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洲

唐代山东地区手工业发展与森林变迁

□吴家洲

唐代山东地区的矿冶业、制瓷业、煮盐业、造船业等手工业部门都十分发达，森林为这些手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和燃料，但这些部门的发展却使森林面积不断减小。通过分析唐代这些手工业部分的分布情况，结合历史文献描述、考古发掘资料及现代研究成果，并经过严格的定量分析，估算出各个手工业部门发展消耗的森林面积，更直观地反映手工业发展对森林的破坏程度。指出手工业发展程度和森林面积成反比关系，在唐代时人还没有太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情况下，手工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以牺牲森林为代价的。

唐代；山东；手工业；森林

本文所讨论的手工业主要指的是矿冶业、制瓷业、煮盐业、造船业等会消耗很多林木、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破坏的行业；山东地区指的是今山东省的地域范围。手工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条件密切相关，唐代山东地区有较为丰富的森林资源、便利的水陆交通、充足的水资源，都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在良好生态环境条件的促进下，唐代山东地区手工业发展呈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矿冶业、制瓷业、煮盐业、造船业等都非常发达，中唐之前，可以说是全国手工业经济中心之一。[1]随着手工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预力度也逐渐加大，尤其是对林木资源的过度消耗，使山东地区的生态环境面临巨大的压力。

一、唐代山东地区矿冶业对森林的破坏

在某种程度上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由铜和铁铸就的文明史”[2]。矿冶业是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矿冶业包括开矿业和冶炼业两个部分。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中国在距今4000年已进入青铜时代[3]，从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进入铁器时代，到唐朝时矿产的种类和

开采数量有了明显的提高，管理机构更加完善，矿冶技术更加先进，进入了繁荣时期[4]68。朝廷设有专门的掌冶署“掌范熔金银铜铁及涂饰琉璃玉作”[5]1271，其令“掌熔铸铜铁器物之事，丞为之贰”[6]，地方要按时上供官营手工业所需的原料。后又规定：除了西北地区外，“凡天下出铜铁州府，听人私采，官收其税”[7]1894，矿冶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随着矿冶业的持续发展，对森林的破坏力度也逐渐加大，矿区生态问题不断恶化。

(一)唐代山东地区金属矿产分布情况

金属矿产是矿冶业发展的基础，金属矿产的分布情况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矿冶业的发展情况。唐代山东地区的金属矿产具体分布情况如表1。

表1 唐代山东地区金属矿产分布表

从表1中可以看出，唐代山东地区金属矿产种类丰富，已开采的有五种；总共有11处金属矿产地。铁的产地最多，有6处，分布在5个州；铜的产地有2处，分布在2个州；锡、银、金的产地各有1处，分布在3个州。兖州莱芜县的矿产种类最丰富，有3种；莱州昌阳县其次，有2种。兖州有4处矿产地，莱州有2处，青、齐、淄、沂、登州各1处。从整体上看，山东地区的金属矿产分布十分集中，基本上都在中部山区和东部丘陵地带，而这些地区正是森林茂密的地区。

唐朝时期，山东半岛的矿冶业发展迅速，兖州、莱州是矿冶中心，特别是兖州的莱芜县最集中，县西北的韶山出铁，“汉置铁官，至今鼓铸不绝”[8]268，还有铜和锡，矿区及冶炼工场格外密集[9]17，可以说是矿业最发达的区域。莱州昌阳县的的冶银也很有名，县东有黄银坑，“隋开皇十八年，牟州刺史辛公义于此坑冶铸，得黄银献之。大业末，贞观初，更沙汰得之。”[8]308齐州历城县、青州北海县、兖州邹县都是冶铁基地。此外，沂州沂水县产铜，登州牟平县还出产金矿。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五月，侯希逸开始割据淄青镇后，矿冶收入被军镇截留长达 57年之久[9]17，时“兖、郓、淄、青、濮州界，旧有铜铁冶，每年额利百余万”[7]4404，收复淄青镇后，这“三道十二州皆有铜铁官，岁取冶赋百万”[5]5318，可见山东半岛矿冶的产量丰富、利润丰厚。唐代中期以后，“兖海等道，铜铁甚多……审见滋饶，已令开发”[10]，山东矿冶业的发展更为迅速。中朝地台——河淮凹陷、鲁中突起等地质构造带是著名的铁矿分布带，郭声波先生对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的铁冶点进行统计，隋唐时豫西山地、鲁西山地占18%；[11]48山东半岛地带直到明清时还是著名的矿冶区域[12]20-22。

