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废年深竹不生

2018-01-04王鹏程唐明星

当代文坛 2018年6期

王鹏程唐明星

主持人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能局限于对某些特定时段和地区论述，而应该更进一步把握各个地区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学进程及其特点。西北地区的现代文学史研究，长期以来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期推出“西北现代文学史研究专辑”就是一个可喜的尝试。王鹏程、唐明星对民国时期的西安文坛作了新的较为全面的论述，贾东方对以前鲜为人知的冯振乾及其与40年代西北现代诗歌运动的关系作了梳理，王贺则对40年代后期西北出现的“通俗小说热”作了探讨，都令人耳目一新。

陈子善

摘要：民国时期的西安文坛虽显荒凉，但也并非不毛之地。1930年代张恨水、王鲁彦、王莹等在西安的生活写作，1940年代曹靖华、丁玲、田间、臧克家、宋之的、叶以群、老舍、崔巍、贺绿汀、光未然、李初梨、沙汀、何其芳、卞之琳、端木蕻良、萧红、萧军、聂绀弩、徐懋庸、艾青、舒群、冼星海等的旅居记游，以及谢冰莹主编的《黄河》杂志，都曾给这座闭塞保守的古都带来生机和活力。1950年代中后期杜鹏程、王汶石、柳青、魏钢焰、李若冰等本土作家的涌现，西安始成为百花烂漫的文学之都和众所皆知的中国当代文学重镇。

关键词：民国；西安文坛；报刊杂志

清末民初的西安，由于地处偏隅，交通不便，与外来文化接触极为不易；经济萧条，教育落后，历史因袭沉重顽固，新思想、新文化很难扎根；再加之军阀混战、年馑不断、匪乱滋扰，能活命已实属不易，有条件接受教育者更是少之甚少。因而，五四运动的春风虽然越过了函谷关，但力量及影响大大减弱，只不过在“死水”上一拂而过。除了几个影响甚微的马克思主义社团，以及李桐轩和高培支在西安创办的《易俗白话杂志》（1914年）、陕西省学生联合会在西安创办的《白话报》（该刊为陕西省学联指导五四运动的刊物，创办于1919年）、陕西省议会议员田芝芳（瑞轩）在西安创办的《鼓昕日报》（1920年）等宣传反帝反封建、婚姻问题、教育问题的刊物外，作为思想运动和文学运动的“五四”并没有落地扎根，更遑论开花结果。旅京、旅沪和旅津的受到新文化运动激荡的进步学生深感陕西的落后腐败，他们抱着揭露黑暗、服务桑梓的情怀，介绍输入新思想，积极参加实际事务，力图唤起三秦父老的觉醒，开化三秦风气，促进陕西发展。他们曾主办《秦劫痛话》杂志（陕西旅京学生团，1919年）《秦钟》杂志（北京陕西学生联合会，1920年）《陕西杂志》（北京陕西公益协进会，1922年）《秦铎》杂志（陕西旅沪学生会，1920年）《新时代》旬刊（后改为月刊，在上海的陕西学生联合会创办，1922年）《砺进》月刊（汉中旅京学生砺进会，1920年）《贡献》（天津南开中学的陕西学生屈武、武止戈、崔孟博、刘尚达等人创办，1922年，出刊4期后与《共进》半月刊合并）等，发出与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决裂的声音，“思想再不受古人的羁绊，要解放。我现在要向光明的路上跑去，求新的人生的意义！我不愿瞎活了。”①学成之后，他们大多返回家乡，成为文化、教育、实业等领域的中坚，少数成为左翼革命事业在陕西的奠基人，在新文学创作上并没有取得成绩。

