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勇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市 200433)

外国文学选本编纂与“现代派”的接受及其合法性问题

徐 勇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市 200433)

现代派在1980年代的中国，在接受上存在着两极现象：一方面是理论阐释上的诸多限制；另一方面通过读者的广泛阅读，现代派实际上已经深入人心，早已跳开了理论阐释上的限制。这样一种复杂情况，在外国文学选本的编纂中有集中呈现。虽然编选者意欲通过选本的前言、后记之类介绍文字设定读者阅读接受的方向，但事实上随着阅读接受语境的变化，必将导致阅读接受上的偏移现象产生，现代派正是在这种阅读接受上的偏移中逐渐站稳脚跟并获得广泛认同的。

外国文学；选本编纂；现代派；合法性问题

关于现代派的价值及其在1980年代的接受，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在这方面产生了很多重要成果。近几年来，随着“重返八十年代”成为学界热点，这一问题重新又被研究者激活并赋予了新的含义，其中很多议题都从新的角度阐释，出现的成果亦让人启发颇多[1-4]。在这当中，不乏从文学翻译、出版、接受和传播等文学制度的层面所展开的探索[5]，但对于选本的编纂、出版却很少有研究者问津。实际情况是，熟悉或亲历1980年代文学语境的人，想必不会否认袁可嘉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这一套8本的外国文学选本的影响表明，选本编纂在现代派的接受上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本文的写作正是基于这一理解和假设展开。在方法的选择上，本文尝试以统计学分析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式，努力揭示选本编纂出版在现代派的接受上所起的作用及其策略选择。

从总体趋势和时间先后顺序来看，1980年代外国文学选本的编纂出版，大致经历了一个先有整体性作品选而后再有国别文学作品选、先有综合性作品选而后再有专题作品选的演变过程。这样一种趋势，既为恢复教学之需，也是“拨乱反正”的结果，同时也是对待外国文学态度变迁的表征。七八十年代之交，社会处于转折时期，外国文学选本出版也相对谨慎，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外国短篇小说》是作为外国文学界“拨乱反正”的一部分，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周煦良主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乃是1960年代同一套作品选的再版。虽说如此，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种演变趋势，其实也是与文学观念的逐渐更新和思想解放的程度有关。

一、“拨乱反正”与“批判继承”

“拨乱反正”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回到“十七年”文学传统，也就表明在对待外国文学的整体性上持“批判继承”态度[6]。“批判继承”在这里主要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对于可以或能够继承的，要有批判的态度；二是对那些不能继承的，则采取“屏蔽”或遮蔽的态度。因此，“批判继承”首先有一个范围的设定问题。就第一个方面而言，这样一种“批判继承”的范围主要局限于“从希腊、罗马时期到中世纪止”“从文艺复兴时期到二十世纪初叶”以及“十月革命起”，这种编选范围决定了诸如《外国文学作品选》中“古代希腊、罗马多选，中世纪少选；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多选，现代资产阶级流派少选或不选”的基本规则[6]。

除了设定范围之外，还有倾向性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7]两方面的综合决定了应以什么态度对待外国文学，具体说来就是要处理好以下关系：“我们应当分析哪些是统治阶级文学，哪些是被压迫阶级的文学。我们分析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要看其属于哪个时代、哪个阶级；是人民的文学，还是统治阶级文学；是某一阶级上升时期的，还是没落时期的。有时人民文学也可能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其中也有糟粕；属于统治阶级的作家也有开明和保守、进步和反动之分。要具体分析某种文学现象同当时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看它是站在进步的方面，还是站在落后的方面。”[8]本着这种理解，反映在代表作品的选择上，思想性而非艺术性往往就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

这是整体上回到“十七年”文学传统，但在涉及具体作家、作品的选择上，仍有细微差别。在这里比较1960年代版和1979年版的《外国文学作品选》是很有意思的。两套作品选中，第3、4卷调整较大。1963年版第3卷中，有些篇目被放到1979年版第4卷。1979年第4卷新增法、英、德、奥、南斯拉夫，加纳部分被删掉。其中法、英、德国部分既有原属1963年第3卷的，也有新增的。1979年第4卷中，原1964年版第4卷美国部分被删掉，其所选篇目，一部分由1963年版中挪过来，一部分为新增。

