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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再发现”中思考(创作谈)

2018-01-09阿成

长江文艺·好小说 2018年1期
关键词:小说集莫泊桑同情

阿成

这两篇小说有一篇写于本世纪初。听起来很遥远是吧?其实端庄地说,作为小说的本质,本世纪初和上世纪末,包括上个世纪中叶,甚至更远,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这跟每个人每天端的饭碗差不多。饭碗的花式和形制会有所变化,但功能不可能变,都是用它盛饭的。小说也如此。至少目前我们还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说,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包括明清小说,以及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不能感动当代人。这就是小说的生命,小说的本质,小说的灵魂。自然,小说的形式、手段也很重要,包括穿着打扮,环境的置换,当代环境的勾画等等,都很重要。只是这同一个人的穿着打扮、发式与配饰一样,或是一种凸显,或是一种喜欢。但是沉下心来就不难发现,无论小说的形式有怎样的变化,但小说的精神不会被颠覆。小说之所以称之为小说,说到底,它表达的终究是人间的故事。无论角色是怎样的个性,说怎样的话,骑马还是开车,都是写人的际遇、命运、情感。

这大概便是我的“再发现”罢。

这两篇小说,跟我多年来所写的小说的路子基本一致,都是着眼于普通的老百姓。我想这该是彼此之间的一种缘分。我这一生基本上就是在平头百姓当中混,你让我写农民,写科学家,写明星,写当兵的,能不能写?也能写。但要写出自己满意的好作品来,就不大可能了。当然这种事也得因人而异。这跟医生差不多,有的是全科医生,有的是专科医生。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

一个人这样或那样地写小说,或者开始写小说,总会有他们自己的道理。我记不清那个外国人叫什么名字了(这里顺便说一句,我看外国小说,只看小说的内容,经常记不住作者的名字。这是我常常引以为自豪的习惯,这样可以成功地避免被某些名家引入歧途,或者被带到并不适合自己的路上去),这个外国人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世界上并没有不讲道理的人,只是他们各自讲的道理不同而已(大意)。那么就我而言,我最初写小说的动机是什么呢?单是说爱好文学,在最初时还真不能这么讲。要知道,在生活当中总会有某件事觸动着你拿起笔来——限于篇幅,有关这方面的话题就不多说了。简而言之,就是被感动,或者说被打动了。那么最初究竟是什么打动了我,并成为我写作的动力呢?是同情,是一颗怜悯的心。一个作家或者诗人在从事写作之前,通常都是从阅读开始的。我也是这样的。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读过一本河南老作家郑克西先生(应当叫同志)的小说集《杏林春暖》,正是这本小说集当中的一篇《杏林春暖》打动了我。准确地说,是小说中的某个细节。而恰恰是这样的细节充分地凸显了作者的悲悯之心。记得某一年我去南京出差(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只是长得有点儿老),喜欢闲逛的我在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了一本破旧的小说集《魂断文德桥》。我记不得这个作者叫什么名字了,是他解放前出版的小说集。书里面的一篇篇短篇小说,没有一篇不充满着作者对生活在底层人们的同情,包括妓女,包括小职员,等等。没错,在他的这部小说集当中,我似乎看到了莫泊桑和契诃夫对他的影响。我指的是手法与谋篇,但它的灵魂是悲天悯人。后来这本小说在我的推荐下,借给了一个朋友。然后这本小说集就人间蒸发了。到今天,只要想起这件事我就心疼,甚至为了挣钱给人家讲课的时候还不厌其烦地,像祥林嫂那样磨叨这件事。此外,我还读过一些外国人的小说,像索尔·贝娄、辛格、莫泊桑,等等,等等,以及前苏联的一些作家的小说集,还有五四时期那些作家的作品,包括新时期以来某些作家的作品(并不是全部)。毫无疑问,这些人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他人的同情心。没错,想想看,我们一个人生活在艰难时世当中,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他人的理解和同情。我就是被这种理解和同情所打动的,并不自觉地成为了我写作中根本无法摆脱的最高宗旨。顺便说一句,这只是我。而其他人,其他的作家怎么写?为什么写?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如果您受累读完两篇小说,您就不难发现我上面所讲的这些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是啊,写小说当然是要给普通人看的。至于说小说能起个啥作用,这就像两个熟人见面热情地握手,这既不能管饱,也不能治病,但可以增加友谊,让彼此心情愉悦。

还是看小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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