程。列宁指出从感觉到思维,从思维到实践,便是“认识客观实在辩证的路径”。此种认识过程,“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没有止境的接近”。(3)关于认识的目的,马克思强调,认识不只是用以“解释世界”,其中更为重要的便是“改变世界”。在为真理设立标准时,马克思觉得,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人的思维是不是拥有客观的真理性”,需从实践中证明。简单来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中认识论是较为核心的内容,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较为重要的内容。中国哲学历史上有“知行之辩”,在一定程度上对认识与实践关系进行了探讨。我国古书中记载“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也有书中记载“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同时提出知和行的关系问题[4]。我国孔子在中国古代哲学历史上是第一个自觉探讨知行相关的哲学家,它加强了言行需一致,追寻知与行的统一,觉得君子之所以“纳于言而敏于行”,是由于“耻躬之不逮也”。墨子提出“言有三表”法,变为检验认识是不是符合标准,自“古者圣王之事”,“百姓耳目之实”。等思想,荀子集中探讨了知与行之间的关系,他较为注重行,并指出“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所以,有了“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等思想。

1.知行之辩

自宋代之后,知行之辩的问题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知行关系学,他觉得“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然而,两者又是相互联系、促进的,所以,“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在明清时期,王夫之在整合前人知行之辨理论成果的根据方面,提升了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并到达了一定的水准。首选,他表明“行先知后”是项较为出名的命题,觉得“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必矣。”同时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重要思想,判定出“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最后,有效记述了知行辩证之间的联系,觉得知与行是不能分开的,他们一方面有相应的区别,另一方面有相互资助,共同进步。我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有效探讨了知与行之间的关系。他觉得,人类的知与行是根据社会的发展逐渐变化的,从整体来讲,共同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开始的“不知而行”到“行而后知”最后后“知而后行”。从整体来讲,孙中山先生知行观不但超越了以往人们对论水平的认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攻克了旧唯物主义存在的缺陷,很好的对比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一观点。由此可见,造中国较为传统的哲学中,自先秦、两汉、宋明知道近代时期,逐渐传递了“以行验知,以行证知”的优秀传统。此种“知行统一”方面的认识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认识过程中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认识和实践的一致、感性和理性的统一等最为根本的思想需维持一致,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了传统文化基础。

2.中国传统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变为毛泽东最为根本的指导思想,融合中国传统的认识论精髓,达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化历史性的飞跃[5]。存在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首选全方位显示出人类认识的来源。并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演变而来,并在社会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三项实践中获得经验。”其次,全角度深刻认识到人类运动的规律。并指出:实践、认识、在实践、在认识,此种方式,循环运用直到无止境,然而,实践与认识是每项循环中的内容,逐渐迈向高一级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中全部的认识论,同时也验证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最后,是全方位展示出真理发展规律与检验的主要标准。并做出重要的决断,正确的东西总是在错误的东西作斗争中发展起来。存在的真、善、美在假、恶、丑的相比较下存在,斗争发展而来。当一项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所抛弃时,一项真理被人类普遍接受的同时,更加验证了真理在同新的错误意见做斗争。此种斗争将永不会完结。这表示的便是真理发展规律。同时也是真理检验标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毛泽东提出的。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传统哲学社会历史契合

马克思觉得,工产主义社会属于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有效对工产主义社会实施具体的描述,但是,依然缺乏一些基本准则。例如:生产资料全面共享,一方面经由社会直接占有,能维持与加大生产资料,另外一方面可由个人直接占有,是生活与享乐的资料。并且实施“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降低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脑力与体力之间存在的差距,进而消灭阶级与国家消亡等。这样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同时,马克思主义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宰者,能达到工产主义社会的决定力量,进而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社会。

1.人民群众属于历史的创造者

是不是认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能分清唯物史观之所以失足的因素所说,以往历史理论最为主要的缺点。首先以往历史理论,最多考虑的是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未能有效思考产生以上动机的因素,没有客观的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存在的规律。同时也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过程中此种关系的根源。其次,以往的历史理论恰好没有表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第一次使得我们通过自然史的精确性去思考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和以上条件的变更。

在我国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宝库中,存在“大同”思想,并且时间久远。在春秋时期,许多百家便对各自的大同世界进行了描绘。孔子曾说过:在实施社会准则时,天下能让人们共同效用,将有才能的人选出为大家办事,每个人都非常讲究诚信,追求和睦,所以,人们不仅仅只养育自己的子女,还会让老年人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健健康康的成大,使得老了没有妻子的、幼年丧父的、老了没有儿子的、残疾人无人照料的,都能获得供养,取得照顾,不在独自享用,如此以来,将不会有人搞阴谋,盗窃财物、兴兵做乱。所有人都可以不用关门便可安心,这就是理想的社会。儒家代表人物为孔子,大同思想对于中国人民的影响非常深刻。为了近代以后,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更为深重,中国人民对大同世界的追求以及探索便更为积极。我国古代洪秀全设计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天国。康有为“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构思出一个无家界、无国界、无产界,一切财产都归公于大同社会。

2.天下大同的思想

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自勉,需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不存在贵贱之分,贫富之别,轻重厚薄”等。从上面内容分析可知,中国传统大同理想和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工产主义存在相似之处。所以,当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需通过“大同”来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涵盖了许多丰富的民主思想。孔子自古就较为注重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这些世间大事方面,一致都是将“民”放置在首位。孟子也明确的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较为著名的观点,觉得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荀子的思想一直以来主张的便是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理论都今天为止依旧振聋发聩。不但儒家较为提倡以民为本,道、墨、法诸家都存在此种以民为贵的重民思想。虽然此种思想还没有达到人民群众历史创造的科学高度,但是它想要到达此种高度就必须经历此种高度。因此,中国传统哲学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存在较多方面的相通之处。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传统哲学社会历史观存在契合,较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杂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较为注重共产主义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相互融合,例如:毛泽东在宣传工产主义的同时,将工产主义描绘为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等,为了达到此项伟大的目标,毛泽东将马克思主義对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相融合,旨在通过“民众的大联合”,进而达到他人救民的目的。

四、结束语

由上可知,根据我国传统哲学可以看出,很多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与相通的地方,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文化底蕴。当不存在此种哲学传统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变不会得到有效实现。因此,运用中国哲学唯物论来介绍马列主义,属于马列主义中国化,同时,也是马列主义通过中国民族模式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是唯一的路径。

【参考文献】

[1]庄友刚.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演变逻辑与当代建构——兼论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的合法性[J].广东社会科学,2018(06):58-64+254-255.

[2]蒋晓东.“改变世界”的两种进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杜威的哲学改造[J].广东社会科学,2018(06):80-87.

[3]郭凡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文本解读[J].新西部,2018(32):5+7.

[4]张大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指向的路径分析[J/OL].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3[2018-12-11]

[5]温雅兴,于泉蛟.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之路的思考[J].黑河学刊,2018(06):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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