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祥

现在大学里教授给学生上课──尤其是给本科生上大课，那简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上课铃响就得进来，否则算迟到；下课铃响就得出去，否则算拖堂。一节课讲什么，一学期讲多少，那全有大纲规定，讲不完算没完成任务，讲多了算跑马观花。其他诸如口齿不清呀，离题万里呀，上课抽烟呀等等，都算违规违纪，轻则批评教育下不为例，重则下岗待业另找饭碗。

以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可不是这样，要按咱们现在的规定，那时的教授上课自由得几乎就是逛自由市场。

他们可以自由决定上下课时间和上课内容。比如，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时，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放在讲台上，他自己呢，则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着讲着，就点燃烟袋，在吞云吐雾中阐释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而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到了五月十五晚上，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他不但上课时间自由，讲课内容也随心所欲──在教《昭明文选》时，他老先生优哉悠哉，一学期才讲了其中《海赋》的一半内容！与此相似的是联大另一教授闻一多。他上课不喜欢在白天，而是要调到黄昏时候上，理由是这样有气氛，容易讲得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