(二)唐代山东地区矿冶业消耗森林分析

开采矿产的过程本来就是要把矿区的山体植被清理干净的过程，直接造成森林覆盖面积的减少。唐代开采矿产所用的方法是“火爆法”，“先用大片柴，不计段数，装叠有矿之地，发火烧一夜，令矿脉柔脆。次日火气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动锤尖采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矿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13]177单单开采矿产就需要大片、不及段数的木柴，连续大火烧一夜才可以开采，这只是一阶段的过程，等变柔脆的矿开采完了一层，还要继续火烧，周而复始，消耗的柴木更是不计其数。

唐代山东地区的炼铜采用的是火法炼铜技术。《大冶赋》中有相关的记载，包括采矿、焙烧、入炉、点火、融化矿石、出铜等步[14]；《菽园杂记》则有更详细的描写，“每秤铜一料，用矿二百五十箩，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余。用柴炭装迭烧两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则山谷如昼。铜在矿中，既经烈火，皆成茱萸头出于矿面。火愈炽，则铅液成驼。候冷，以铁锤击碎，入大旋风炉，连烹三日三夜，方见成铜，名曰生烹。有生烹亏铜者，必碓磨为末，淘去粗浊，留精英，团成大块，再用前项烈火，名曰烧窖。次将碎连烧五火，计七日七夜，又依前动大旋风炉连烹一昼夜，是谓成鈲鈲者，粗浊既出，渐儿铜体矣。次将鈲碎用柴炭连烧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风炉连烹两日两夜，方见生铜。次将生铜击碎，依前入旋风炉镕炼，如镕银之法。”[13]177可见，处理这种矿石，在熔烧后，需要经过三次粉碎，三次开动大旋风炉烹炼，才能炼出生铜。[4]267熔烧、烹煮等都需要消耗巨量的柴炭。按每秤铜，需要炭七百担，一担等于一百斤，就是需要3.5吨的炭，按现代人工栽植的专用薪炭林平均每公顷每年可获薪材量，阔叶矮林为10-20立方米，灌木林为10-20吨，马尾松林为5-10吨；[15]假设唐代山东地区每公顷森林可以得到的薪材量为15吨，那么每秤铜就需要消耗0.233公顷的森林。而在清代冶炼含铜成分极高的云南铜矿石，也需要“要用炭一千二、三百斤，始能锻矿千斤，得铜百斤”[16]，而且炭必须是松木炭[17]。在明、清时期技术已经十分先进的情况下，冶炼尚需消耗如此多的柴炭，更不用说唐代。

唐宋时矿业所用之燃料，尚为木料或木炭。[18]112尤其是唐朝时期，林木还是作为最主要的燃料来源。在“有山可薪”[19]64之处，“治炭其中，起铁冶其居旁”[19]64。冶炼炉都需要非常高的温度，只有持续不断地柴炭投入才能够维持。春秋时期，齐国国都临淄的郊外有一座牛山，“牛山之木尝美矣”[20]，连齐景公都赞叹“美哉国乎，郁郁芊芊”[21]，后“断山木，鼓山铁”[22]1448，大力冶铁，变成了濯濯童山。而据考古研究，经过严密的计算，河南汉代古荥冶铁遗址的一号高炉每生产一吨生铁，约需铁矿石二吨，石灰石一百三十公斤，木炭七吨左右，渣量六百公斤多，日产约五百公斤。[23]按日产500千克计算，一年约需要木炭1278吨，关于木材的出炭率有大约为20%[11]54和大约为30%[24]145两种观点，取其中间值25%计算，木材比重以0.6吨/m3计算，一吨木炭约需要2.4立方米的木材，则一年约需要消耗3067.2m3的木材。按1亩林裁木1m3计算[11]54，一座铁炉一年约可以消灭3000多亩即2.04平方千米的山林。假设每年产量相同，按唐朝统治时间279年计算，约569.16平方千米的森林会消失，和兖州市面积648平方千米相当。古书有载从采铜矿到炼成生铜，要用相当数量柴炭连烧二十余个日夜；[13]177-178许惠民先生通过研究，也指出炼铜需要的燃料是炼铁的数倍[24]147；消耗的森林更是无法估量。

