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孜

《1902：中国法的转型》，李贵连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

1902年1月，仓皇西逃的慈禧，终于带着傀儡皇帝，回到了阔别一年多的紫禁城。为了使国人和洋人重新认识和接纳这位重塑金身的老佛爷，早在西逃期间，慈禧就下达了推行新政的命令。风云际会的1902年，就这样悄然开始，而中国传统法律的变革，也在新政中艰难启动。沈家本与伍廷芳，两位年届花甲的修律大臣，一位是本土进士，一位是留洋博士，珠联璧合。两人的合作非常愉快，但是旧律的改造，却“倍觉不易”。这是一次亘古未有的转型，之前所有的法律变革，都不过是在原有的框架内修修补补，没有外来因素的介入，而此次修律，却要与西方各国“改同一律”，其对国人的震撼，可想而知。此次法律改革，标志了中国传统法系的终结，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基础。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回顾近代法改革的时代背景，梳理近代法的发展演变，阐述近代法改革的核心之爭，对当今的法律建设，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