从潼关走出的郑伯奇、王独清、冯润璋等人，呼应时代风气，投身新文学创作，成为新文学社团和新文学创作中较有影响的文学新人。郑伯奇1921年参与发起并组织成立创造社，为创造社元老之一。其著有《抗争》（创造社，1928年，话剧、短篇小说合集）《轨道》（启明书局，1930年，戏剧集）《墙头小说集》（千秋出版社，1937年，短篇小说集）《打火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短篇小说集）《戏剧论文集》（神州国光社，1930年，文艺评论集）《两栖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年，文艺评论集）等。其中小说《最初之课》和《忙人》，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其最著名的批评文章，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这篇论文是鲁迅和茅盾的《导言》的姊妹篇，也是郑伯奇对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郑伯奇介绍加入创造社的同乡王独清，曾主编《创造月刊》，成为该社后期主要诗人之一。其有诗集《像前》（1927年，创造社）《死前》（1927年，创造社）《IIDEC》（1929年，创造社）等；话剧《杨贵妃之死》（1927年，上海乐华图书公司）《貂蝉》（1929年，江南书店）；小说集有《暗云》（短篇，1931年，光明书局）《独清自选集》（1933年，上海乐华图书公司）《长安城中的少年》（1935年，光明书局）等。王独清诗歌受象征派影响，浪漫主义色彩浓郁，气氛颓废哀伤，少有深沉的理性思索之作。冯润璋曾与孟超等人组织“流萤社”，创办《流萤》半月刊，著有短篇小说集《欢呼》（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等。郑伯奇、王独清、冯润璋等人虽在国内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对于本乡西安的影响几近于无。

1924年夏季，鲁迅、王桐龄、陈钟凡等人的西安讲学，给一潭死水的陕西学术界和陕西文坛带来了活水。鲁迅等人来陕演讲，正如当时的讲座公告所言：“陕西向以交通不便，故名流学者之在西安讲演者，向未有之。”西安至临潼公路竣工不久的1924年7月，鲁迅等7人即应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合办的暑期学校的邀请，赴西安讲学。②鲁迅演讲的题目为《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实际上是《中国小说史略》28篇的缩编和精华，而在某些论点和具体论述上，又有所发展而显得更加丰赡有力。鲁迅此行的另一目的，是为构思的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作创作上的准备。到西安之后，满目的颓败和荒凉，看不到丝毫的盛唐气象，他失望至极——“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③这当然也同鲁迅的才情、气质有很大关系。回京之后，鲁迅写下了同西安历史文化相关的杂文《说胡须》和《看镜有感》，纪念自己的陕西文化之旅。鲁迅称赞汉唐盛世的“豁达闳放之风”，认为由于汉唐国力的强盛，所以在文化上能够充满自信，“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他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④鲁迅“对近世西安的失望是奠定在对汉唐盛世文化的向往基础之上的，这里面不仅仅包含的是一种类似于古代文人所具有的凭吊、伤感的情绪，更是一种在现代化思想的推动下而诞生的一种渴望民族强大，精神强盛的心理。”⑤盛唐气象的阙如，直接熄灭了他创作《杨贵妃》的焰火，从而留给后人不尽的遗憾和无限的遐想。

