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波

日子是五叔定的，公历七月二十八，农历七月初二。

家里有两间瓦房，父母一间，我们兄弟一间，这一间放两张床，我和五弟睡，三弟和四弟睡，如果大哥回来，我和大哥睡一张床，三弟、四弟、五弟挤一张床。冬天还好办，大家挤一起还是挺暖和的，夏天就麻烦了，天气忒热，脱光衣服也抵挡不住南方之南的滚滚热浪，晚上无风，空气煮过似的，身上被烤出油来，草席上留下一大片乌黑的汗渍。床太小，为了自己睡得舒服一些，兄弟们经常你挤来我挤去的，有一次还将五弟挤床下了，他的头上起个大包包。五弟的肺活量很充沛，他在床底下嚎啕大哭，一直折腾到天亮。母亲要责罚我们，可谁都不承认是自己干的。其实，不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而是确实不知道那一脚是谁蹬的。

在我们乡下，一般的家庭都有或大或小的庭院，我们家的庭院不大，除了两间瓦房，还有一间红泥土糊成的厨房和一间半开放的牛棚，中间一小块空地用来晒稻谷番薯。父亲在庭院里琢磨了好几天，终于确定大哥的新房建在厨房边上。父亲还是蛮有经济头脑的，在那个位置建新房可以省掉一堵墙的砖头。

开工后，全家人都忙碌起来，大哥也从生产队的砖瓦厂回来帮忙，这是他的事情，他不能不回来。四弟五弟依然像往常那样幸福地玩耍。三弟当小工，给师傅递砖瓦什么的，他稚嫩的小脸总是弄得很脏，看上去像个花脸，衣服上也沾满了泥土石灰。我的任务不轻，负责到村口的河边挑沙子，每天两担，几天下来，肩膀被扁担磨出了血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