有趣的是新增和删掉的部分。1979年再版时，1963年版第3卷中被删除的有：俄罗斯部分，普希金《诗选》、《叶甫盖尼奥涅金》(节选)和《上尉的女儿》(节选)，莱蒙托夫《诗选》、《当代英雄》(节选)，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节选)和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节选)。第4卷，美国部分，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节选)；加纳部分，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1979年再版时新增的有：第3卷，法国部分，波德莱尔《诗选》、都德《柏林之围》；英国部分，盖斯凯尔夫人《玛丽巴顿》(节选)；德国部分，维尔特《诗选》；巴西部分，库尼亚《腹地》(节选)；日本部分，芥川龙之介《罗生门》《鼻子》。第4卷，法国部分，法朗士《诸神渴了》(节选)、《企鹅岛》(节选)；英国部分，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节选)；奥地利部分，卡夫卡《变形记》(节选)；美国部分，斯坦·培克《月亮下去了》(节选)、《珍珠》(节选)，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节选)、《老人与海》(节选)等。

从上面的一增一减中，不难看出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变迁。1979年版中，删掉幅度最大的是俄罗斯文学和前苏联文学部分。1963年版第3卷中，俄罗斯文学部分约占总量的近一半；1979年版第3卷中，俄罗斯文学部分虽然所占篇幅仍旧最大，但已降低到总量的32%左右。1964年版第4卷中，前苏联文学部分占总量的一半以上；而到了1979年版第4卷中，前苏联文学部分所占页码数(篇幅数)虽基本未变，都在240页左右，但1979年版中第4卷整体篇幅数有大幅增加，从原来的400余页增加到654页，这样一来，前苏联文学部分所占总量也就大大降低了，仅占三分之一左右。与这里的递减相对照的是美国文学部分的增加，1964年版第4卷中原来所选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节选)被删，替换成斯坦·培克的《月亮下去了》(节选)、《珍珠》(节选)和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节选)、《老人与海》(节选)，其结果是1979年第4卷中，美国成为除前苏联之外所占篇幅最大的国家。应该看到，俄罗斯文学和前苏联文学地位的降低，同美国文学地位的提升，两者之间并非没有内在关联。这里既有中美建交的潜在影响，也是中国文学资源借鉴方向性变化的表征：欧(西欧)美国家而非东欧(包括前苏联)国家的文学，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学效仿和借鉴的对象。

另外，还要看到新增作家作品的新质和异质性特征。1979年版第3卷增选波德莱尔诗歌9首以及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和《鼻子》；第4卷新增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节选)和《老人与海》(节选)以及卡夫卡的《变形记》(节选)等。这些新增部分所占篇幅虽然并不太多，但出现在教材中却属罕见，意义不可低估。这些作家作品主要是从“认识意义”的方面得到接受，这其实也是外国现代派文学在1980年代接受的主要方向，从这个角度看，这一套作品选自有其奠基意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波德莱尔诗歌的选录，多侧重于具有进步倾向或表现底层民众的部分，如《穷人的死》等，倾向性和立场性十分明显。与此不同的是，前面的介绍文字不偏不倚，颇有文学史式的客观效果：“他憎恨虚伪的资产阶级道德，揭露现实社会的病态，却又美化城市生活；他抨击并企图摆脱邪恶，但又迷恋自己认为邪恶败坏的东西”，“在艺术理论上，他认为只有宣扬资产阶级的人生苦恼、满足资产阶级个人感官享受的艺术，才是‘美’的和‘真’的艺术；也只有发挥个性，‘绝对自由’地运用想象，才能产生这种艺术。波德莱尔的艺术理论和创作实践，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为艺术而艺术’的法国巴那斯派和后来欧洲各种颓废文艺流派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法国诗歌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9]。由于这种张力，从接受理论角度看，必然会带来阅读接受上的偏差，所谓与“期待视域”的不符即此，文学的新变某种程度上体现在这种“期待视域”的落空和阅读的偏差上，但对这种张力也不能过分夸大，即这里是带有某种策略性的选择和犹豫的态度。当时的语境决定了所选作品必须具有进步意义，而在文学史式的介绍中却可以做到尽量公允；但也恰恰是这一看似不偏不倚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暗含肯定和推介的态度。