1930年代以至抗战爆发，西安的文艺界“虽有一度澎湃过，月刊，半月刊，周刊，三日刊，相继的诞生，但终是拓不出一块新兴的园地”。截至1935年，西安的文学社团或文学刊物有：文学十日社，左翼人士主办，出版有十六开旬刊《文学十日》。栏目设计仿佛《现代》的另一种化身，杂志甫出一期，因未能登记，遂即停刊；艺林十日社，陕西西安高级中学学生钱泽深等主编，并由王鲁彦、郭青杰指导，十六开四页，以登载学生作品为主，偶尔也刊载王鲁彦翻译的小诗和散文，内容较好，因为售价低廉，受到欢迎；出路社，出版有刊物《出路周刊》，景梅九、李非凡主办，宣扬无政府主义和张恨水式的文学，销路极少；春光社，出版有《春光月刊》，周望露主编，内容幼稚，销路不佳；春萌社，出版有《春萌半月刊》，省立一师学生宋某主办，月刊，内容乱七八糟，不堪卒读，出版一期后即停止；朝暾社，旬刊，内容无可观，出版一期即夭亡；晓风社，旬刊，中学生刊物，竭力“左倾”以为摩登，印刷质量极差；西北先锋社，负责人刘青原，出版三四期即停刊，内容不错；陕西学生生活分社，总社设在南京，负责人为周遁初，有会员八十余人，出刊为旬刊，不久改为周刊。内容反对风月，反对左倾，反对幽默，刊载少量散文和诗歌；西北画报社，旬刊，主编宋绮云，内容以西北风物为主，偶尔间杂小品诗词；廿四，月刊，由西安教育界有声望的几位人士主办，内容充实；《陕西教育月刊》，陕西省教育厅主办；报纸副刊有：《西京日报》（《西京日报》为当时的唯一大报）副刊《明日》，郭青杰主编，王鲁彦、亚农时常投稿，内容总体不坏，但有时栏目设计令人瞠目结舌。如1934年的《西京日报》的《文学周刊》第2—3期“乌鸦专刊”、第4期“馬路专刊”，专门歌颂“乌鸦”和“马路”，实在匪夷所思；《文化日报》副刊《西北角》，主编曹冷泉，内容充实，多为学生之作；《新秦日报》副刊《新园》，自杜松寿接编后，内容较为充实，有《青年文艺》《佛光》两种周刊；《工商日报》副刊《海涛》《市场》，马靖夷主编，存活时间甚短，内容凌乱，不值一看；《西北日报》副刊《瑁玲》，杨冲屿与贾永琢先后任主编，内容空洞，不知所云；《民意日报》副刊《呼声》，不久易名《轮下》《星期天附刊》《乱弹》等，存在时间不长，内容东拉西扯，不值一提；⑥《西北朝报》，副刊一名《瑁玲》，一名《小租界》，杨重愚接编后，内容有新气象；《民众晓报》，副刊《民众公园》，内容无特色。⑦西安当时的文艺社团和文学刊物，从数量上说可谓不少，但内容空泛，质量下乘，以学生习作居多，很少有佳作。《西京日报》文艺副刊“明日”的主编郭青杰曾在《明日》上表示，西安的文艺创作已有很大的进步，希望“明日”能收到像《申报》“自由谈”那样的软性文字，把“明日”办成“自由谈”那样的刊物，结果期望甚高，收效几无。曹冷泉主办的“西北角”，只有两三年的时间，成绩虽有，但也有限。1933年双十节后，曹冷泉被捕，《西北文化日报》副刊《西北角》与《西京日报》副刊《明日》即刊登起文言作品和旧诗词来。因而当时即有人慨叹——“定期的纯文艺刊物没有一种，就从这一点来估量西京，也算得是一块沙漠！”⑧翻译的成绩也极为有限，在“翻译年”（1934年）的开头，西安文坛上的翻译有小活跃，但多是国内早已译过的作品，如高尔基的《一个秋夜》、川口浩的《题材主题及方法》、高尔基《给青年作家的信》等。⑨境况之所以如此糟糕，一是作为国统区，西安的政治空气比文艺空气更为浓郁，人们对政治的兴趣也远远超过了文艺。二是缺少文艺刊物，桂林出版的杂志和文艺书籍邮寄到这里，“常常涨到数十倍，然而读者还是忍痛当古董一样买回去。”⑩当时西安出版的综合刊物《陕西青年》和《西北论衡》，虽然都有一定的篇幅刊登文艺作品，但水准和质量均极低。

