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中国的韩国将军

2018-01-04许懋汉

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2018年12期

关键词：金信韩国

许懋汉

世界上最小的“通缉犯”

1922年，朝鲜独立运动领袖金九流亡到中国已经近三年，这一年，他的小儿子金信出生了，出生在上海永庆坊十号。

此时，作为职业革命家的金九，处境十分艰难，妻子生下金信后由于产后虚弱，失足从楼梯上滚下，得了肋膜炎，后转成肺病，三十四岁便病死在洋人经营的肺病医院里，家里只剩下金信的祖母照顾金信和年幼的哥哥。

祖母看到一家人忍饥挨饿，十分痛心，经常半夜去屋后垃圾桶里挑拣一些可以吃的东西。金九的朋友看到他们祖孙三人实在可怜，时常接济他们一些，解决了母亲去世后金信喝牛奶的钱。但年幼的金信仍因奶水（牛奶）不足，晚上常饿得不能入睡，啼哭不止。

那时，抗日运动处于低潮，坚持抗日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中一些人开始动摇，有的干脆投降了日本人，回国享福去了。金九却义无反顾地站在独立运动的最前列，他鼓励自己的战友，说：“如果我们都不干，抗日复国的火种就会熄灭，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为了减少负担，金九让母亲把不足四岁的金信带回朝鲜黄海道乡下老家抚养。为了支持儿子的抗日事业，这位老母亲不顾年迈体弱，带着金信踏上了艰难的回国之路。一年后，金信的哥哥金仁也被送回家乡。

当祖母带着两个孙子艰难度日时，金九正在上海指挥李奉昌东赴日本行刺天皇，未果;又在上海虹口公园指挥尹奉吉成功爆炸日军庆祝“天长节”的会场，当场炸死炸伤日军多人。日军曾悬赏六十万大洋要金九的人头。金九为防日军在朝鲜报复其家人，于1933年秘密派人回国将祖孙三人接回中国。

他们从新义州出发后，日本特务一路追踪搜捕。在战后解密的日本档案中明文记载着当年在日本军部和日本总督府的通缉令上，写着他们祖孙三人的名字。金信当时十一岁，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通缉犯”。从此，金信开始了在中国长达十多年的流亡生活。

后来，金信每次与中国朋友交谈，总会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或“我是半个中国人”。

发誓要在祖国的蓝天上驾驶一架属于韩国的飞机

金信到中国后，辗转来到嘉兴南湖边一处民宅，因当时他的父亲金九正在褚辅成（嘉兴人，1996年被韩国政府授予“独立运动勋章”）的安排下于嘉兴避难。

金信清楚地记得，他们住的地方就在南湖边上，屋后便是湖，湖边系一只小船，一旦发现可疑的人，就立即下船，躲到湖中间去。一天，门开了，一个高大健壮的黑脸大汉在三四个人的护卫下匆匆进屋，扑通一声跪倒在祖母面前，嘴里喊着“妈妈”。祖母流着热泪喊道：“信，快过来，这就是你的父亲！”金信终于见到了已在中国流亡了十几年的父亲。金信说，那是自己有印象以来听到父亲讲的第一句话。

金信

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驻地

1937年秋，在南京读书的金信在城东看到日本飞机在天上盘旋，连飞机上印着的“膏药旗”都看得一清二楚。就在这时，几个小黑点从机腹滑下，紧接着，尖厉的呼啸声划破了城市的平静，轰然而起的巨响惊天动地，顿时硝烟弥漫……金信亲眼看着日本鬼子将炸弹扔在了中国人的头上！

后来，金信随父亲逃离南京，在长沙、柳州、重慶一带一路奔逃。日本飞机在身后一路追赶，他们逃到哪里，飞机就炸到哪里……他不禁想到在老家黄海道海州读小学时的一件事。

那时，他是班上最穷的学生，连最低标准的学费也交不起。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到平壤远足，每人要交三元钱，他交不起。幸好同桌的一个女孩回家将此事告诉了父亲，女孩父亲非常同情金信的处境。他立即赶到金家，送给金信三元钱，说：“孩子，你的父亲为了抗日，到中国去了，你也应该出去见见世面。”这三元钱让金信记了一辈子，也让他在远足中第一次看到了飞机。当螺旋桨转动机器轰鸣时，他兴奋不已，心里暗想：“是男人就得干！”他发誓要在祖国的蓝天上驾驶一架属于自己国家的飞机。现在，他目睹日本飞机在中国上空肆意轰炸，更加仇恨日本人，要驾驶飞机跟日本人战斗的决心也更坚定了。

