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兴丽 王双兴 邓宇晨

蛐蛐的秘密：一只虫和它搅乱的人心

□ 李兴丽 王双兴 邓宇晨

一种生命力仅百天的虫子，被把玩了近千年。如今，当古老的“斗蟋蟀”文化与不断投入的财富相遇，介入其间的，不仅有国企金领、身家过亿的私企老板，也有退休教师、年轻学子，甚至还有穿校服的小学生……他们为你打开的，是另一个世界。

“玩蛐蛐”玩的就是“斗一口气”

蛐蛐儿在老辈儿人的生活里拥有特殊的地位。《诗经》有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据虫界人士估算，在虫季(每年立秋后的30多天)，北京城里每天蛐蛐罐不离手的玩家至少有1万人。这其中就有十几年前从北京某重点中学退休的老师老崔。70岁的他身高1.8米，和老伴儿住在一套50来平方米的房子里。“争取”了20多年，老伴儿划出一块1平方米见方的角落，让他伺候蛐蛐。100多个罐里的生命曾驱走了老崔的烦恼和孤独。这位曾经的数学老师愿意向你描绘一幅唯美的画面：“繁星满天，青纱帐里蛐蛐低鸣。除了天和地，只有你和吱呦吱呦的虫。”然而，2015年春节前，老崔中风了。被“托孤”的于佳不敢接罐：“玩蛐蛐儿的人，斗的就是一口气。”罐儿在，就有念想，到了虫季他还能爬起来。果然，转过年，虫季一到，老崔一抬腿又下山东了。

老崔还算不上最痴迷的玩家。一位88岁的老爷子，被医生宣告活不过80天时，从重症监护室出来，身上挂着尿袋、手背上打着吊针、坐着电动轮椅到了山东。他跟卖虫的农民说，蛐蛐叫百日虫，他可能活不到蛐蛐出战了，但到了季节“特别想听蛐蛐叫”。

“黑风口”的蟋蟀交易

每年8月初，当第一场秋雨飘落，蛐蛐顺利褪下最后一次壳。它们的翅膀变得厚实、亮丽。雄虫震动翅膀鸣叫着从成片的玉米地、草窝、砖缝里跳出来，玩家们便像铁屑一样被“磁铁”吸引着，奔向山东。

按照蟋蟀学者的表述，因水质和土壤利于蟋蟀钙化，山东有一条自北往南的蟋蟀产区，位于东经11630'～11730'，包含宁阳、乐陵和宁津等16个地区。虫客们把去山东抓虫和买虫，统称为“下山东”。

其中，又以泰安市宁阳县和德州市宁津县最出名，两地蟋蟀剽悍善战，曾为历代朝廷进贡斗蟋。

按照当地公布的数据，每年至少有10万人从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涌入宁阳县。这一数字，接近宁阳县82万总人口的八分之一。

宁阳县乡饮乡小孔家村外的一个十字路口，形成了中国著名的蟋蟀交易市场——黑风口。当年，远道而来的虫客为了看到第一手蛐蛐，半夜坐着小马扎，在路口拦截抓虫的农民。四周都是沟，天黑风大，起名叫“黑风口”。

许敬晴是村里的85后，从他记事起，村里就出现了拿着大哥大来收虫的上海人。改革开放后，斗蟋逐渐摆脱了“老四旧”的枷锁，开始成为一部分富人的新娱乐。他的家族参与了黑风口的开发——填平深沟，盖起两排门面房，还在村委会的支持下，竖起了一块石碑：黑风口蟋蟀交易市场。

圈里叫得上名号的玩家会带着上百万现金出现在黑风口。他们包下人流量最大的路口，每人一张小方桌和一条小板凳，等待虫子被送到眼前。剩下的摊位也寸土寸金，10块钱一个沿街排开。最热闹时，整个黑风口“估计得有1000张桌子”。

对一只好虫的渴望，驱使着虫客在早上5点钟出摊。“争的就是第一个看到撬子手抓到的蛐蛐儿。”许敬晴说。撬子手是蛐蛐捕手的职业称谓。在虫季，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会像春节返乡一样，请假回家抓蛐蛐儿。

8月8日是那里约定俗成开始抓虫的日子，听上去充满好彩头。

他们蹚遍了村庄附近的田地，又组成车队，向十几公里甚至上百里外的玉米地进发。裹着水绿色的迷彩服，撬子手的武器是头顶的矿灯、手里的网罩和腰间的竹筒。

那是从土地里冒出的真金白银。2015年，一只重约0.65克的蛐蛐在黑风口曾卖出5万元的高价。按同时期黄金298元/克折算，即使是同等重量的千足金，也不过194块钱。

蛐蛐被分装在拳头大的白瓷小罐里，用橡皮筋箍着。虫客根据阅历和眼光给价。有的把厚厚的眼镜抵在蛐蛐罐边上，打量半天：先看头，后看腿，再看皮毛不后悔，最后打草看牙。也有人一掀盖儿就报价。在这个桌上开价100元卖不掉的虫子，到了下个桌，可能被1000元买走了。

