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柱 谭乐沁 韦伟

保密战线上那些 惊心动魄的往事

李公馆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党的保密工作开始于党成立前后。1921年7月23日至7月31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前会上都采取了大量的安全和保密措施。可以说，保守秘密是党的“一大”成功召开的重要保障之一。

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时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啊！”1969年，毛泽东在回顾建党初期的往事时又说：“一大是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召开的。”

李书城家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即今天的一大会议旧址纪念馆）。其实，但凡了解一点党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党的一大会址最初是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当时负责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来上海开会的是李达和李汉俊，信写得很平常，大意是暑期放假，有教授来沪开学术会议，敬请贵方派两名代表于7月初来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女子学校报到。毛泽东、陈潭秋等数位代表接到通知后，于1921年7月前抵达了学校。但是考虑到当时正值暑假，学校的师生都已经放假了，此时陌生人进出学校，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安全，也不利于保密，于是李达、李汉俊决定转移会场。新的会场定在李书城公馆内。

李书城于1902年赴日本留学，后追随孙中山，参与组织同盟会。1913年后，他又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国、护法斗争。

中共一大会议旧址纪念馆

那时的上海法租界为国民党政治精英的集中居住地，李书城在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租了一幢小楼房把家人安顿下来。不久后，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住进了哥哥的公馆。就这样，李书城的公馆成了李汉俊从事革命活动的秘密据点。1921年年初，李汉俊以李公馆为大本营，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建党工作。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抵达上海，与李汉俊、李达在李公馆秘密会见，马、尼二人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

李汉俊、李达经过反复磋商，决定将一大会址由原定的上海法租界内蒲柏路女子学校改为李公馆。一来李书城作为民国元老，其声望有很好的掩护作用;二来这里地处市郊，周围环境比较僻静，在这里召开会议较为安全。

1921年7月23日晚，13名口音不同、衣着各异的一大代表陆续走进李公馆，马林等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列席会议。他们围坐在一楼餐厅，酝酿开天辟地的大事——成立中国共产党。

会议进行到第7天，即7月30日晚，正当中共一大代表开始在李公馆举行第六次（闭幕）会议时，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才说：“我找错了地方。”随后匆匆离去。

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意识到有问题，当即建议立即休会转移。会议被迫中止，代表们迅速离开会场。果然，十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此时中共一大代表已经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继续开会，直至顺利结束。

一大召开过程中会场的两次转移，无不体现了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在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明确规定：“党处在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密。”

油画《南昌起义》

这一时期，为了保密，中央组织部下发的党员人数月统计表的名称是“同学调查表”，校名即地方党组织的名称，党员性别分别以男生、女生标注，党员类别则分工读生（工人党员）、农科生（农民党员）、兵科生（军队党员）、文科生（知识分子党员）等，另外还有正式生、旁听生，等等。

不过，在党成立初期，由于反动军阀的镇压，党的活动仍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侦察保卫组织。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杀，这使得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陈延年意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情侦保密组织。中共情侦保密组织在黄埔军校内部逐步发展起来，但组织还很不健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虽然党中央事先得到零星情报，但缺乏核心层的决策情报。政变后，由于没能及时掌握情报，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因未能及时转移而遭捕杀。

南昌起义严守军事秘密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为挽救革命，1927年7月24日，中央临时常委会和共产国际代表一致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等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

7月25日，周恩来从武汉动身去九江。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所以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一直到8月初，邓颖超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的消息，才得知周恩来已经去了南昌。

那时军队党的组织是极具保密意识的，为保证战斗的突然性和秘密性，每一步行動都做了周密而具体的安排，即便在临近起义的前几天仍保持高度警戒。7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南昌百花洲畔一栋教学楼内的第11军第24师师部，叶挺召集营以上的军官开会，“会场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闲人一个也不许进来，看来会议很机密”。与此同时，驻扎在子固路江西省圣公会的宏道中学和教堂内的第20军指挥部，贺龙也召开了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为防止泄露机密，会场高度戒备。而获悉起义计划后的团、营级军官也同样要做到严守机密。时任第24师72团3营营长的袁也烈曾这样考虑：“在我们这个营的军官中，副营长是国民党员，连长、指导员中有3个国民党员，排长中国民党员甚至多于共产党员。这些国民党员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有可能跟着共产党走，但他们对与国民党军作战的坚决程度，尚待考验。因为他们有许多黄埔军校的同学在对方阵营，有意无意地送个消息是很有可能的。为了严守军事秘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亲自去组织了战前的准备工作。”

命令是逐级下达的，“而连的干部一直到队伍出发之前，才接到战斗任务，得知当晚这一惊天动地的行动，大家只剩下一件心事：计算什么时候把任务传达给排长和全体战士”。而士兵则在临近起义时，上级才宣布军事行动，在此之前未向他们透露任何关于军事行动的意图。南昌起义第20军教导团战士涂国林后来回忆说：“起义前一天才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们移驻小营盘。当晚睡下不久，上边就来了通知，我们一个个被叫醒，耳传着：‘喂，注意！今晚恐怕有事！然后奉命紧急集合。队长宣布进入战斗，任务是消灭附近敌军。”