成为自己国家驾驶战机第一人

重庆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金信后来被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特批安排到中央大学附中读书。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当时因战事紧张，许多防空洞没有建成就投入使用，有些洞是死洞，不通气，所以大轰炸时，市民死伤惨重。有一次轰炸后，金信从防空洞中出来，看到街市上到处是尸体残肢，一片狼藉，他只能用四个字形容当时的状况——惨不忍睹。

中大附中环境也十分差。校舍是竹篱笆搭的，外面糊上一层泥巴，大雨大漏，小雨小漏，无雨无水，同学们称其为“风波亭”。晚自习时，同学们在教室内点的是桐油灯，风一吹，一闪一闪的，听到警报声就立即吹灭。学校伙食也极差，米饭中常有沙粒、稗子甚至老鼠屎，同学们戏称为“八宝饭”，白菜、豆腐是当家菜，伸长脖子半个月才吃一次红烧肉。每个学生每天只能用一盆水，洗脸、洗澡、洗脚、洗衣服都在这一个盆中，同学们戏称为“四喜汤”。而这样的生活在重庆还算是中等的，那些逃难的百姓，随时会毙倒在马路边……金信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坚持学习着，他对日寇充满了仇恨，与中国人民的心连在一起。

金信后来入昆明西南联大读书。1943年，他从昆明西南联大肄业。1944年，日寇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攻占了独山，重庆震惊了。金信清楚地记得，当时国民政府和民众团体喊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口号。不少同学热血沸腾，投笔从戎。中国同学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打动了金信，他说：“当时我心里想，我是韩国人，是日本侵略者把我逼到了中国，如果中国灭亡了，我还能逃到哪里去呢？”

抱着对日寇的仇恨，金信报名参加了中国空军，加入中国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他发誓要自己开着飞机去和日寇拼命。最终，他如愿以偿地考进了中国空军士官学校。

当时军校训练设备简陋，日寇飞机经常袭扰，学飞行的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正当此时，金信的哥哥金仁患病不治身亡，他有些动摇。因为他听祖母说，金家五世单传，哥哥去世，意味着他是金家唯一的后代了。于是他写信给父亲金九，希望回到他的身边。谁知父亲对金信的要求非但不予支持，还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革命就是把生命交给民族，军人应当将生死置之度外，有国无家！”父亲的这番话，坚定了金信在中国空军服役的决心。中国战事吃紧后，金信奉命随空军学校部分学员转到印度拉合尔基地训练，之后又为接收战机去了美国并在美国接受训练。他真的成了自己国家驾驶战机第一人。

空中目睹人们挤满街巷为父亲吊唁

1945年，朝鲜解放后，金九以普通公民身份回到祖国。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形势发生骤变，国共两党联盟不复存在，并发生了内战，已经归国的金九得知这一情况，写信给儿子金信：“我们到中国去是为了抗日，不参加内战。”

金信按照父亲的要求申请退役，于1947年夏季回到祖国。

作为韩国第一名战斗机驾驶员，金信参加了祖国空军的创建。他把在中国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到祖国空军建设中，为祖国空军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1948年4月，为了促使南北统一，反对各自单独成立政府，金九力排众议，不顾危险要去平壤和金日成会晤。金信不愿让自己的父亲单独冒此风险，便跟随父亲越过“三八线”，历经艰险终于在平壤见到金日成。

那一年，金日成三十七岁，而金九已七十三岁高龄。金日成十分尊敬金九，对金九执后辈礼，尊其为“抗日老前辈”。金信始终陪伴在父亲身边，他希望父亲此行能促成南北统一。但一个月后，南北还是分别成立了各自的政府，金信和父亲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1949年6月26日晨，金信突然被派出执行飞行任务，这是他飞行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飞行。

这段时间，金信时常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之前日寇长期占领朝鲜半岛，并豢养了一批亲日派。虽然现在日本投降了，但韩国的亲日派在国内还有一定的势力。一段时间以来，金信不断听到有亲日派极右势力威胁恐吓要暗杀他的父亲，而且风声越来越紧。