二、当代意识的增强与向欧美国家倾斜

1980年代，外国文学的译介不同于1950-1970年代之处，主要表现在范围比重的扩大上。1950-1970年代，仅俄苏文学的翻译出版总体上就超过各非人民民主国家文学作品出版的总和。1980年代以来这一情况有大的改变。与1950-1970年代侧重于俄苏文学不同的是，欧美文学在1980年代越来越占据翻译的重要地位。1980年代外国文学翻译中占前5位的国家分别是俄苏、英国、美国、法国、日本。以1978年至1982年为例(见表1)：

表1 1978年至1982年外国文学翻译出版情况对比(单位：部)

注：这里的“部”，是以套为计算单位的，比如1980年版《美国短篇小说选》虽然有2册，但仍以一部计算。统计范围仅限于文学作品的出版，不包括以“外国”或“世界”之类超越国家范围的外国文学作品。数据来源于《全国总书目》

虽说俄苏文学仍旧是1980年代外国文学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欧美文学的译介比重越来越大。1978年英国文学的出版超过俄苏文学，法国文学的出版与俄苏文学持平。1979年，美国文学几乎接近俄苏文学。与此相应，欧美文学选本日渐增多，其中美国文学选本相对较多。1978-1982年间，最多的仍是俄苏文学选本，有9部，分别为《异域情雨——70—80年代苏联中篇小说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当代苏联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苏联当代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苏联当代中篇小说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当代苏联中短篇小说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苏联当代短篇小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苏联当代青年题材小说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彩虹——1979年苏联中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俄国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其次是美国文学选本，有7部，分别为《美国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美国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没有点亮的灯——美国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1)、《美国短篇小说选》(商务印书馆，1982)、《最新美国短篇小说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美国科学幻想故事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接下来依次是：5部日本文学作品选本《日本当代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日本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日本推理小说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日本推理小说选》(群众出版社，1980)、《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4部英国文学作品选本《英国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英国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现当代英国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好房客——英国现代短篇小说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2部法国文学作品选本《法国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法国当代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

选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出版，大多有较为明显的编选意图和倾向，是“有意为之”的行为。就上文所列选本可以看出：第一，有些以丛书或系列的形式出现的选本，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法国短篇小说选》(1978)、《美国短篇小说选》(1980)、《英国短篇小说选》(1981，朱虹编选)、《日本短篇小说选》(1983)、《俄国短篇小说选》(1984)、《苏联短篇小说选》(1984)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美国短篇小说集》(1978)、《英国短篇小说选》(1980，朱虹编选)、《日本短篇小说选》(1981)、《俄国短篇小说选》(1981)、《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1981)、《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1981)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选，读者主要针对青年，往往偏重于青年题材。相对而言，人民文学版的短篇小说选，倾向于从文学史特别是短篇小说发展史角度选取各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这一区别在同是朱虹编选的《英国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和《英国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中可以看出。两个选本同为朱虹编选，但选择角度却不相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英国短篇小说选》，“力图在一本英国短篇小说选本中照顾到英国文学发展的代表性、不同风格的代表性、青年题材的代表性乃至青年读者的阅读趣味，惟其如此，看来反而弄成不伦不类、挂一漏万”[10]。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英国短篇小说选》，朱虹的序言《谈谈英国短篇小说的发展》既是在介绍英国短篇小说发展历程，也是在解释收录作品的理由，所选作品和序言之间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

这里还需要看到两套丛书出版编辑时间上的差异。中国青年出版社早就打算以“外国文学名著选本”丛书形式出版各个选本，并已完成了编校工作，后因故中断。可见，1980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各国短篇小说选，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拨乱反正”的一部分，时间上的内在连续性与编选倾向和原则——即以青年趣味和题材为核心并服务青年——有关，但因跨越两个时代，选本编纂又受到时代语境规定性的限制。也就是说，1980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选，具有时间上的重叠性，是两个时段编选宗旨的反映。就1978年版《法国短篇小说选》而论，“主要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生动地展现了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生活的画面，无情地揭露和鞭笞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和残酷”[11]，这时虽已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但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1980年版《美国短篇小说选》则选录了不少现代派作品，表现了新时期的开放性。

第二，美国文学选本相对较多，说明对美国文学的重视日趋突显。外国文学选本主要从1980年开始增多，但有关美国文学选本的出版却早自1978年9月的《美国短篇小说集》就已开始，这是新时期最早的国别文学选本。1978年1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法国短篇小说选》，紧接着从1979年到1981年，连续三年每年都有一本美国文学选本出现。这一系列选本的连续编选，与1979年中美建交不无关联。事实上，政治事件影响外国文学选本的编纂，早在1953年即已出现，当时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英文组编选过一本《美国短篇小说选》，即在于配合抗美援朝。