而对于非作战人员，很多人则是在战斗打响之后才得知起义了。起义时在军事参谋团工作的女兵胡毓秀回忆：“当天晚上，我和志元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四面炮声隆隆。直到天明，我们才得到了令人欣喜的消息：‘我们的军队已经起义了！”

8月1日凌晨2点，起义各部队按预先侦察好的道路、方向、目标，对没有准备的敌军进行突袭，敌军不知所措，迅速被瓦解。

“打进去”与“拉出来”

1927年5月，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来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就任中央军事部部长。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他认识到，斗争方式必须更加隐蔽。于是，他倡议并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事部，分设特务、情报、保卫等4股，以情报工作为主。11月，中共中央改组特务工作处，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继续由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设立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4科，任务包括：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其中，行动科又称红队，它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除掉叛徒。时任行动科科长的顾顺章就曾带队清除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

当时，“特科获取情报的主要方式有两种——‘打进去和‘拉出来。前者即选派干练人员打进敌方重要部门;后者即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的人员争取过来，为我军提供秘密情报”。

当时，国民党方面陈立夫的党务调查科为扩充特务人员，开办了无线电培训班，周恩来便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投考，并陆续在中统内部取得要职。他们三人后来被称为“龙潭三杰”（亦称“前三杰”）。

李克农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他的儿子都上高中了，还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有一次，儿子偶然发现枕头底下有一把手枪，就问爸爸是怎么回事，李克农说：“爸爸干的是公家的事，你不要问。”

胡底被调往天津，并顺利掌控了北方机关的情报;钱壮飞则当上了中统领导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中央特科“拉出来”的第一个人是国民党派驻上海的第一个特务鲍君甫。鲍君甫是中央特科成员陈养山的密友，他一边帮共产党做事，一边搞点共产党的情报去应付国民党。

周恩来认为，鲍君甫虽在政治上很不可靠，但对中共地下工作非常有用，便批准由陈养山与他单线联系，对他加强教育，争取为我所用。后来，在清除叛徒白鑫和营救彭湃、任弼时的行动中，鲍君甫确实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情报。

上海滩帮会大佬杜月笙的顾问杨度也被“拉出来”。

杨度早年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与袁世凯私交颇深，袁世凯称其“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后来，杨度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世界观开始逐渐改变。

周恩来（左二）与李克农（左三）等人合影

1929年，潘汉年打算介绍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考虑到杨度的知名度很高，在上海白色恐怖的氛围中，这样一个与各界都有广泛联系的消息灵通人士能发挥很大作用，于是批准了54岁的杨度成为中共秘密党员。

据在周恩来身边长大的周秉德回忆：“杨度还出庭为被捕的恽代英辩护。恽代英很硬气，一直不承认自己就是恽代英，而是坚称自己的化名，国民党也被弄糊涂了。可惜，就在恽代英快要被提前释放时，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被捕，已被生活日渐腐化的他当晚就叛变了，还把恽代英出卖了，恽代英没过几天就被蒋介石的刽子手处决。

“顾顺章认识全部特科人员，掌握了几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他开口，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一网打尽！不过，顾顺章说要见到蒋介石才肯提供全部情报。捕获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急着邀功请赏，先向党务调查科报告了顾顺章已叛变的消息。

“之后，武汉向南京连发6封紧急电报。当时正好是周末，徐恩曾跑到上海玩儿去了，武汉来的电报全部落入钱壮飞手中。钱壮飞立刻让女婿刘杞夫到上海向李克农报告。李克农顾不得安置家属，就向上级汇报。”周秉德回忆。

“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的关系都切断。那两三天里，我们都紧张极了……”当年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回忆说。

4月28日，得知情报的陈立夫、徐恩曾派张冲等人赶到上海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却一无所获。陈立夫问旁边的特务：“刚才见到了什么人？”对方答道：“进入弄堂时与一个气质庄重的女子和一个行色匆匆的老头擦肩而过。”

顾顺章后来得知此信息时说：“那女子是周恩来，那老头是陈赓。”陈立夫哀叹：“抓住周恩来，只差5分钟。”

情报工作的“三勤”“三化”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情报部成立。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及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书记，继续领导、部署党的情报工作。

他具体而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學、勤业、勤交友）与“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核心是职业化。

他要求每个秘密工作人员都要以固定职业作掩护，一切言论、行动、服饰都要同本身的职业地位相称，“党的工作要打入社会，只有打入社会才能巩固党”，“三教九流都可参加，但必须同流而不合污，而且必须具备过硬的专业技术”。

红色特工沈安娜就是其中一例，她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沈安娜

李强在延安军工局讲课

毛泽东为李强亲笔题词

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无线电台发报机（复制品）

张沈川

1935年，沈安娜凭借出色的速记技能，考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后来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成为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等重要会议她都参与记录，为党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

1938年冬，沈安娜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周恩来对她说：“你已经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能参加各种重要会议，接触机密文件。为了情报，要甘当无名英雄！”

蒋介石在国民党高层决策会议上，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会突然示意：“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的人员都要停下笔来。沈安娜就把蒋介石的讲话牢牢记在心里。待到中途休息上厕所之际，再偷偷写下来。