唐代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军事的需要、铸币的需求，铁只是勉强够用，铜则显得有些不足。[12]18因高宗、宣宗时大量废铜冶，而新增铜冶无几，导致铜产量大幅度下降。[25]为此还不得不实行“铜禁”，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诏“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5]1385。为了获得更多的铜和铁，肯定会加大矿山的开采力度，加多冶炼炉的开工频率，就意味着更多的森林破坏，更大的环境污染。北宋时，山东半岛的莱芜还是“采矿伐炭”[26]、“斩木鼓铁”[27]，不断砍伐森林，以致沈括叹道：“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28]从中也可见矿冶业对森林的破坏之大。

此外，采矿需要的装载、提运工具，如竹篓、竹筐、藤篓、木辘轳等；排水工具，如大水槽、木桶等，都是木制品。而大概唐宋矿区，如离水近，即多用水排，否则亦用木扇。[18]110水排、木扇也是木制品，大型水排更是对水源的巨大消耗，矿渣排入水中还会污染水源，影响植物生长。“产铁之山，有林木方可开炉，山苛童然，虽多铁亦无所用”[29]，充足的林木是开炉的前提，矿山的开发就意味着森林面积的减少，当没有森林时也就意味着矿冶业的衰落。而且冶炼过程中产生的矿渣就直接被堆在空地上，不仅直接覆盖了地表的植被[30]，矿渣中的金属成分随着雨水渗入地表，会污染土壤、地下水，也会使周围植被营养不良。

二、唐代山东地区制瓷业对森林的消耗

我国是世界上烧制瓷器最早的国家，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代就创造出了釉陶或原始青瓷[31]。唐代制瓷业是我国陶瓷史上承前启后的阶段[32]36，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加上唐朝廷禁用铜器、唐中后期饮茶之风盛行及交往、礼节的需要等，促进了制瓷业的大发展，各地陶瓷作坊蓬勃兴起。唐朝还设有专门的官员——甄官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凡石磬碑碣、石人兽马、碾硙砖瓦、瓶缶之器、丧葬明器，皆供之。”[7]1896但制瓷业毕竟是消耗森林的大户，它需要森林提供充足的燃料才能继续发展，它的发展正在侵蚀越来越多的森林。

(一)唐代山东地区瓷窑作坊遗址分布

山东地区是唐代北方地区的制瓷中心之一，经发掘，唐代山东地区的瓷窑作坊遗址有山东淄博磁村[33]、泰安、曲阜、泗水等处，分布广泛。随着一些考古学家及山东大学等历史系考古学专业的师生对山东地区的考古发掘调查[34]1121，越来越多的瓷窑遗址被发现。具体情况如表2。

表2 唐代山东地区瓷窑遗址情况表序号

从表2中可以看出，唐代山东地区的瓷器窑址总共有9处；兖州最多，有8处，几乎占全部；淄州有1处；主要集中在今山东中部山区的森林茂密地带。山东地区瓷窑生产的陶瓷品种，以青瓷和白瓷为主，但还有其他陶瓷类型，如淄博窑兼烧酱釉[35]48，大泉窑兼烧黑、褐釉[34]1124，山东淄博的黑釉更是佳品[32]37。即使一个瓷窑遗址也不意味着就仅有一个瓷窑，如磁村古窑址分为四区等[35]46。有些窑的历史悠久，如中淳于村窑[36]、宋家村窑[37]都从北朝就开始烧制瓷器。