第三，上述选本的编选多倾向于当代外国文学，而古代或文学史意义上的专题文学作品选则很少。1978年版《法国短篇小说选》编选的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1980年版《英国短篇小说选》主要以19世纪至二次世界大战前为编选范围，1981年版《英国短篇小说选》以19世纪后期以来的短篇小说为主，1978年版《美国短篇小说集》收录范围为近一百年，1980年版《美国短篇小说选》收录范围从19世纪到当下，那些以“当代”为名的选本就更不用说，这表明选本编纂的当代意识十分明显。这样一种当代意识虽具有西方近现代以来社会状况认识上的价值，但实际上隐含了服务于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意图。“法国当代作家在文学上坚持不懈地走着探索、创新的道路……诚然，他们的成果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有些手法看来是扩大了艺术表现的领域，可以供我们借鉴，有些却不一定成功，不过他们那种勇于探索、努力创新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12]这些都并非文学史式的作品选，因此不必面面俱到，而若联系周煦良主编的1979年版《外国文学作品选》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外国短篇小说选》，则可发现教材式的作品选倾向于时间跨度上的长时段，而国别小说选则倾向于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以来。这种时间上的切近，现代性的逻辑以及彼此相近的问题域，都使得这些选本对中国当下创作有更多的启示意义。

第四，当代意识的增强，也使得现代派作品逐渐进入到文学选本中，并占据一定比例。上文提到的《法国当代短篇小说选》即属此类，收录了不少“先锋派”作家和现代派作家的作品。比较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同一国家小说选，是很有意思的，以1978年版《美国短篇小说集》和1980年版《美国短篇小说选》为例，可能会得到某些启示。《美国短篇小说集》所选小说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为主，虽侧重于认识价值，但强调思想倾向的进步立场：“从内容上看，……许多作品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生活采取了暴露的、批判的态度”，“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一小撮资产者怎样用高利贷重利剥削的方式积累起自己的财富；怎样用贩运非洲黑人的手段，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惨无人道的迫害；怎样用欺骗和暴力压榨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华人。美国资本主义的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美洲、非洲和亚洲人民的血汗。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我们看到，土地资本家怎样无耻地剥削农民，投机商人怎样盘剥城乡劳动人民；在经济危机时期，失业工人生活悲惨到这样的程度，找到一个随时都有粉身碎骨危险的工作，还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爱什么恨什么，态度是鲜明的。对于盘剥、压榨劳动人民的各类资产阶级人物，作者抱着憎恨厌恶的感情加以揭露和抨击……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作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13]。换言之，对那些具有认识价值但思想倾向隐晦的作品，比如现代派等则不入选。《美国短篇小说选》明显不同，其“所选篇目古今都有，然而以今为主，各种主要流派都略具一格，而每篇本身则或是内容有较大意义，或是艺术上有特点”[14]序言1，这一选本也强调作品的认识价值，比如说，“麦尔维尔的《闺女的地狱》用怎样富于感染力的笔调写出了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妇女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里所遭受的深重苦难！比尔斯的《空中骑士》用诗一般的描写，通过一家父子的生死决斗表达了美国内战是怎样一种新时代消灭旧时代的战争”[14]序言4，但这里的认识价值也仅仅只是认识价值，并不具有特别明显的倾向性。而且，对这一选本而言，其最大不同还在于对不同流派的包容，收录了爱伦·坡的《失窃的信》、亨利·詹姆斯的《四次会面》、威廉·福克纳的《熊》、塞林格的《给艾斯美写的故事——既有爱情又有凄楚》等现代或后现代之作，还收录了科幻作家雷·布雷德伯里的《霹雳轰鸣》。

为什么会出现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美国短篇小说选本呢？显然，时间差是应重点考虑的。这让人想起1951年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英文组编选、1953年出版的《美国短篇小说选》，这是一本配合当时形势而编选的美国短篇小说选：“这是我们英文组师生为了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而翻译的。这样我们一方面以实际行动响应了捐献运动，一方面借这个机会使我们的广大读者从美国作家的笔下亲见美帝国主义血腥的本质和吃人的剥削制度，以及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的丑恶真相——这是一个战斗的任务，一个用笔杆向敌人作战的任务。”[15]比较1978年选本和1953年选本，两者之间显然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但1980年的选本则明显不同，与1979年中美建交有关，但借中美建交而选入现代派作品，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策略上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国文学选本编纂逐渐以越来越开明而包容的态度对待西方不同流派的作品，从这个角度看，不同时期外国文学选本的对照，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的表征。