1949年4月，身份从未暴露的沈安娜離开国民党，回到上海。张治中曾感慨：“早就知道蒋介石在政治、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中共秘密电台的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谷，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斗争处于秘密状态。在此情况下，我党能否迅速建立秘密电讯，保持内外联系，成为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

1928年10月，领导特科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回到上海后不久，就决定选派人员学习无线电技术。他分别约李强、张沈川谈话，要求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会无线电通信技术，并在中央特科下设立了无线电通信部门（四科），专门负责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工作。

李强在党内被称为“能人奇才”，曾经试制出我党第一批军火，用双手研制敲打出我党第一部秘密电台，为我党培训了第一代报务员。此时，他正在中央特科负责秘密交通工作。他原来是学土木工程的，没有接触过无线电技术。入党以后，他先是做群众工作，后来做军委工作，如今学习电台机务，自然会遇到很多困难。接受任务后，李强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与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老板交朋友，并从他们那里购买所需要的零件、发动机以及许多有关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书刊，然后躲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的一所房子里，照着《无线电》杂志上的线路图样试制收发报机。经过日夜苦战，收发报机终于组装成功。

张沈川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之一，当时任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学习报务，他坚决服从安排，化名张燕铭，考入国民党开办的无线电学校。由于勤奋刻苦，学习了六七个月他就可以上机工作，并且利用深夜代班的机会，抄下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党组织。

张沈川、李强等人为党培训了很多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先后帮助黄尚英、伍云甫、曾三、王子纲、曾华伦、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等学习报务。经过一年的努力，他们终于成功地组装了第一部电台。这台机器虽然很笨重，功率也只有50瓦，但这可以说是中共拥有的第一台无线电通信设备。“所以说直到1929年10月中共才试制成功第一套收发报机，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在上海建立了中共的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这个电台的第一本密码，则是由周恩来亲自编制的。”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要使一个秘密电台长期隐蔽下来很不容易。当时，为了破获秘密电台，国民党特务同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结，将定向测试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在马路上兜圈子，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冯玉祥、阎锡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都先后被侦破。为了能使秘密电台生存下来，担任秘密电台工作的同志收发报都在周围居民入睡后的深夜进行，生活起居上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居简出，基本上断绝了同社会上的联系。

为了开通同中共南方局的无线电通信联系，1929年12月，中央派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九龙建立电台。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至1930年，农村红色政权已遍布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河南、安徽、浙江等省，中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10万多人。为加强对革命的指导，党中央又在苏区建立电台，保持同各根据地的直接联系。

1930年起，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苏区建立了秘密电台，在敌后也开设了秘密电台，使党中央对全国的情况逐步了如指掌。

解放战争时期，使用电台、电报是中央与各部队、各地方进行联系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式，电台、电报的安全和保密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加强电台的保密工作，中央把党政军三大系统的电台按涉密的程度分为三类：一类为特定的，实行“一事一密制”，由首长控制使用;二类为半秘密电台，即经常使用的党内事务性电台;三类为公开性电台。这为保守党的机密，进而保障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誓与密码共存亡

1939年春，年仅16岁的董健民和两个姐姐在叔父的引领下，从河北老家静海县（今属天津市）辗转来到延安。1940年，姐妹三人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董健民被调往中共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从此与机要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在这里，她还遇见了她的丈夫——共产党员钟琪。

1942年，在延安枣园一间普通的窑洞里，这两名机要员结为连理。婚礼是朴素的，但他俩的誓言隆重而庄严：“为了千百万人能够得到解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绝不泄露党的机密，誓与密码共存亡！”

1945年，举国迎来抗战的胜利，面对新的形势，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建立牢固的东北根据地。这就意味着要抽调大批干部和部队北上。钟琪和董健民夫妇也接到了党组织的派遣。

1946年，夫妇俩带着刚满两岁的儿子，携带秘密文件离开延安，由海路经大连奔赴东北。刚开始，一切都风平浪静。可当船只驶入渤海海域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舰的拦截，炮弹击中了他们乘坐的商船，孩子也不幸被弹片击伤。国民党军警要登船检查，搜捕共产党员。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夫妻俩冷静片刻，迅速做出抉择：宁可牺牲全家人的生命，也决不能让党的机密落入敌人手中！他们把所携带的密件紧紧贴在胸前，又把孩子抱在怀中，一家三口跳进波涛汹涌的大海。那一年，董健民仅23岁。

翻滚的海水瞬间将他们吞没，但他们结为连理那天的誓言久久回荡在一代又一代机要人的心中。后来，有人将夫妻俩的事迹写成一首诗：“夫妻幼子海忠魂，保密捐躯党所尊。真爱无分生与死，心存真理万年春！”

去世30多年后才曝光的“潜伏者”

中国共产党情报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周恩来曾经要求情报人员“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阎又文的一生，就是这16个字的真实写照。

解放战争后期，对傅作义的成功策反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谍报史上的得意之笔，而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包括阎又文的家人在内，没有人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大家以为他不过是傅作义起义的追随者而已。过了近50年，就在差点真相被历史湮灭的时候，他的这一段真实版的“潜伏”经历才为人们所知。