(二)唐代山东地区制瓷业消耗森林分析

充足的水源、丰富的林木资源、良好的瓷土条件是制瓷业发展的前提[34]1125，丰富的林木资源为瓷窑提供充足的燃料，瓷窑的规模越大对森林的破坏也越严重。建造瓷窑作坊时，就需要把附近的植物清理干净，挖掘瓷土更是和开采矿山是一个性质，会造成局部童山。按《陶冶图说》，制瓷需要经过二十个步骤[38]，唐时瓷窑基本上都采用柴烧，入窑烧造要保证窑炉的温度，通常需要达到1000℃以上，就需要充足的燃料，而森林正是燃料的主要来源。

郑州大学的历史学工作者根据1974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禹州钧台发掘的宋钧官窑情况，复原了1号窑炉，窑炉包括帘门、观火孔、火腔、密室、烟函、密道等部分，其中窑室呈长方形，底部长3.61米、宽1.56米，进行模拟烧瓷实验。[39]经过反复试验，最后成功烧制出比较理想的产品，得出结论：烧100件产品，需要用柴3500公斤。可以得出每烧一件产品约需要用柴35公斤。关于各个瓷窑的具体产量，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1976，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联合相关部门对淄博地区的部分古窑址进行复查，至少发现窑炉15座。[35]46假设每个瓷窑遗址就一处瓷窑，每处瓷窑有15座窑炉，每个窑炉的年产量为100件，则每个瓷窑的年产量为1500件，不分种类，则山东地区的瓷器年生产总量为13500件，需要消耗柴火47.25万公斤，即472.5吨。按每公顷森林可以得到的薪材量为15吨，那么山东地区一年的制瓷业生产就要消耗31.5公顷即0.315平方千米的森林。如果终唐一朝每年都是这样的产量，那么需要消耗87.89平方千米的森林，约相当于今兖州市面积的九分之一，可见制瓷业消耗森林之巨。且制瓷业本身就是一个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矿产和森林，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等也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40]。

三、煮盐业、造船业对森林的破坏

(一)唐代山东地区煮盐业对森林的破坏

山东东部沿海地区煮盐业历史悠久，《管子·轻重甲》说：“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22]1422《史记》也说：“山东多鱼、盐、……”[41]3253。西汉有海盐之饶的地方是山东地区的燕、齐及南方东楚。[42]东郭咸阳在武帝时以“齐之大煮盐”[41]1428的身份掌盐铁事物。汉在千乘郡千乘县[8]274、琅琊郡海曲县[8]300、东莱郡昌阳县[8]308和牟平县[8]312都设有盐官。青州是古代齐国区域，更是“号称强国，凭负山海，擅利盐铁”[43]2490。唐朝时，日常生活及手工业、农业用盐等各方面的需求，使山东地区的煮盐业蓬勃发展，成为该地区的支柱行业[9]16。唐代山东地区海盐产地的具体分布情况如表3。

表3 唐代山东地区海盐产地分布表序号

从表3中可以看出，河南道的海盐产地有8处，分布在沿海各州。莱州最多，有3处；密州、青州各有2处；登州1处。此外还有不确定的地区，如登州牟平县、登州文登县、莱州昌阳县等在汉时就已产盐。而且，每个州拥有的煮盐地也不尽相同，如诸城县“县理东南一百三十里滨海有卤泽九所，煮盐，今古多收其利”[8]299；胶水县西北的平度故城“有土山，古今煮盐处”[8]308。