三、现代派的两面性及其合法性的获得

如果说“拨乱反正”时期外国文学作品选的编纂已暗含对现代派的某种推崇的话，那么在这之后，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推进，现代派逐渐进入人们视野，这方面的选本越来越多。除了袁可嘉编选的《外国现代作品选》8册之外，还有诸如《荒诞派戏剧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欧美现代派作品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荒诞派戏剧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意象派诗选》(漓江出版社，1986)、《英美意象派抒情短诗集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外国现代派诗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外国现代派百家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等。还有一些供教学使用的非正式出版物，比如上海师院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编选的《现代派作品选》(1982)。这些选本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以《欧美现代派作品选》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为代表的带有文学史意味的现代派作品选，在编选过程中以文学史式的叙述暗含褒贬；一类是现代派专题选，如《荒诞派戏剧集》《荒诞派戏剧选》《意象派诗选》《英美意象派抒情短诗集锦》等。

虽然说当时出版的现代派选本数量不少，但若比较其所选作品便会发现，其中有很多重叠之处。比如《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卷和《外国现代派诗集》，都选录了象征主义作品，其中所选的诗人诗作绝大多数彼此重合，见表2：

表2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与《外国现代派诗集》所选象征主义篇目比较

从表2可以看出，《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所选诗作绝大多数都被《外国现代派诗集》重复收录，而且有些完全一致。这意味着所选重合的作品确实是作家的代表作品，其重复收录对建构现代派经典作品在中国的经典地位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同时也可看到，《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所选范围已相当全面详尽，囊括了1980年代出版的现代派选本所收各流派代表作家作品。这些作家作品之所以被不断重复收录，彰显的正是对现代派的强化、突显和肯定。现代派作品在1980年代文学语境中深入人心，同相关选本编纂中的这种刻意突显和强化是分不开的。

比较袁可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序言和他在此前后发表的其他相关文章，也是很有意味的。新时期以来，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现代派的文章，主要有《象征派诗歌·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文艺研究》1979年1期)、《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3期)、《谈谈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译林》1979年1期)、《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文艺研究》1980年1期)、《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说》(《百科知识》1980年1期)、《从艾略特到威廉斯——略谈战后美国新诗学》(《诗探索》1982年4期)、《我所认识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光明日报》1982年12月30日)、《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三个问题》(《外国文学》1983年12期)、《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边界线》(《读书》1984年10期、11期)、《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来由、发展和趋向》(《读书》1985年6期)等。他的《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说》一文，在内容、观点和表述上，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序言及各流派介绍文字极为相似，可看成是一个缩减版。从两篇文章的时间看，序言写于1979年12月，文章发表于1980年1期，应该是同一文章的两个版本。再看他的《我所认识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后来还附录在1985年版《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4册下卷结尾部分)，便会发现其中的微妙之处。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序言中，袁可嘉虽对现代派多有批判，但从中不难看出作者隐含的肯定倾向。《我所认识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则不同，可以看成是袁可嘉论述西方现代派文学中最简明扼要而态度鲜明的一篇，很有症候性，他说：“总的说来，现代派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动荡变化中的危机与矛盾，特别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四种基本关系——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方面的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悲观绝望的情绪。这四种基本关系是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强大压力下被扭曲的。我认为，现代派文学具有的不可低估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主要也在于此。”[16]1138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

但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看到以下三方面的两重性：

第一，现代派所反映的现实只是局部的现实，它主要反映敏感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危机尖锐时期的心境，未必表达了忙于生计的人民大众的思想和情绪。……

第二，现代派诚然揭露了社会矛盾的现象，却往往掩盖社会矛盾的本质。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限制，现代派作家常常把具体社会制度下的问题扩大化、抽象化为普遍而永恒的人的存在问题；他们把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痛苦和悲剧说成是不可改变的“生之痛苦“；他们把资本主义的末日说成是全人类的末日等等……这种错误的世界主义观点完全掩盖了所涉及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阶级的社会的实质，势必冲淡现代派揭露社会矛盾的力量。

