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

《蛙》是莫言至今为止的最后一部长篇，写成于2008年，在《收获》发表后，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莫言给这部小说写的后记标题是《听取蛙声一片》。这是辛弃疾西江月词中的句子：“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轉溪桥忽见。”以这首词读这部小说，故事若放在词意中，会增添怅然悲伤。

这部小说写农村粗暴推行计划生育酿就的悲剧及时过境迁后的荒诞。莫言是以蛙写娃，塑造了一个传奇的姑姑形象。他在后记里说，生活中，他确有一位妇科医生的姑姑，接生了数千婴儿，亦有“为数不少婴儿，在未见天日之前，夭折在她手下”。莫言借此姑姑承载计划生育这样的大事件，以蛙与女娲的“娲”为意象。蛙与娃，蝌蚪变蛙，蝌蚪摇曳着尾巴，像精子。娲呢？女娲造人，人类始祖就像一个大母蛙，这是小说中“小狮子”的说法。这个小狮子是姑姑的助手，在“我”的前妻王仁美死后，由姑姑作媒，成了我的续弦。

莫言的说法，这部小说原来篇名叫《蝌蚪丸》，是一个荒诞的结构。其荒诞，来自他看到1958年的报纸上，有一则男女行房前生吞14个蝌蚪便可避孕的报道。这应该是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后的民间偏方。那时没有避孕药，也没有避孕工具。回溯我们的计划生育史，50年代初，毛泽东说“中国人口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生育多的母亲本是称“光荣妈妈”的，我母亲便是“光荣妈妈”。50年代中，因为粮食产量不高，不够吃，毛泽东才考虑到要控制人口，1956年把节育写进了政府报告，马寅初因此才写了《新人口论》。1958年，莫言看到那则报道时，“大跃进”兴起，毛泽东又看到“人多气势旺”的好处，提出“恐怕还要发展一点”，他提倡“不要强迫节育”，“再多两亿人口，走到极点就走向反面了”。但“大跃进”的粮食亩产其实都是虚报，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增长抑制。莫言这部小说里的说法是，饿着肚子，女人没了奶水，男人没了房事的力气。到1962年，人口恢复迅猛增长，1964年计划生育成为国策，但还是以宣传教育为主。到“文革”后，80年代，才进入“只生一个好”的强制执行时代，在农村搞粗暴的“围剿”。

莫言是否定了《蝌蚪丸》的构思，将其搁置，写成《生死疲劳》后，才重新结构了这部《蛙》。他以姑姑的传奇与蛙的意象来包裹强力禁止超生。小说分为五部，第一部先赋予姑姑复杂的、履历跌宕起伏的故事性：其父是白求恩的弟子，八路军神医;她的第一个恋爱对象，是后来驾机叛逃台湾的飞行员，第二个恋爱对象是县委书记，在这一连串遭遇中，传神地赋予了她豪放、刚烈的个性。在这蓬勃的个性之上，才能承载悲剧的分量。

结构上，小说的前四部都以第一人称“我”与“杉谷义人”通信的叙述方法，最后一部是我寄给杉谷义人的九幕话剧剧本。这个杉谷义人是当时高密日寇驻军司令的后代，这司令学医出身，当时因敬仰姑姑父亲的医术，曾以其母、妻女为人质，想招降他。“我”的笔名是变蛙的“蝌蚪”，真名叫“万足”。这“万足”有象征含义。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经姑姑接生的“我”的同学与其父，都以身体器官命名：陈鼻的父亲是曾经的地主陈额，袁腮的父亲是曾经的民兵队长袁脸，王肝与王胆的父亲是车把式王脚，肖下唇的父亲肖上唇在“文革”中成了造反派头目，于老师的儿子叫李手，陈鼻与王胆婚后生了两个女儿叫陈耳、陈眉……。莫言的说法，以器官命名，是农村的“贱名长生”意识。我以为，这也是他包装故事，赋予黑色幽默的一种方法。