宋朝以前，海盐最普遍、最基本的方式是煎煮[46]107，即“取海水炼盐，所谓熬波者也”[47]，或叫作刺土成盐法。卢纶诗云：“潮作浇田雨，云成煮海盐”[48]，就是对这种方法的形象描述。《太平寰宇记》中则有具体的描写，主要包括刮咸取卤、验卤、煎煮三道程序[45]2569，煎煮是最重要的环节。煎煮前要做好制作盐盘、搭砌灶火、搜集柴火等准备工作[46]108。煮盐的盐盘，俗称大铁锅，“汉谓之牢盆”[49]，“锅下一排灶同时点火，多的有十二、三眼灶，少的也有七、八个灶，共同烧火”[50]33。牢盆大者煎盐多、用柴亦多，小者煎盐少、用柴亦少。[13]148需要一直熬煮到卤水沸腾后慢慢成盐，方才结束烧火。煮海盐需要用掉多少的木材并没有统计，但可以用井盐的熬煮用材量来大概估计。据《丹渊集》载：陵州“惟管内仁寿等四县，百姓每岁输陵井监煎盐木柴，共计三十八万四千二百余束也”[51]756。关于陵井的产量，《太平寰宇记》记载：“陵井监井诸县计十井，日收盐四千三百二十三斤”[45]1698；《玉壶清话》曰：“蜀置监，岁炼盐八十万斤”[52]；李焘认为宋初日产约三千六百斤[53]；而《文献通考》载：“陵井监及二十八井，岁煮一百十四万五千余斤”[43]155。宋代在四川设监，监下设场务管辖盐井[54]。陵井监设置十一场务，其管辖范围包括陵州境内的所有官营盐井[55]。按日收4323斤计，则一年收盐157.79万余斤；按日产3600斤计，则年产量是131.4万斤；但一年中每天的产量不是恒定的。而从后蜀时期的80万斤增加到宋时的114.5万余斤，日产约3137斤，与前面两组数字比较，更为合理。所以取岁收114.5万余斤，每束木柴按5公斤计算[56]，每年约需要消耗木柴192.1万公斤，则每斤盐约需消耗木柴1.68公斤。怪不得为了上交煎盐木柴会导致“山谷童秃，极望如赭。纵有余蘖，才及丈尺，已为刀斧所环争相翦伐，去输官矣。人既匮极，草木亦不得尽其生意”[51]756。井盐用的仅是中号锅[50]37，就耗材这么多，更不用说大号的牢盆了。

肃宗、代宗时期，朝廷曾设青、莱、登、海、密五州租庸使以主持该区域税收[57]，包括征收盐税，但不久后便废，山东地区更长期处于淄清藩镇的控制下，盐税长期被截留。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五月敕曰：“闻淄青郓三道，往年粜盐价钱，近收七十万贯”[58]，这应该是淄青藩镇割据时的盐产数额[59]93。按当时的盐价估算，淄青兖郓沿海地区元和中产盐约计 28万石[59]93。按唐1石容6万毫升[60]，食盐的密度取2.65克每毫升，唐1石食盐约为159公斤，那么山东地区每年盐产数额为4452万公斤。虽然池盐和海盐的耗材比例不同，我们姑且认为相当，按每斤盐需耗材1.68公斤计算，则山东地区每年产盐约需要消耗柴木14958.72万公斤，即约15万吨木柴。按唐代山东地区每公顷森林产薪材15吨计算，需要砍伐1万公顷的森林，也就是消灭了100平方千米的树木，约相当于今曲阜市九分之一的面积。且煮盐用的铁锅的生产也是用牺牲森林换来的，可见煮盐业对森林的破坏也相当严重。

(二)唐代山东地区造船业对森林的破坏

唐代的航运业繁荣，“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7]2998。还专门设立了“水部郎中”[7]1841、“舟楫署令”[7]1897等官职，专门管理造船、航运和水上防务[61]79。今山东半岛的东莱地区是隋代重要的造船基地[62]7，隋朝征伐高丽就在此制造了大量船舶，唐代在隋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9]18。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张亮率“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7]5322；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以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候将军李海岸副之，发兵万馀人，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入”[63]6245-6246；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诏以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副之，将兵三万馀人及楼船战舰自莱州泛海以击高丽”[63]6252；唐太宗发动的这些征伐高丽的战争都是从胶东地区出发的，其中应有部分该地区造的战船。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高宗“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遣左威卫将军孙仁师统众浮海赴熊津，以益仁愿之众”[7]5322，如此大规模的从山东半岛沿海各州召集船只，即使船只不是此地制造，船只的修缮、维护工作也不小。史料显示，有大型的船舶修理场在密州大珠山地区发现。[9]18大师圆仁的船队“于密州管东岸，有大珠山。今得南风，更到彼山修理船”[64]134，张同军由于在牟平县乳山浦造船场“贪造舟”[64]505而遭人检举[9]18。胶东地区作为大军唯一的出海口，所具备的海船制造业必定仍保持一定的规模。[62]7