一天晚上，金九的两位下属来报信，说他们得到可靠消息，有人要在这两天对金九下手。他们劝金九赶快转移，并建议他出国暂避，或避居医院。金信也劝父亲隐蔽到安全的地方去，金九却平静地说：“我这一生中，每一天都在危险中度过，我个人的生命没有什么可顾惜的。”

父亲的话大义凛然，金信没有再讲下去。这次出航后，他心里还在想着返航后怎样劝父亲隐蔽的事。下午1时许，金信驾机停在“三八线”附近一处机场待命，突然收到汉城通知：“立即返航，发生重大事件。”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金信立即驾机返航。当他正准备在汉城机场降落时，骤然间停止了下降，冥冥中他觉得一件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他掉转机头向家乡方向飞去。

当他驾机飞越家乡上空时，震撼的一幕呈现在他的眼前，通往他家的大街小巷一片缟素，人群挤满了街巷……金信知道，他敬爱的父亲再也看不到在蓝天翱翔的儿子了。

飞机轰鸣。作为军人的他，含着眼泪飞回了汉城机场。这是金信驾机飞行中最痛苦的一天。

即将归国的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

顾全大局，等待历史的公正

金九是被李承晚部下一个名叫安斗熙的少尉暗杀的。当时，案犯只被有关当局短暂关押，然后便逍遥法外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一年内军衔连续晋升两级，这足以证明，他的主子是谁。

许多人要帮金信报仇雪恨，其中少不了几十年来一直跟随金九的人。但金信没有同意他们这样做，他冷静地说：“我何尝不痛恨这杀父仇人？但是我想过，如果内乱由此而生，我有何面目见父亲于地下？”

他知道，因抗战胜利，韩国刚从日军占领下解放出来，国内百废待兴，日伪在国内还有一定的势力，亲日派的活动仍然还很嚣张，政局尚未稳定，如果此时国内发生动乱，日伪势力就会乘机而动，国家和民族就会面临不可估量的灾难。

金信继续坚守在他的空军岗位上。历史是公正的，金信虽然没有報复安斗熙，但安斗熙活得并不轻松，他成为人人唾骂的恶人。数十年间，经常有愤怒的群众找到安斗熙将其痛打一顿，然后扔下点钱让他治伤。他的家人也蒙受耻辱，走到哪里都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晚年时金信又一次来到中国

1993年，韩国国会重新调查金九遇难一案，安斗熙被人抬着出来接受讯问。他招供是受人指使的。记者问金信对安斗熙本人的命运有何看法，金信平静地说：“他提心吊胆地多活了几十年，受尽世人的詈骂，比死还难受。这不也是一种公正吗？”

致力中韩之交

1957年，金信担任了韩国空军作战部部长，不久升任空军参谋总长。

他十分喜爱飞行，作为韩国空军的最高指挥官，他经常驾机飞上蓝天。他曾在一次飞行表演时，驾机从成川大桥下面穿越而过。其高超的驾驶技术令许多人至今啧啧称赞。他自豪地说：我在中国飞过，在印度飞过，在美国飞过。可是最自豪的是在美丽的祖国上空飞行……

1962年，金信作为空军总长任期已满。这年，他年已不惑。卸任这一天，也是他离开空军的这一天，在汉城空军基地，韩国空军当局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

金信以为自己解甲归田，可以过平民生活了，没想到韩国政府对他另有所用。当政者深知金九父子与台湾蒋家政权有着浓厚的历史情结，于是派他出任“驻台大使”。当年9月，金信奉命出使我国台湾地区。此后十年，金信在台湾与蒋家父子续写了父亲金九与蒋家父子的友谊。

1988年，金信通过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渠道，来到北京，寻找父亲金九当年在中国的踪迹。此时，他已年近古稀，但依然耳聪目明，步履矫健，眉宇间透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军人风度。他讲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写一手端庄苍劲的中国汉字，不知底细的人，哪里会想到他是一位韩国将军！他对他的中国朋友说：我算是一个中国人，至少是半个中国人。

自20世纪40年代离开中国后，这是金信第一次重返中国。此后，他每年都要来中国一次，目的只有一个，寻根访友，追踪父亲和韩国爱国志士在中国寻求复国留下的踪迹。

1988年，举世瞩目的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韩国汉城隆重举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将金信秘密请到香港，将我国政府的建交设想告诉金信，希望他能利用自己在韩国的影响力，促進中韩两国早日建交。金信一口允诺。回国以后，他不遗余力地力促中韩建交，为中韩两国建交立下不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