这一时期的西安，因一些著名作家的到来，多少改变了荒凉的面貌，为西安文坛注入了活力。1934年，著名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以报人的身份考察西安，创作了以西安和西北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燕归来》和《小西天》。在他的笔下，西安和西北民生凋敝、破败荒凉，旧中国的儿女挣扎在饥荒和死亡线上，倒毙街头、卖儿鬻女的人间悲剧随处可见，文苑也是一片荒凉。鲁彦的到来——“蓦然有一个那么有名气的文艺家到西北来，的确是很使人兴奋的。”1934年2月上旬，王鲁彦离开上海到陕西合阳县立中学任教，8月下旬转任西安陕西省立高级中学教师（其间，7月下旬回上海），1935年底回到上海。在陕西期间，他先后创作了《惠泽公公》《车中》《桥上》《鼠牙》《枪》等小说，《新年试笔》《厦门〈地方印象记〉》《叹骷髅选》（又名《巫士的打油诗》）《婴儿日记》《父亲》《西行杂记》《西安印象》《寂寞》《四岁》《幸福的幻影》《听潮的故事》《关中琐记》《驴子和骡子》等散文，翻译了波兰斯文妥珂夫斯基的长篇戏剧《阿斯巴西亚》（连载在《西京日报》副刊《明日》上）等，把新鲜的空气带进来，“把这荒僻的西北介绍到外面去。”11他积极参与西安的文艺活动，扶植文艺社团，指导文学新人，改变了当时西安的文艺生态和文学局面。但他居留西安的时间仅仅一年有余，过于短暂，造成的影响很快被荒漠化的文学现状所遮蔽和吞没。

抗战爆发前后，西安学生运动高涨，文艺刊物也发出了时代的强音。在经济困难和印刷不便的情况下，几乎同时出现了三种刊物，一种是《学生呼声》，由西安学生联合救国会出版，刊登救国言论和诗歌文艺；一种是《学生》，由西安一中文艺研究会出版；还有一种是《沙河》，由西北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出版，刊登的《激动了的民心》《抗战》（独幕剧），产生了较大影响。12抗战爆发以后，西安的文坛振奋了一个时期，担负起了西北文化堡垒的重任，如1937年由文化界发起的鲁迅纪念大会和会后的十万群众大游行，推动了西安救亡工作的火速发展——“上海救亡剧第一大队来西安时，各报纸副刊都一齐出着专刊，同时为了抗战文艺的通俗问题，这里的报纸也出了‘文艺通俗的特刊，这些特刊的出现虽然如昙花之一霎即逝，然而它留给西安文坛的影响，是潜在的给沉闷的西安以复活的力量；又如西安西北文化界协会，西安编辑人协会，报人协会，西北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的先后成立，计十余种的小型杂志的出版，这一切莫不证明了抗战的西安，已摆出战斗的姿态了。”不过，纯文艺刊物依然很少，只有《街前街后》《沙河》《战时文艺》三种，“其内容之贫乏，技巧的拙劣，更是出人意料之外。”几份报纸的文艺副刊，还差强人意，如以群主编的《西北文化日报》副刊《战鼓》，陈菲主编的《秦风日报》副刊《太华》，以及1937年10月创办的《烽火》，尚能得到读者的赏识和好评，后来因为版面的压缩，副刊也不得不停止了。1938年9月，硕果仅存的只有《国风日报》的《西北文艺三日刊》。在这悄寂荒凉的西安文坛，这些刊物如同沙漠里仅存的几株绿植，很快便根枯叶黄。131939年，郑伯奇应《会报特刊》编者姚蓬子之邀，描述西安文艺现状，撰写了《西安文艺现象点描》一文。他在文中说：“就我个人直觉来讲，在西安，政治空气比文艺空气浓厚得多。任何方面对于文艺都不重视。青年们偶尔也组织什么文艺团体，参加文艺活动，那不是政治活动的一种余兴，便是政治活动的延长。西安的文艺活动大都是外来的文艺界同人推动起来，而参加的也多是外来的青年和学生。成绩方面以演剧和诗歌为最盛。”这主要归功于上海救亡演剧团第一队和第五队、西北战地服务团、政治部第三演剧队和第四宣传队、南京中国戏剧学会救亡演剧队。个人出力最大的应推宋之的、王震之、贺绿汀、欧阳山尊、崔巍、左明、赛克、丁玲、光未然、戴涯、周伯勋等人。演剧歌咏方面的活动，主要归功于西安文艺界抗敌协会。而文艺活动则非常贫乏，叶以群到西安后主编过《西北文化日报》的副刊《太华》，也曾受到读者的欢迎。可是因为主持者对于文艺的轻视和篇幅的压缩，不久，各报的副刊都取消了。郑伯奇主持的《救亡》周刊，因为曹靖华的热心帮助，刊发了不少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如尹雪曼就是其中崭露头角的一位，可惜因环境关系，《救亡》不久停刊。处于同样境况的，有《西北》，以及李初梨主编的《大团结》等刊物。