船厂一般选取山林可伐、水陆交通便利的地区专门打造[65]85。丰富的林木资源、便利的航运交通、充沛的水资源等生态环境因子，是造船业发展的外在环境条件。[65]85唐朝的船几乎都是木制的，故丰富的林木资源是制造船舶的基础条件。随着水密舱壁的使用和造船工艺的进步[66]，唐代可以造出“船上建楼三重”[67]的楼船，也可以造出“不啻载万”[68]的商船。1974年6月，江苏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船身残长17.32米，复原后约为18米，船最宽处2.58米、最窄处1.3米，船深1.6米；船舷木板厚40-70毫米，船底木板厚80-120毫米。[69]据估算，改船排水量为30-35吨[70]。取船长18米，船宽取平均值1.94米，船舷木板厚取0.055米，船底木板厚取0.1米，假设船面和船底同宽，计算出船身木料的体积约为6.89立方米，没有把船体内部构造的木料计算在内。如果按排水量估计，船的重量取32.5吨，假设船上的物品全部都是用樟木制造，樟木的密度为800千克每立方米，则木料的体积为40.63立方米。1960年3月在江苏扬州施桥镇发掘的唐代1号木船大小和如皋出土的相仿[71]，估计都是比较常见的商用贸易运输船舶。假设河南道仅生产了1千艘这样的船舶，仅按船身的体积计算，就约需要6890立方米的材木，按1亩林裁木1立方米计算，约需要6890亩即4.593平方千米的森林；如果按每船需木料40.63立方米，则需要27.085平方千米的森林；且河南道的船舶产量肯定远不止1千艘。在唐代来说，这只是中小型的船舶，据研究，赴日贸易的唐船的船身许多都超过30米、船最宽处都超过5.5米、船高超过6米[72]；唐代的客船，长20余丈，载六七百人很普遍；[61]82货船“大者受万斛也”[73]，约载重五百余吨；更不用说更加高大的楼船、艨艟等大战船。这些船舶需要的材木又都是材质比较好的，对森林的破坏就更加严重。而且河南道地区水产资源丰富，渔民们靠水吃水，建造了大量的渔舟捕鱼，渔舟都是木制的，也是对森林的一大消耗。

综上所述，不管是矿冶业、制瓷业、煮盐业等以林木为燃料的行业，还是造船业等以林木为原料的行业，都是以牺牲森林为代价获得快速发展的。这些行业的繁荣是建立在森林减少的基础上的，唐代的人们还意识不到手工业生产对森林的破坏，他们还没有太多的生态环境保护概念，对他们来说，林木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多砍伐森林还能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而手工业对森林的需求是大量而密集的，对森林的破坏速度远远超过森林的自我恢复速度，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森林面积减少，环境不断恶化。

注释：

①把隋朝的矿产记录在内，矿产的开采周期一般都比较长，到唐时不应废弃。

②每立方米木材重量因木材种类、重量、质地不同而不同，龚胜生先生认为比重为0.4吨/m3，许惠民先生认为是0.8吨/m3，这里取中间值0.6吨/m3。

③钧官窑属于半倒焰窑，技术成熟，估计当时的匠人可以用更少的柴烧成，这里以实验数据为准。且各地瓷窑的烧制技术不同，需要消耗的薪柴也不一致，这里不作分别论述。

④[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3.表中《新唐书》版本均与此同。

⑤郭正忠在《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中也持相同观点。

⑥船左右侧面木料体积为3.168m3，船前后面木料体积为0.229m3，船底木料体积为3.492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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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8091(2017)04-0014-08

2017-02-10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350007

吴家洲(1986- )，男，汉族，福建省三明市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中国史历史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