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燕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其重大意义

2013年9月，习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首提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2013年10月，习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合称“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以及社会信息化发展的大潮流，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形成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是我国积极应对全球经济政治形势深刻变化、适应国内改革开放发展的新需要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重要的顶层设计。“一带一路”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是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的引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产业结构进入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经济体由于高额政府债务、欧债危机冲击和高失业率等因素的影响，增长乏力，难以带领世界经济的发展。据IMF统计，发达经济体GDP增长平均值从2001-2007年的2.25%下降至2008-2014年的1.3%。世界经济中心发生转移，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二是新兴经济体增长渐趋放缓。尽管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引擎，但是因为内部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以及主要新兴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结束了近10年的快速增长，全球经济增速也随之放缓。三是世界投资、贸易格局调整。世界资本流动速度减慢，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减弱，全球资本跨境流动下挫，新兴經济体资本市场持续动荡；疲弱的经济增长也导致世界贸易低迷，诸多国家出口形势恶化，世界贸易也经历着深度调整。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之后围绕着美元霸权而建立起来的，其两大支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国际融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有助于金融业和国际金融市场发展，IMF和世界银行也对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原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及规则已经不能满足所有国家的发展需要。近十年来，新兴市场对世界GDP增长贡献率超过50%，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贡献率超过70%，整体影响力不断上升。据IMF统计，新兴经济体所占世界经济比重由2000年的23.6%上升到2012年的41%，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比重则由40.7%上升到53.7%；从国际贸易的层面来看，25年来，新兴经济体占比从之前的15%上升到40%；从全球FDI流入来看，25年来，新兴经济体占比从15%上升到2012年的58%。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体量和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却严重不匹配。在IMF和世界银行中，份额和投票权未能及时调整，主导权仍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而且美国对该组织具有否决权，两个机构都存在较为严重的代表性问题，既无法有效捍卫发展中国家利益，也无法使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此外美国主导的TPP与TTIP谈判正竭力重塑全球新的贸易体系和规则，企图继续占领全球治理高地。

满足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新需要

契合世界经济复苏发展的需要。“一带一路”贯通了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覆盖约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21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一带一路”是世界上最长的经济带，也是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同时，“一带一路”有利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基础设施的提级换挡，打破增长瓶颈，同时也可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发达经济体的出口需求，进而促其进行结构性改革，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可以通过“一带一路”深入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逐渐增强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而公共品能力建设正是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核心内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逐渐增强自身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满足区域发展的需要。亚太地区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发展区域，也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发布的《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4）》蓝皮书预计，亚洲地区名义GDP约为41.1万亿美元，亚洲占全球GDP比重为31.8%。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项题为《2014亚太大都市观察：全球增长引擎》的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100个亚太地区大都市经济体GDP约占全球20%，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9%，其人均GDP增长2.6%，就业增长1.5%，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同时，亚太地区不少国家的基础设施较为落后，亟需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可以说基础设施的落后极大地制约了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给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带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据世界银行估计，东亚一年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高达6000亿美元，南亚在未来10年也有巨额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有利于亚太地区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区域互联互通。而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有利于发挥基础设施建设的“乘数效应”，带动相关企业发展，为资本和技术提供发展机遇，这对于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增长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面临的政治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不确定性极高，因为国情各异，差异化过于明显。

中东是从亚洲到欧洲、非洲的一个重要节点，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都必须经过中东。例如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在这几个国家本来资源比较丰富，经济上看是投资合作的潜在伙伴，但是冲突与战争却是一直不停歇，完全无法提供稳定的环境供经济稳定发展。中国在这些国家进行的项目和大规模投资，会一直面临无法收回资金的风险，一旦所在国政治安全形势反复，必然是血本无归。endprint

中国建设海上通道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个是美国因素，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全球范围的海洋大国，在印度洋海域以及西太平洋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新丝绸之路”倡议，都会对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产生实质影响；二是印度、日本作為区域大国，与中国一直有着海洋利益的争夺，日本在太平洋海域海上力量依旧强大，综合海上势力不容小觑，印度一直视印度洋为自己的禁脔，海洋力量逐渐从近海向远海发展，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构成有力竞争；三是在印度洋沿岸的海盗袭击依然是层出不穷。海上通道建设过程中是必须要考虑这些潜在风险因素的。

通过二战和冷战，美国引领建构了当今世界的全球格局，与之相比，中国的崛起虽然强势，但是从崛起之初开始，直到现在成为世界大国，所经营的时间还是太短暂。我们要建设好“一带一路”，就要切实发挥“共商、共建、共享”精神，就必须团结更多的“铁哥们”，多一些巴基斯坦这样的兄弟国家，也需要沿线诸国共同分担安全与义务。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经济挑战

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位于亚洲地区和欧亚地区。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特点就是金融系统由政府主导市场化程度较低，对金融资源的调动能力不足，和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差距很大，所以很难适应金融行业的高速发展。“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对于各国的金融协同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沿线国家金融发展水平不一致，金融政策不对接，会极大地阻碍“一带一路”金融合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等级跨度较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涉及中东等长期动乱的国家和亚洲一些深受三股势力危害的国家，它们的主权信用状况都不高，而且随时面临主权信用级别下调风险。国家主权信用级差跨度大，容易形成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这不利于“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发展。

债务国违约风险较高。“一带一路”最重要的依托就是各类重大项目，也就是说资金问题就是关乎“一带一路”建设成败的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整体上投资环境不如西方发达国家，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无论是投资基础设施还是其他产业，其回报率都不会很理想，尤其是面临着各类风险，不可能保证所有投资都能够收回来。一些国家经济基本面表现较为不好，有着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这样的国家对于投资者来说就是高风险债务人。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向这些国家提供资本和融资项目，将很有可能面临违约，无法收回投资。如果债务国无法偿付银行贷款，项目无法收回投资，中国经济将遭受额外的巨大损失。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