抗战爆发以后，到过西安的文艺界同人很多，有曹靖华、丁玲、田间、臧克家、宋之的、塞克、叶以群、崔巍、王震之、贺绿汀、左明、光未然、李初梨、沙汀、何其芳、卞之琳、叶鼎洛、端木蕻良、萧红、萧军、聂绀弩、徐懋庸、艾青、舒群、庄启束、方土人、吕骥、冼星海、向培良、吴奚如等。不过，“大家对于西安似乎都无甚留意。滞留的期间大都很短。留下影响的因此也不多。”他们离开西安，或者去延安，或者去山西，或者去重庆，很快活跃起来。因而，“到现在，西安依然是文艺上的一片荒原！”14正如郑伯奇所言，抗战爆发后，西安文艺界热闹了一阵，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很快又落入了沉寂，原因是：一、先前到西安的几个知名作家，有的去了延安，有了去了山西，有的去了重庆或其他地方，没一个留下来；二、日军进抵风陵渡后，中等以上的学校全部向外疏散，文艺失掉了广大的读者群；三、敌机屡次轰炸以后，纸价疯涨，机器大半搬家，印刷困难，办刊极不容易。据统计，西安当时有报纸八家，有副刊的只有两家，分别是《国风日报》的《十字街头》和《西安晚报》的《火炬》，刊载诗歌、杂文、报告文学等，题材多与抗战有关。《阵中日报》的副刊《军人魂》，偶尔也刊登一些成熟的作品，不久即因改版取消。纯文艺刊物只有全国文艺抗敌协会西安分会主办的《西北文艺》月刊一种，出版六期。作品多半是诗，其次是散文和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有时几期也没有，内容也谈不上精彩，主要是人力和作者的限制。文艺刊物主要有《老百姓周刊》，主要用陕西方言土语出版；还编印了许多通俗文艺读物，形式有秦腔、大鼓词、歌谣等，计有《抗战歌谣》（第一辑）《保甲长三字经》《抗战建国纲领曲》《委員下乡歌》《委员长告军民歌》《王二爷当兵》《陕西冷娃》和《江北老儿》等数种。15

1940年代的西安文坛依然如旧。1941年，《西北文化月刊》（西安）从第1期开始刊登西北作家小传，稿件向社会征集，以来稿先后顺序刊登。第1期介绍的西安本土作家是周焕、段象武、樊仰山、李芝亭、高树基、徐孟开、汤化府七人。周焕是陕西省政府参议、政论家，著有《刍议集》《政治问题论集》《地方自治》等；段象武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任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部下，曾任兰州警备司令、汉中城防司令等职。他早前曾在北大旁听，对哲学、文学等甚感兴趣。抗战后，“由前方归来，作些反侵略文字，藉以提高抗战情绪，增加抗战力量”，并无文学作品；樊仰山，早年从军，后厕身报界，曾任《青门日报》及《更生》半月刊社长、《西京平报》笔政等职，以敢言著称，编著有《抗战五部曲》《梅花岭》《李秀成》《杨贵妃》《红梅扇》等国防戏曲；李芝亭，毕业于北大政治学系，任职于陕西省教育厅，以敢言著称，创办《西京平报》，对西安新闻事业贡献甚大；高树基，即高培支，易俗社发起人之一，对秦腔编剧、导演和人才培养贡献甚大；徐孟开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学系，1936年春到西安工作，任职于陕西省财政厅等，从事工商统筹管理工作，有文名，但很少发表；汤化府，曾留学于日本明治大学，主攻行政学，1936年来西安工作，曾主编《大路周刊》，文章散见于报纸杂志。周焕、李芝亭、徐孟开长于政论，段象武长于书法，樊仰山、高树基钟情于秦腔，他们之中并无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作家。16西安文艺界也曾努力，想改变一片荒凉的局面。1942年10月，西安成立了“西京市青年文艺自修社”，有社员50余人。自修社请社会各界人士和老作家予以指导，包括小说、朗诵诗、话剧、音乐等17，一定程度活跃了西安的文艺气氛，但对西安文坛的现状并无明显的改观，也没有出现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