阎又文，山西荣河县（今万荣县）人，1934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1937年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刚毕业不久的阎又文和众多热血青年一起毅然奔赴延安，后进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安排他进入国民党西北军马鸿逵部队任职。

1938年9月，经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介绍，阎又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生的命运由此改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王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外交学院副院长）到绥远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近7年。

1946年春节后的一天，化了装的王玉到包头，在一家饭馆里，王玉在与一个国民党军官闲聊时得知，阎又文是傅作义身边的秘书。

在启程寻找阎又文之前，保安处领导特意嘱咐王玉：只与阎又文建立单线联系，了解军事动态，掌握傅作義与蒋介石的关系，别的情报暂不需要，以减轻暴露身份的风险。

在敌占区，与阎又文联系的只有王玉一个人。而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也只有西北局社会部的少数高层领导。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了中共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被压缩成阎又文——王玉——罗青长（社会部一室主任）、李克农（社会部代理部长），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和保护。这也成了日后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的一个重要原因。

阎又文

王玉在找到阎又文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更为有利的条件是，他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深得傅作义的赏识和信任。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负责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也都由阎又文起草。

这期间，阎又文与王玉先后交谈了多次，他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和蒋的矛盾向王玉做了详细的汇报。阎又文还特别提到，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他的部队近期很有可能会进攻绥东解放区。

王玉意识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应马上送回陕北。但因返回延安的路途太遥远，王玉当即决定把情报就近汇报给绥东部队。然而绥东部队领导听后却摇着头说：“这个信息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此时，王玉既不能透露自己的情报来源，也无法说服这位领导。后来，王玉在向李克农汇报此事时，李克农说：“我们情报工作主要是为武装斗争服务的，有时一份情报可胜过千军万马。有水平的领导应该懂得这一点的。”果然，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之后绥东战役爆发，敌我双方损失都很惨重。李克农曾沉重地总结说：“华北战场初期失利，败就败在我们对情报重视得不够。”若干年后，罗青长这样评价：“阎又文的情报，对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1947年12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阎又文此时已晋升少将军衔，除继续做傅作义的秘书外，还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层。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局已定。东北问题解决后，就要着手解决华北的傅作义集团了。此时，又是阎又文冒着生命危险，仅用了一个多星期就把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制订的战略计划报告给中共中央。阎又文提供的这份情报，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

围城期间，傅作义顾虑重重，情绪极不稳定。傅作义有个习惯，在做出重大决定前，总要和他的亲信们商讨，他找的第一个人就是阎又文。阎又文建议傅作义尽早与中共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在这关键时刻，阎又文和傅作义的女儿——共产党员傅冬菊日夜轮班守护在傅作义身边做工作……

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6月6日，北平和谈期间的阎又文（左二）作为傅作义方面谈判代表在《绥远和平协议》上签字

阎又文一生深藏不露，不仅生前少有人知道其真实身份，而且在他逝世后仍深度“潜伏”了30多年。要不是王玉和羅青长揭开谜底，阎又文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

让保密成为一种习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各种手段窃取我国国家机密，破坏各项建设事业，企图颠覆新生政权。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全国胜利而产生了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甚至有人认为：“党和党的政策都公开了，还要什么秘密！现在又不是做地下工作。”

毛泽东对这种麻痹思想进行了批评。1950年3月13日，毛泽东在接见第二次全国机要工作会议代表时说：“我们现在比过去大了、公开了;反革命小了，钻到底下去了。公开的敌人可以看见，好打;秘密的敌人看不见，不好打。敌人愈打愈精了;我们愈大，漏洞也就愈多。所以，保守机密的问题应该很好地讨论一下。”

孙家栋

1950年10月，党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保守党与国家的机密的决定》，文件指出：“保守党与国家的机密，应引起全党的极大注意。”对会议保密、文件管理、涉密人员审查和保密纪律等做了明确规定。1951年6月，出台了我国第一部保密法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这部法规不仅强调了全民保密义务，还强调各单位须“根据具体情况，将保守国家机密随时向人民群众进行必要的宣传与教育”。

然而百密总有一疏。1953年，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高潮。就在这时，媒体在宣传报道各条战线喜讯的同时，出现了大量严重的泄露国家机密的现象，给敌人搜集我国经济建设情报提供了可乘之机。

如发生在1964年的“照片泄密案”，当时《中国画报》封面刊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中“铁人”王进喜头戴大狗皮帽，身穿厚棉袄，顶着鹅毛大雪，握着钻机手柄眺望远方，在他身后散布着星星点点的高大井架。

日本情报专家据此解开了大庆油田的秘密，他们根据照片上王进喜的衣着判断，只有在北纬46度至48度的区域内，冬季才有可能穿这样的衣服，因此推断大庆油田在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间。他们还通过照片中王进喜所握手柄的架式，推断出油井的直径。从王进喜所站的钻井与背后油田间的距离和井架密度，推断出油田的大致储量和产量。有了如此多的准确情报，日本人迅速设计出了适合在大庆油田开采石油用的设备。当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征求开采大庆油田的设计方案时，日本人一举中标。