第三，现代派在反映现实矛盾的同时，又散布大量的有腐蚀性的错误思想，主要是虚无主义……一般讲来，现代派作品中极少令人发奋向上的思想因素，这是它很大的弱点，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一个需要高度警惕的问题。

有了上述认识，我们对现代派反映现实的认识价值就能有恰当的估价；既不会夸大这种认识意义，把它说成是将为资本主义找到新出路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自我批判”，也不会抹煞这种认识价值，把现代派说得一无是处。[16]1138-1139

在序言中，袁可嘉花了2 200字左右讨论现代派的认识价值，仅在文章结尾才谈到其两面性而篇幅为162字。而在《我所认识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中，谈论现代派的认识价值和其两重性的，所占比例分别为37%和63%。从简单对比中也不难看出作者思想感情上的倾向，这种倾向性在作者对现代派艺术技巧的论述中同样存在。仅就理论表述层面来看，袁可嘉的态度可谓谨慎而鲜明，对现代派的批判似乎多于肯定，但这只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史表述，一旦进入读者阅读和接受层面，情况则可能逆转：“文学史必须承认，它在作品的审美经验能得以实现的过程中就得退避三舍，原因是在这一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作品、生产者和接受者的特性。”[17]189这就意味着当同一类作品在不同语境下出现时，读者的阅读方向会随之发生改变，这与瑙曼所说的“本文”变化有关：“有这样的界限，是因为使作品形式化的方法只能把握作品在‘赋予它意思’之前的那种状态。……我们将这种赋予意识之前的先验状态称为‘本文’。”[17]190换言之，作品接受或“赋予它意思”前的语境不同，作品的接受方向也会随之改变。当1980年代现代派作品出现在读者面前时，与出现在过去年代的读者面前是不一样的。随着七八十年代而来的社会转型及其“知识装置”的颠倒，过去年代被否定和批判的现代派作品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可能会以一种肯定的正面方式接受，尽管袁可嘉在序言中不断强调现代派的两面性。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派合法性的获得，在当时是以阅读接受方式完成的，而不是体现在理论阐释的完备上(事实上，在理论的阐释和争论上，1980年代的文学界对现代派的认识既未取得一致意见，也未产生有阐释力的观点)。

四、选本编纂与现代派接受上的两极现象

上述情形自然而然带来了现代派在1980年代接受上的两极现象：一方面是理论阐释上的诸多限制，即“批判地继承”；另一方面是读者的广泛阅读，现代派实际上已经深入人心，早已跳开理论阐释上的限制。认识论的角度是1980年代接受现代派的主要角度，即对了解资本主义危机具有认识上的价值，这一接受角度贯穿1980年代始终。1987年编选、1989年出版的《外国现代派诗集》一书前言说：“外国现代派诗歌存在着许多消极的东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扬弃那些从内容到形式极为不健康的成分，否则会侵害我们的思想，败坏我们的胃口。”[18]这一表述使我们想起袁可嘉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前言结尾处的话：“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我们必须坚持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精神。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两重性……我们今天有选择地介绍现代派文学的代表作品，目的不是要对它瞎吹胡捧，生搬硬套，而是首先要把它有选择地拿过来，了解它，认识它，然后科学地分析它，恰当地批判它，指出它的危害所在，同时不放过可资参考的东西。”[19]“两重性”是1980年代对待西方现代派的基本共识，正是这一“两重性”的认识，限制了当时对西方现代派理论上的深入阐释。换言之，西方现代派是资本主义没落和危机的反映，1980年代的中国现实虽没有现代派产生的土壤，但却并不妨碍它的形式技巧可以为我所用。显然，这是一种从认识论角度对西方现代派的接受。但这也带来一个理论上的难题，即如何看待现代派的形式技巧所呈现的“形式的意识形态”内涵？杰姆逊早就告诉我们形式背后有其意识形态色彩存在。因此，对于现代派而言，其技巧仅仅只是技巧吗？当我们借鉴现代派的所谓技巧时，是否也会发现其中难以克服的矛盾？