许敬晴说，即使抓不到昂贵的“万金虫”，在象征凉寒的露水爬上庄稼之前，一个家庭也平均可以赚两三万元。

“万金虫”催生出“虫经济”

2016年秋天，许敬晴的叔叔卖了一只蛐蛐，1.3万元。对方出价1万元，成交后感叹蛐蛐确实好，一高兴又给了3000元。

1993年，老崔第一次下山东，虫友在地头儿花150元买了两只蛐蛐儿，旁观的农妇惊讶得直吐舌头。

到了2003年前后，开着悍马、保时捷、奔驰的老板开始出现在市场，很快成为“大户中的大户”。当地有了新的致富经：“一只蛐蛐三头牛”!

始自宋朝的古书上，列出了青、黄、紫、红、黑、白六大类共260多个蟋蟀品种。不同的颜色和特定的形态匹配，便会演绎出等级悬殊的蟋蟀。“乌头金赤、蟹壳青、紫黄、青麻头、铁头青背、琥珀青、白牙青……”具备“帝王相”的蛐蛐鲜见，且不易辨认。

2016年秋天，北京的玩家柳森花500元从黑风口买回一只“黄扳钳”——外壳黄色，牙齿像扳钳一样威武有力。这只初看起来“中不溜儿”的黄扳钳，在当年北京虫王争霸赛上，赢得“6厘1重量级”的“虫王”美誉。

柳森每年会和几个虫友开着豪车下山东。在黑风口，他们包下10个摊位，拉起横幅收虫。临走时，他照顾村民生意，还买走了全村的土鸡蛋。

村民每年拉起横幅，放上鞭炮，列队欢迎他和虫友的到来。

宁阳县政府曾做过统计，10万虫客在吃、住、行、购、娱乐、旅游六大块为全县带来3亿元左右的产值。这个数字在280公里外的宁津是4亿元。

为了持续“虫经济”，宁阳和宁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举办“中华蟋蟀大赛”。蟋蟀谱已出了五六十个版本。宁阳县政府还推出了一部地方法规，规范蟋蟀资源的开发。

有虫客对许敬晴说，每年下山东，趣味最足的就是坐在农村的市场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被卖虫人簇拥着，“有种当皇帝的感觉”。

“玩的就是一种身份体验。”资深虫客王宪春曾接触过大户玩家。金钱为他们铸造了自信的铠甲。投入巨资的人，最大的希望是获得一张顶级玩家圈的门票。

蛐蛐进城后的待遇

“万金虫”进城后，住的是比北上广还金贵的房子——价值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蛐蛐罐。许敬晴的一位虫客，在上海专门拿出一套500多万元的房子养蛐蛐。

许敬晴的部分同乡，在虫季结束时，跟着大老板一同进城。他们为蟋蟀调理饮食、按摩、洗浴，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师”，月入过万元。

于佳是蛐蛐圈的新玩家。他希望自己成为技术型选手，而不是人民币玩家。

为了赛场上的两三分钟，他常常需要准备一年。

为了不熏着蛐蛐，养虫的3个月，于佳要求全家吃饭馆，家里很少开伙。“不怕你们笑话，那几个月，早上起来我从来都不抹擦脸油。”

按照书上记载，蛐蛐被熏了之后发软，6条腿抓不实地，严重的直接毙命。

后来，于佳在北京南二环为蛐蛐们租了一套房。他从网上买了两个养殖级的温控开关，只要温度计里的水银柱指向24摄氏度，开关会自动断暖断电。屋里铺满了塑料泡沫，保证蛐蛐们蹦出来不会受伤。

单是喂食一项，从古书上的小米、南瓜、绿豆，到虾尾肉、蟹腿肉、羊肝，再到冬虫夏草、鲍鱼海参、蜂王浆、蚂蚁卵……人类对食物的拓展，也丰富着蛐蛐的食谱，玩家间常常讳莫如深。

于佳多次提到“信念”。他强调，打草的时候要有信念：我一定能翻盘。

为了练习打草时抖手腕的动作，于佳买了一个0.5公斤的沙袋绑在手腕上，开着车等红绿灯的工夫也不自觉抖一抖。最投入的一次，他喂着喂着睡着了，手里的蛐蛐罐摔了，一睁眼看到里面放了3个不同的食槽。“我太困了，似睡非睡间，我喂了它们3次。”

蟋蟀玩家为什会如此悉心照料蟋蟀、如此修炼玩技呢?因为他们总想在各种各样、大大小小、正式与非正式的“斗蟋蟀”的游戏和比赛中，找到成为“赢家”的体验。

于佳也是这样，在2016年宁津县举办的全国蟋蟀大赛上，他终于斩获一项全国比赛冠军。从此，他更痴迷玩蟋蟀了。

（摘自《时代邮刊》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