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主任郝春莉受访，讲述近年来在中国司法领域中职务犯罪审判的变化。她从事律师职业22年，曾代理周永康、陈雪枫、孙兆学等众多落马高官案件。

记者：能否谈一谈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律师制度有哪些重要变化？

郝春莉：中国律师制度最重要的变化是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定位不断在转化。律师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从国办所走向合伙制甚至是个人所，律师职业也一步步走向市场化、国际化。其次，中国律师队伍在壮大，从1979年的212人发展到现在的近40万人;律师业务领域在逐步拓展，还广泛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另外，从被告人没有任何辩护权，到审查起诉程序、审判程序、侦查程序中享有辩护权，体现了中国法治的进步。

记者：代理周永康案的时候，你们前后会见了多少次？ 

郝春莉：前后會见了很多次。最深刻的印象是办案机关对我们辩护工作的尊重，充分保障我们的会见权、阅卷权，以及辩护权。当时时间紧，任务重，辩护工作强度很大，压力也很大。在法庭上，他态度很好，认罪认罚。他认识到自己违法犯罪的事实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再次表示认罪悔罪。

记者：你如何看待落马官员在庭审时痛哭流涕、认罪认罚的问题？ 

郝春莉：从2016年开始，全国有18个城市开始试点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案件，在量刑上适当从宽。这些落马高官都希望得到从宽处理，在受审时痛哭流涕，也是认罪悔罪的具体表现。

记者”：落马官员上诉的情况也较为少见，是因为什么？

郝春莉：很多落马官员一审后不上诉，其中大多数是因为认罪认罚，在量刑上得到了从宽的处理，就不上诉了。

记者：落马高官在庭审时与庭下的反差大吗？

郝春莉：在庭审时，不管多高级别的官员，在庭审这种庄严肃穆的场合都会敬畏法律，严肃紧张。但在庭下，他们除了谈案件之外，也会聊一些家常、成长经历、思想变化等问题。

记者：你认为中国的律师执业环境，还需要哪些改进？ 

郝春莉：有些案子没有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证人出庭难等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较好改善。（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