庆幸的是，日本当时是出于经济动机，向我国高价推销炼油设备，而不是用于军事战略意图。

这当然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先是转发了政务院关于1953年保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的报告，接着在1954年12月发出了《关于在报刊出版物上保守国家工业建设秘密的指示》，明确具体地划分了国家工业建设方面的保密范围，规定了哪些工业建设项目属于国家机密，不能公开报道，哪些不属于国家机密，可以公开报道，同时规定了报刊出版物保守国家工业建设秘密的措施。

让保密成为一种习惯，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国家组织一批顶尖科学家及工作人员隐姓埋名研制“两弹一星”。为了做好保密工作，大家秉承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原则，所有关于“两弹一星”的事儿，科学家们及工作人员都守口如瓶。

孙家栋，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时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技术负责人，1959年8月与妻子魏素萍结婚。一个深冬的夜晚，魏素萍被铃声吵醒，只见孙家栋衣服都没披就跑到客厅接电话。魏素萍见状，拿过大衣跟过来给孙家栋披上。正对着话筒说话的孙家栋条件反射地急忙用手将话筒捂住，用眼睛示意妻子快点走开。魏素萍默默地走进了卧室。谁知孙家栋一边听电话，一边还想把卧室门关上。但电话线不够长，他就斜着身子伸长脚尖把门勾上了。半个小时后，孙家栋通完电话，回到卧室见魏素萍呆呆地坐在床上，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有多过分，却不知如何来安慰妻子。

魏素萍临产时，孙家栋忙得抽不开身。直到孩子出生的第二天晚上，孙家栋才赶到医院。身体虚弱的魏素萍埋怨地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什么工作能比老婆生孩子更重要？”

直到1985年10月，中国航天部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要走向世界，进入国际市场，随着电视向全世界直播“长征3号”运载火箭将国外的卫星送上太空，与孙家栋生活了近30年的魏素萍这才知道丈夫是干什么的。

“保密工作无小事，细小之处见成败”。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势，保密和窃密出现了比过去更为复杂的情况，做好新形势下的保密工作显得任重而道远。保密，人人有责！保密，时时处处需警戒！

揭秘我党隐蔽战线斗争历史真相

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除了在公开战场对敌交战，还在隐蔽战线进行了激烈交锋。《孙子兵法》曾阐述了战争的基本准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隐蔽战线的斗争因具备神秘性，长期成为影视作品的重要题材，近年来屏幕上出现了一股“谍战片热”。但一些影片靠场面、手枪和美女吸引眼球，对观众造成不少误导。“红色足迹万里行”记者专访了著名党史专家、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他根据多年的研究成果，用史实还原了我党当年隐蔽战线斗争的真相。

中共地下工作主要任务不是搞情报，是争取群众

近年来影视作品谈及过去国共隐蔽战线较量时，经常用“谍战”一词，徐焰认为这不合乎中国共产党当年隐蔽战线的工作用语，共产党人一般只把对手派来刺探情报的人称为“间谍”。当年苏联把派出的情报人员称为“苏联侦察员”或“红军侦察员”，中国共产党人把从事隐蔽斗争的人一般称为“地下工作者”，把隐蔽战线的斗争则称为“秘密战”或“秘密工作”。

徐焰介绍说，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两个战線的斗争：公开的武装斗争和隐蔽的地下斗争。关于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这样总结说：“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在毛泽东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中，情报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当年党的地下工作最重要的目标，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数在搞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发动和组织群众拥护共产党，而不是搜集情报。徐焰举例说，在解放战争中，中共隐蔽战线的最大成就，是发动国统区广大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斗争。这些看似平凡却意义重大的工作，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有过不少表现，如《风暴》《青春之歌》中的地下工作者发动群众的形象曾感动了亿万观众。影视作品进入市场商业化阶段后，一些影片出现了地下工作就是搜集情报的创作误区。许多观众谈到革命战争的地下工作，认为“就是搞情报”，这完全是错误的。

徐焰

电影《青春之歌》海报

徐焰说，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从1905年成立时起，在未执政前也主要从事地下活动，主要以暗杀、联络会党等方式反抗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搞情报同样不是主要任务。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1927年在南京再建并获得全国主导地位后，国民党的秘密工作转为以特务工作为主。蒋介石为了维持独裁统治，首先以黄埔系军队作为支柱，其次网罗了一批党棍，再则利用特务来监视和铲除异已。国民党政权因不得人心和缺乏群众基础，其特务工作不仅注重于监视和打探情报，还进行策反、拉拢和思想渗透等特殊任务，也不能简单以“谍战”来概括。

周恩来创建党的情侦机构，亲自规定“三大任务一不许”

1928年，蒋介石建立自己的情报和特务机构，中统、军统的规模在抗战末期发展到顶峰，在编内勤（即专职特务）达几十万人，成为人民痛恨的类似明代“东厂”“西厂”或德国“纳粹盖世太保”的恐怖组织。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建立情侦机构呢？