与西安文坛的冷漠和荒凉相衬的，是剧团的活跃和热闹。西安自抗战后，“不但成为西北中心，也成了华北中心，因此特别显得繁荣”，如周伯勋、戴涯、李次玉等负责的“中国剧艺社”，成绩卓著；“铁工”“邮工”两个业余剧团，以及军委会政治部抗敌宣传队第四队（简称抗宣四队），演出活动也很频繁，演出的剧目有戴涯导演的《战干第四》《我们的故乡》《敌忾同仇》，李次玉导演的《前夜》，以及“抗宣四队”的《献金救国》《军民合作》《矿山》《壮丁》等，成绩均尚佳。18“中国剧艺社”因为经济问题和内部分歧解散后，戴涯又与冷波发起了中国戏剧学会，演出频繁。西安剧坛活跃的局面，一直维持到1944年前后。据统计，单是1944年，西安演出的话剧有：中国戏剧学会演出《茶花女》《杏花春雨江南》《狄四娘》《戏剧春秋》《清宫外史》等名剧；妇运会上演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王曲剧社上演《重庆二十四小时》《朱门怨》等剧，成绩均良好；东南中学校庆上演《这不过是春天》，中央战干团演出《野玫瑰》《归去来兮》《之子于归》等剧；音乐家韩悠编演三幕歌剧《阿里郎》，饰景美丽，剧情紧张，表演精彩，一时称绝。正如当时的评论所言，“在这荒凉的地方，放出一枝花朵，虽然它的力量是很薄弱的，但究竟它是一枝花朵。”19