强制扼杀超生的悲惨故事在第二部与第三部。第二部先以“我”的视角，叙述张拳妻子跳进河里想逃生，在被姑姑的计划生育船追赶中，大出血死亡。后写“我”叙述自己的妻子王仁美因偷摘环受孕，藏在她娘家地窖里，被姑姑带着工作队，用拖拉机先拉倒邻家的树，再要拉倒邻家门楼时，挺身站了出来。结果，在引产中，也是大出血死亡，都是已经五六个月的身孕。第三部里，姑姑做主，我娶了小狮子，小狮子的良心已经被谴责。我看到，当姑姑的计划生育船追上逃跑的王家木筏时，为了让躲在木筏上的王胆把孩子生下来，小狮子故意掉进河里，拖延时间。因为陈鼻说：“生出来就是一条性命，生出来你们就不敢给咱掐死了。”结果，孩子生了下来，王胆自己死了，生下的还是女孩。

结构上的变化是，第四、五两部的“豹尾”，除了写时过境迁，姑姑被蛙哭包围、惊扰，更重要的是“我”被带进荒诞场景，成就了一部像“《苍蝇》《脏手》”那样的话剧。小说中，姑姑自己，有一段被蛙哭包围的叙述。她说，退休那晚，她喝了点酒，迷蒙中成千上万的蛙哭，像无数被她残杀婴儿的控诉。路上的泥泞像口香糖一样粘她的鞋底，每抬一次脚，“鞋底与路面之间就牵拉着一道道银色的丝线”。无数蛙跳出来，包围她，追赶她，撕食了她的裙子。最后是捏月光娃娃的泥塑大师郝大手救了他，郝大手专捏泥娃，姑姑就嫁给了他，将自己扼杀的孩子，一个个都让郝大手做成了泥塑，以此弥补她内心的罪过。

小狮子呢？她收养了王胆的孩子，精心抚养。孩子长大后，被陈鼻领走，她就迫切想要自己的孩子。她怨跟着姑姑引流了那么多婴儿，伤了天理，自己就不能生养。90年代后，农村的计划生育名存实亡，我的同学袁腮以“牛蛙养殖场”为名，暗中开了个代孕公司，这小狮子就采了我的精液，去找代孕（当年就是这个袁腮，偷帮王仁美摘了环）。代孕者是陈鼻的女儿陈眉，陈眉在广东打工时遇大火毁了容，愿以代孕费替父亲还债。这后传故事中，就体现了我的同学史——同学们各显神通，陈额原是最富裕的，陈鼻现在是最悲惨的。

最后一部的剧本，写陈眉击鼓鸣冤，哀求“包青天”判回她的儿子，时间故意退回到民国，让时任高密县长高梦九来受贿判案。代孕带来伦理问题：孩子成了陈鼻的外孙，而高梦九按预先策划，判“大胆陈眉假冒人母”。剧本最后是姑姑的精神煎熬，她自语：“按说我这辈子也没做过恶事。”她追问：“那些事儿，算不算恶事？”最后她的台词是：“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利去死，她必须活着，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死。”

这小说是莫言获诺奖后，2013年由陈安娜译成瑞典文出版的。莫言的九部长篇中（不算系列小说《红高粱家族》与《食草家族》），五部译成了瑞典文。陈安娜译了《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与《蛙》，还译了《红高粱家族》，另两位汉学家译了《丰乳肥臀》与《四十一炮》。2012年，莫言以他30年辛勤累积的辉煌成就获诺贝尔文学奖。我计算了一下，从1981年发表第一篇习作到2012年获奖的31年，他写了约600万字小说，300万字散文、随笔、杂文，总计900万字，在中国新时期作家中，累积篇幅之多，题材面之广，整体所具之深度，获奖是他辛勤的馈赠。他在30年里走了别人可能要用50年走的路，实至名归。（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