徐焰回顾说，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时起，由于在反动军阀镇压下没有合法活动条件，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只是在1924年至1927年间在国民党当局辖区内才有合法地位。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刺杀，据受伤被捕的刺客交待，下一步还要暗杀共产党，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意识到有必要建立侦察保卫组织。当时被周恩来安排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陈赓等人掌握了一些武装保卫力量，并开始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些内线，就此开始了中共最早的情侦工作，不过组织还不健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虽然中共中央事先得到内线零星的报告，却缺乏核心层的决策情报，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都遭到突然袭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因未及时转移而惨遭捕杀。

一个月后，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他吸取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务股”（后称特科），在各处建立内线，并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建成秘密交通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的专职情报机构建立要早于国民党。

中共专职情报机构的建立对党保存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徐焰介绍说，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昌召开同共产党分裂的会议，此前中共特科便得知动向，在汉口安排了十几处秘密隐蔽地点。会后国民党派人搜捕时，陈独秀及中共中央所有成员都已不知去向。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汉口秘密召开著名的“八七会议”，国民党的警探也一无所知，随后中央特科又秘密租船将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途中也未出意外。

1927年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重组了中央特科。此时特科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的工人如顾顺章等，热衷于打打杀杀。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

周恩来提出的“一不许”原则，对后来保障中共正常的党内生活极为重要。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在列宁去世后便开始涉入内部斗争，后来甚至发展为领袖个人的监视工具，成为恐怖“清洗”的重要原因。因此后来毛泽东又一再强调党内不许搞侦察，这对防止重蹈苏共悲剧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建立特务机构时起，蒋介石就用它来侦察党内异已，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自己任副总统时，身边卫士都是蒋介石的侦探。只对蒋介石个人负责的军统、中统不但捕人、杀人，还越过警察、法庭等司法机构，连各级军政官员都不能过问，甚至官员本身都要受其监视。这种特务政治的泛滥，也是造成国民党政权四分五裂并丧失人心的重要原因。

中共地下工作的原则：不允许采取收买、色诱等手段

近些年在一些影视剧中，编剧凭想像编造情节，经常出现中共地下党组织暗杀敌方要人，以及用恋爱等手段发展关系等场景。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国内播出一部表现在敌营中潜伏的电视剧时，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文艺界前辈夏衍看过后便撰文叹息说，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利用女色、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手段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许的。

史实研究表明，中共从事隐蔽战线斗争时，从来不许搞暗杀一类恐怖袭击。因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革命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整个反动统治而不是消灭个人，暗杀敌方头目不仅不能达到斗争目标，反而会引起社会反感并影响斗争方向。中共中央特科虽消灭过少量叛徒，却只限于向敌出卖机密并马上会招致组织破坏的特例。

徐焰回顾说，中共中央特科最早开展的除奸工作，主要是从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迅速被国民党杀害开始的。特科的内线关系很快查明，这是因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夫妇从德国和苏联学习回来后经常出入灯红酒绿的场合，组织发给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无法满足其奢华的生活需求。他们利用接待之机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出售此名单，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待捕捉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中共中央负责人闻知此讯后紧急搬家。之后，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以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住所，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也中枪负重伤，从而斩断了他们继续叛变的可能。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5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得以幸免。仅过了6天，彭湃等4人便在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中央特科通过内线查明，告密者是军委秘书白鑫。此人在海陆丰红军中当团长时便因怕死而弃职跑到上海，为追求荣华富贵已秘密叛变，当了内奸。根据周恩来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中央特科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设伏，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特务保镖共5人。霞飞路上的枪声轰动了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闻风丧胆，不敢随便活动，中央在沪安全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中央特科机关旧址，位于上海市武定路930弄14号

此后，周恩来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差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有一次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军事目标，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并且与国民党特务那种“下三滥”手段划清了界限，这也是共产党人赢得人心的原因之一。

“俊男靓女+豪奢”镜头：歪曲我党地下工作历史

中共中央特科建立之初，周恩来等领导人便规定，不许用金钱收买、美色引诱和手枪恫吓来获取情报和发展关系，其原因主要在于上述手段是一柄双刃剑，若以此对敌也会腐蚀自身。徐焰介绍说，1931年以前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的堕落过程，便是这方面的一个重大教训。

顾顺章此人很早参加工人运动，勇于冲锋并担任过上海工人纠察队队长，却染有流氓习气。他在担任特科负责人后，借口工作特殊，经常拿走中央半数以上活动经费，还嫖娼、吸毒。这种道德上的堕落同党的原则和要求格格不入，顾顺章便筹划投敌，并于1931年4月在武汉被捕后马上叛变，提出愿意出卖中共中央机关全部住址。幸亏潜入敌特机关的钱壮飞译出了武汉方面的来电，由李克农提前在上海报警，才使中共中央几十个机关、几百人连夜转移，避免了覆灭性灾难。

在当年的隐蔽战线斗争中，中共地下组织不仅把反对奢侈当作防止自身成员腐化的重要一环，同时由于经费所限和避免暴露，一般也不允许成员过豪华生活。近些年一些影视剧的编导设计的地下工作镜头尽是灯红酒绿，由俊男靓女在高档歌舞厅、宾馆接头。徐焰说：我父亲在抗战后期曾由八路军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参加过地下斗争培训，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担任过隐蔽战线的部门负责人。他生前看到电视上出现这類镜头时曾叹息说，当年共产党组织经费很困窘，根本不可能维持豪华生活，何况这类举动从历史背景角度看也违反了隐蔽斗争战线的基本原则。