理论上的探讨可能被悬置，但对于实际上的阅读接受呢？是否也会被约束？接受理论告诉我们，阅读接受语境的变化，会造成期待视野之“本文”或即“作品在‘赋予它意思’之前的那种状态”[17]190的改变，其结果是阅读接受也就会发生偏移现象。对于作品选而言，尤其如此。就阅读接受而言，前后不同的语境变化往往会导致阅读行为脱离选本中前言、后记的限制。随着环境的变化，现代派的接受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情况。诗人刘湛秋对待现代派的态度，正可看成是这一接受史演变的表征，他在《外国现代派百家诗选》序言中说：“现代派与其作为一个特定的流派去看，不如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来看……现代派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二十世纪诗歌从各个方面对诗歌的变革，是对统治几个世纪的古典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一个叛逆和挑战。这里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尝试。不需要欢呼，也不必指责，更不能去批判。”“从广义的现代派的角度去观察，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所进行的变革取得了成果，它使诗具有了新的生命。”[20]《外国现代派百家诗选》是诗人选诗，有别于袁可嘉等专家选诗的地方在于，他能从诗歌创作角度讨论外国现代派诗歌的成败得失，而不必太顾及现代派诗歌在思想上或认识上的局限性。事实上，比较刘湛秋的导言和袁可嘉的导言，如果说袁可嘉是从建立规范的角度建构一种文学史的论述框架和读者阅读接受方向，那么刘湛秋则是从接受角度展开对借鉴现代派诗歌各种可能性的讨论，他强调的是读者阅读接受的主动性，而非理论表述上的严谨。这一选本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选本编纂特别是有关现代派选本编纂中的新的倾向，即从“引导读者”到“读者导向”的过渡；这也就意味着，当现代派的价值(认识价值)被承认或充分认可之后，如何借鉴并作用于文学创作就成为现代派选本编纂中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而至于现代派的合法性问题，则会在这一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略过，或者说仅仅作为一种背景存在。这充分说明，现代派的合法性问题虽仍是一个理论命题，但似乎已并不成其为现实问题了。

五、结 语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1980年代的中国，就现代派的合法性这一问题而言，因为受到诸多限制，一直是理论阐释上的难题，且始终存在不同看法，但这并不影响现代派作品在当时的被接受。这一矛盾现象的产生，或者说现代派的深入人心，某种程度上是与众多收录现代派作品的选本的涌现有关。就文学接受的层面而论，作品选不同于理论阐释的地方在于，它能造就一种不言之言的效果。也就是说，读者通过对现代派作品的阅读能有效溢出前言后记所限定的“接受视野”和接受路径。这是一种通过阅读而完成的对现代派的潜移默化的接受。不难看出，这种所谓的限定和效果的不统一与不一致，正是1980年代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这也意味着，选本编纂在此过程中所起到的往往只是理论上尚不明朗之前的实践前导与策略选择的作用。

应该说，这一结论的得来，是基本符合1980年代实际情况的，也是对选本编纂实践探索的独特发现。某种程度上也让我们看到1980年代的中国在面对现代派问题上的复杂态度和矛盾情境。当我们重提现代派在1980年代的接受这一问题时，有必要充分意识到其具体语境的复杂性和多面性，避免做出单一性或本质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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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718/j.cnki.xdsk.2018.01.016

2017-07-02

徐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选本编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15FZW019)，项目负责人：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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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9841(2018)01-0148-09

责任编辑 韩云波

DOI：10.13718/j.cnki.xdsk.2018.01.017

[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陈宝良

主持人语：明代的历史内容极其庞杂繁复，有待进一步厘定乃至深化的问题不少。在明史研究相关问题中，有些看似约定俗成的认知，实则似是而非；有些所谓的定论，随着研究的深化，也有待重新论定。如在通常人的印象中，明代官员生活理应优裕甚至悠游，实则亦有借债度日的时候。此即在明代候选官员中已久存在的“京债”。又在学界关于明初财政问题的诸多研究中，无不认为明初财政以实物形态为主，甚至将此种财政模式概括为“洪武型财政”。而事实并非如此，即明初财政同样存在着货币系统。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不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使已有的认知或者所谓的定论有所改变。本期所收两篇论文，所论均涉及明代经济史的内容。江晓成所撰之文，以明代官场的“京债”为考察中心，通过广泛的史料钩稽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进而考察“京债”对地方吏治的影响；李园所撰之文，通过系统的考察而对所谓的“洪武型财政”加以质疑，认为明初财政在以仓为中心的实物体制背后，还存在着一种以内库为核心的京师货币系统，亦即钞、银、钱等货币形态在明初财政运作中仍扮演重要角色。上述两文，无不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对于进一步深化明代经济史研究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