1940年代初期，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期，西安文坛的荒芜闭塞也可谓空前所有。由于交通闭塞，本地文艺刊物匮乏，读者群又比较庞大，外地来的刊物，价格增至数倍也很难购得。本地的综合刊物寥若晨星，如《陕西青年》、《西北论衡》虽有文艺副刊，但水准极低。纯文艺刊物只有两种，谢冰莹主编的《黄河》和叶鼎洛主编的《文艺月报》。《黄河》1940年2月在西安创刊，由于发行机构的改组于1944年4月第5卷第3-4期休刊。1948年3月出版复刊号第1期，复刊后增加副题名《文艺月刊》，同年8月第6期停刊。该刊由黄河文艺月刊编辑室主编，第1卷第3期起由谢冰莹任主编，第5卷第2-5期由厉厂樵任主编，第5卷第6期起由谢冰莹继续担任主编，由新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该刊栏目有理论、报告、小说、诗歌、散文、随笔、特写、文艺通讯、黄河信箱、文坛简讯等，其内容则偏重于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散文、剧本等。主要刊登抗日文艺作品（包括抗日故事、特写等），分析抗战中各地的文坛状况，报道各地文艺界动态，并对青年作家进行写作指导。柳亚子、冯玉祥、陈鲤庭、姚雪垠、李朴园、梁实秋、丰子恺、沈葆心等人为该刊撰写过大量的作品。由于该刊主编更换不迭、版面不断缩小，再加之内容也愈来愈贫乏，到后来影响也十分有限。叶鼎洛任编委的《文艺月报》只有十六个页面，内容贫乏可怜。他主编的《西北文化》，隔几期出版一个文艺专号。西安的文艺书籍出版得更少，除了冰莹的《给青年作家的信》《抗战选集》以外，诗集有野浪的《奔流》、林岚的《鄂贝尔骑兵队的故事》，剧本有冷波的《梅子姑娘》，石林与安娥合作的《战地之春》，“为西安出版界对于抗战文艺仅有的贡献。”因而有人呼吁——“西安的文坛是如此寂寞和荒凉，作为荒地的开拓者，我们真盼望重庆和桂林的作家和出版家能够分一部份到西安来工作呵！”20到过西安的人，“都觉得这儿不是文艺活动的园地。都说：‘好荒凉呵！一个一个都被迫着摇着头走开了。”211943年，有人邀请郑伯奇谈谈西安的文艺状况，他失落地写道：“我这样离开故乡已经四年出头了，故乡的文化动态，尤其是文艺活动，无时无刻不惹起我的关怀。从朋友的来信里，从来人的谈话中，从当地报纸的字里行间，我拼命想找出一点有关文化，特别是文艺方面足以使人兴奋的材料。然而，我失望了，没有，什么也没有。想起了汉唐两代的全盛时期，这座城市所发出的文化的光芒，曾经照耀过整个世界，而今竟变成了这样荒凉冷落，这不能不使人悲哀，这不能不使人愤恨。难道这座古城真的永久死灭了吗？难道这里的文化传统真的像顽石一般地硬化了吗？难道这块土地的人民真的已经退化了吗？”他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我坚决地相信，一到春暖花开的时候，那荒凉的古城一定是百花烂漫的！”22郑伯奇所期待的“百花烂漫”，直到1950年代中后期，杜鹏程、王汶石、柳青、魏钢焰、李若冰等本土作家的涌现，终于得以实现。自此伊始，西安才成为“百花烂漫”的文学之都和众所皆知的中国当代文学重镇。

注释：

①幼石：《我不愿瞎活了》，载《共进》1923年12月25日第52号。

②《陕西省城之學术演讲会》，载《教育杂志》1923年15卷第7期。此次应邀演讲的学者第一批于1924年7月初到达西安，有北大教授美国人柯乐文、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哲学系教授陈百年、理科教授王抚五、哲学教员徐旭生，美术专门学校教务长吴新吾，女高师哲学部主任傅佩青；第二批7月中旬到达，有南开哲学教授陈定谟、人类学教授李济之、西洋史教授蒋廷黻，北师大教授王桐龄，北大教授周树人，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等。被邀学者部分因故未到，实际来陕者和预告有出入。

③鲁迅：《致山本初枝》，载《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 556 页。

④鲁迅：《看镜有感》，载《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207页。

⑤刘宁：《民国作家的西安城市书写及其文化心理分析》，载《人文杂志》2015年第2期。

⑥周微：《西安的文艺界》，载《学生生活》（南京）1935年第3卷第9期。

⑦爱牟：《西安的报纸副刊和文艺杂志》，载《西北评论》（南京）1934年第1卷第8-9期。

⑧莲青：《西安文坛》，载《国闻周报》1935年12卷33期。

⑨渭阳：《西安文坛近讯》，载《出版消息》1934年46-48期。

⑩郑伯奇：《西安文艺现象点描》，载《抗战文艺》1939年第4卷第1期。

11戴思：《西北作家小志》，载《西北文化月刊》1941年第5期。鲁彦作品多在省外发表或结集出版（以上海为主）。

12《怒吼了的西安文坛》，载《新西北》1937年1卷3期。

13萧仲：《西安文坛简写（通讯）》，载《文艺月刊·战时特刊》（重庆）1938年第2卷第2期。

14郑伯奇：《西安文艺现象点描》，1939年3月27日写于重庆，载于《抗战文艺》1939年4卷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