徐焰说，世界上的隐蔽斗争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原则，便是要求“普通化”而力戒“特殊化”。西方情报界有句名言：“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周恩来1928年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制定了最早的工作准则，便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地下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求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既不要过于出众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穷酸招人讨厌。当年的地下工作人员接头，选择高档娱乐场所恰是大忌，因那里是敌方上层官员和警特经常出入之地。隐蔽工作的纪律之一，即要求外出人员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坐在漂亮女人身边，因敌特出于本能愿意盯着美女，对她们身边的人自然也会引发兴趣，很容易引来盘查和关注。按照通俗的解释，混在人堆中就找不到，见过面后就没印象的人，才是地下工作者的最好人选。

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之间隐蔽战线激烈较量

徐焰认为，国共之间隐蔽战线较量的第一个阶段，是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内战时期。这一阶段总的斗争形势便是共产党在地下秘密发展力量，国民党则动用政权力量全力予以追捕剿杀。从1928年至1930年上半年，白区的中共地下党根据周恩来提出的隐蔽发展力量的原则，党员发展到19万人，在秘密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情报工作中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惜随后指导方针发生了“左”的错误，把工作重心放在不切实际的武装暴动方面，结果暴露并损失了绝大多数组织，到1936年白区地下党员的数目降到3000人左右。

1928年至1931年间，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总负责人。他在上海等地的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分作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原则就是这时提出的，为中共隐蔽战线工作奠立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龙潭三杰”李克农（上）、钱壮飞（左下）、胡底（右下）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建立的特科，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领导。特科采取了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工作方式，不仅把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拉出来为己服务，同时又派被称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钱壮飞因精明能干还被特务头子徐恩曾任用为机要秘书，曾用照相机偷拍了他深藏在内衣兜中的密码本，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能被破译，掌握“围剿”红军的计划等情报。不过在顾顺章叛变和周恩来赴苏区后，特科遭受了沉重打击，中共中央在上海也不能生存，被迫转移到江西的农村根据地。

从上个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不断膨胀，由建立中央调查科（中统的前身）发展到建立复兴社（后来成为军统的前身），成为监视社会生活的庞大恐怖机构。蒋介石利用特务成功地拉拢、收买和瓦解了多数地方军阀，在与中共的隐蔽战线斗争却一度居于下风。自1931年春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特务改变了斗争策略，实行“自首自新条例”，大力利用叛徒，并加强搜捕力度。此时留在白区的地下党组织仍继续执行盲动路线，至1934年全面遭到破坏。刘少奇在1936年从陕北前往北方局恢复白区工作时，从理论上清算“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提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尽量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方式和合法的组织形式，才使白区地下党的工作得到部分恢复。

抗战时期中共形成成熟的地下工作原则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通过总结以往的经验，为地下斗争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当时国共两党虽然在对日作战中形成战略上的合作关系，但是国民党当局仍不承认中共组织在国统区有合法活动地位（只有个别谈判代表除外），并把“防敌（指日本）防奸（指共产党）”作为秘密斗争的基本指导原则。徐焰概括说，这个时期，国民党军统、中统在对日本进行秘密战的同时，将中共地下组织当作第二位的打击目标。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会部，并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培训，教育他们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并进行了秘密技术的训练，使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周恩来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总结发展了十年内战时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原则，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成为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成为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的秘密工作指针。

徐焰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日占区的秘密工作，主要是通过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组织，为帮助新四军的军事斗争发挥作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西南工作委员会负责川、康、云、贵、湘、鄂等地党的地下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负责粤、桂、赣、闽、浙的地下工作）却因建立秘密的武裝据点暴露了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搜捕下损失惨重。后来周恩来总结其教训时说，“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搞武装斗争，这成为当时中央确定的一条原则。

如今一些影视剧为了提高收视率，描写地下工作的镜头频频出现“枪战”和武打，甚至把地下工作者表现为武林高手，这完全违反了隐蔽斗争的原则。当年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除了用军警身份作掩护外，都不应拥有手枪一类武器，否则路上遇敌检查便会暴露。即使是在上海影响很大的特科“红队”，总共也只有4支手枪，成员平时外出也不许携带，只有在执行除奸的特殊任务时才能使用。

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斗争有别于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群众工作、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有机结合。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对统战工作的倡导、推动息息相关。周恩来多次指出：情报工作要通过交朋友，通过往来谈话做工作;要建立据点，建立关系，深入社会;要见缝插针，做串门的生意;扩大了团结的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能。抗战期间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最大成就，便是争取了社会各阶层同情共产党的事业，这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徐焰认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正确指导下全面铺开，取得了卓越成就，是隐蔽战线斗争发展的最高点。当时党在国统区的隐蔽工作，主要是努力形成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扩大了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影响，并破坏了国民党当局的后方稳定，严重影响其战争计划。

1946年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全面开展了包括统战、敌工、工运、学运和情侦等方面的斗争。此时工作方针策略的核心，就是使党的“非法”的秘密活动和组织群众性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例如地下党以学生运动和知识界的公开、合法的抗议行动为导线，进一步发展市民和工人运动，再扩大到农村的抗征粮征兵运动，使国民党当局在前方打内战时“后院起火”，陷入被两面夹击的狼狈处境。毛泽东曾称赞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情报工作，主要担负了三大任务：获取军事情报、策反敌军、接管城市。在解放军最后夺取大城市时，地下党组织也担负了提供敌军防御情报和进行攻心策应的任务。如1949年解放军南下进军时，南方各地下党组织在几个月内大都有了几倍、十几倍的大发展。中共中央规定他们的任务不是进行武装起义，而是组织好护厂、护校、反破坏等工作，保证解放军到来时完整接收。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保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完整接管城市。

“谍战决定论”可以休矣

徐焰说，自古人称“失人心者失天下”，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在日记中也承认此点，现已公开的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蒋介石日记》中便有清楚记载。如1949年2月3日蒋介石下野后在奉化老家反省，便“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众困苦不堪的国度中，最高当政者20年间“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怎能不被愤怒的人民推翻呢？作为国民党政权的后台老板——美国也不讳言此点，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便说：“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虽在私下和小范围内承认丢失大陆的真实原因在于人心，然而出于反攻和凝聚岛内人心的需要，在公开宣传中却不能说共产党的胜利是得人心的结果。国民党在台湾解释失败的原因，只好归咎于所谓“共谍渗透”，这除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又为当年在岛内实行特务统治和白色恐怖找到了借口。近些年来，台湾的一些宣传品及其响应者又重提和炒作“共谍”决定胜败的老调，其目标同样是从历史根基上否定当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合理性。其实无论是从历史事实还是从社会进程的基本规律看，此种论调都是荒谬和可笑的。

当年国民党在大陆是实力最强的执政党，拥有最庞大的特务组织，如中统、军统、宪兵以及警察机构。为什么国民党得不到共产党的内部核心情报，自己内部却到处被其所说的“共谍”渗透呢？甚至连众多国民党内部“党国要人”和将军们都秘密为共产党服务呢？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国民党的统治极其不得人心，以至于内部人员也纷纷转向共产党，其情治机构也极其腐朽无能。

可叹的是，近些年国内有些影视和文学作品迷恋于刺激眼球的“谍战”，突出所谓“情报决定论”。其实了解当年历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赢得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土地改革后那些戴着大红花参军的数百万翻身农民，是上千万民工所推的独轮车和肩上的扁担……隐蔽战线获得的情报起到的只是加速剂的作用，所谓“谍战决定论”可以休矣！

地下秘密较量是人心的较量，反腐斗争也体现在隐蔽战线中

取得全国胜利之后，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李克农在1950年专门用了半年时间总结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的两点原则。当时苏联情报专家来华介绍经验时曾说，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对此气愤地反驳道：“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党的地下工作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徐焰认为，近年来一些以追求刺激的电视剧中出现的“地下工作者”，既不谈政治觉悟也没有组织领导监督，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式的人物，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真实的历史情况证明，离开党组织领导的地下情侦工作必然会走上歧途，顾顺章叛变的重要原因便是他从不参加政治学习，没有应有的觉悟，党组织又因他工作特殊而未很好地加以监督。吸取这些教训后，黨的地下工作尽管多是单线联系，组织上也要经常对下属党员在政治上和生活上进行检查，对有危险倾向者及时进行教育或切断关系，反腐斗争也体现在当年的隐蔽斗争中。

当年党的地下组织发展关系，都是以政治觉悟作为基础，而不是像某些影视剧作品中所呈现的那样用哥们义气、爱情吸引等手段。当年残酷的斗争证明，如果脱离了政治理想信念，个人关系和一时的感情狂热只要日久都会生变，对明知是敌对阵营的人产生爱情更属天方夜谭。在革命战争期间，中共在隐蔽战线能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根本原因是靠正义的信仰争取和打动人心，靠组织力量凝聚广大群众作为掩护。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经常能打入敌营，恰恰由于国民党腐败不堪，内部松散且离心离德。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和其他许多高官的子女纷纷秘密加入共产党，也是因他们看到身处的高层有太多的黑暗，认为延安才代表光明。当时国民党的中统、军统除了利用少量叛徒，一般很难打入共产党内部，原因也在于革命队伍组织严密，艰苦奋斗环境也为特务分子无法忍受。智慧来自群众，力量来自信仰，是党的地下工作胜利的根本原因。

徐焰说，回顾当年中共隐蔽斗争胜利和国民党在此领域的失败的历史经验，人们便可看出决定其胜负的关键在于用正义争取人心。2500年前写成的《孙子兵法》曾记载“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共产党“用间”的成功，恰恰是在“圣智”和“仁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地下工作的秘密较量同样是人心的较量，中国共产党当年在隐蔽战线上取得辉煌胜利，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全国绝大多数人心选择了共产党。

〔本刊责任编辑 钱璐璐〕

〔原载《文史博览》2018年第3期、中国军网2011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