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口

那一夜，失眠。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曾经熟读的句子分外扎眼：“人这种卑鄙的东西，什么都能习惯的。”我能习惯吗？只能在心里深深道歉：对不起，小路……

我们到云南兵团落户的第二年，连里分来几个退伍兵。他们虽比我们年龄大，但也不过20岁出头。其中有两个广西人，一个叫洪良，一个叫小路。洪良眼睛滴溜溜转，一看就是个机灵鬼；小路不同，他成天把脸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黑着脸，像谁欠他啥似的。

我们问洪良：“这小子咋啦，是借他谷子还了糠吗？”洪良笑着说：“别理他，他就那样，端着呢。”我们说：“有啥可端的嘛，不都是农工吗？”洪良说小路曾给师长当警卫员，师长蛮喜欢他，但因家贫，年限一到，他就拗着要退伍。师长说：“你回去干啥呢，不照样脸朝黄土背朝天吗？”那时，农村兵只能回农村。师长心好，打了招呼，小路才被分到兵团，“一个月有28元钱，总比在部队仅拿6元钱津贴强”。洪良说小路的母亲走得早，是阿奶把他拉扯大的，祖孙俩感情深，但这下分开了，“小路两难哩，你看他好节约，余钱得寄回家”。

我们笑了，一个大师长，也只能把警卫员送兵团，看来也没啥本事嘛。洪良咧咧嘴，无话。

回头看小路，也就一米六几的个头儿，唇厚，额凸，眼凹，典型的岭南人长相，但胸肌发达。洪良说小路有功夫，可谁也没见他露一手。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清他究竟姓路还是姓陆。广西人说普通话与广东人差不多，他说得累，你听得也累，再加上小路不屑与人沟通，便越发孤独。

那时连队刚修好一幢新瓦房，土坯做墙，地面是夯土，潮湿得很，老农工不愿住，就分给我们年轻人。我和莽子分住一室，洪良和小路住在隔壁。莽子下兵团前有小偷小摸的习惯，他见我迟疑，便主动说：“你放心，老子虽然手脚不太干净，但绝不吃窝边草。再说，咱们都是重庆人，‘亲不亲，故乡人，老子绝不动你一根针线。”

于是我便与莽子相安无事，与隔壁的广西人也相安无事。我们是橡胶连队，有5个割胶班、3个农业班。聪明的洪良被分到割胶班，小路、莽子和我同在一个农业班，任务就是种花生、苞谷和黄豆。那时云南边陲的老林子没人管，谁都可以砍伐，种庄稼前得先把脸盆粗的大树放倒，暴晒几十天，然后一把火烧掉，再用大锄开垦新土，时称“备耕”。备耕时往往雨季就要到了，得赶在大雨前把种子点下去，于是我们吃住都在山上。这是一年中最紧张的时节，再懒的人也得动起来，莽子也不例外，虽说他有恶习，可关键时干活还挺卖力。唯独小路终日愁眉苦脸，无精打采，这让班长老贺很恼火。老贺是湖南来的老农工，不太敢管年轻人，便撺掇莽子去提醒小路。莽子也不是省油的灯，知道今天帮了班长，以后就好请假了，于是他去找了小路，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这叫针尖对麦芒。要说呢，重庆人讲话习惯称人“龟儿子”，此乃语气助词，当不得真，然而小路本就有心事，一听那词就上火了。那天正烧荒，火大，风紧，浓烟把蓝天熏得乱了颜色，两个年轻人在冲天火光的映衬下越吵越凶，便脱去上衣，一黄一黑，黑者筋肉结实，孔武有力；黄者人高马大，唾沫乱飞。只听黄者骂：“你龟儿子还以为自己在当警卫员吗？看你站起恁大一筒，坐下恁大一堆，懒得像条乌梢蛇！”黑者回应：“老子懒不懒关你屁事！”吵急了，两人都操起上了木柄约150厘米长的砍刀。这要真劈，还不你死我活？老贺一看事要搞大，赶紧上前说和。莽子聪明，借坡下驴道：“老子不跟你争了，看来你真是不怕下雨呀！摸摸你那额头嘛，像戴了个帽子，还怕啥雨！”大伙儿都笑了。小路还当真摸了摸额头，也笑了。

也怪，打那以后，小路活络了许多，有了笑意，人也精神了。洪良告诉我们，这家伙终于放下警卫员的架子，不端了。莽子听后轻蔑地哼了一声。

转眼到了旧历八月，团部放映队来连里放映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吃过晚饭，连队球场上人喊马嘶，其他队的人和附近傣寨的村民也都过来了。电影刚开映，莽子挤到我身边说：“出来一下。”我问啥事，他神秘地眨眨眼，只说有急事。我便挤出人堆跟他走，一直走到宿舍门口，他才跟我咬耳朵说：“你放哨，有人来了就大聲咳嗽。”说罢，他一转身钻进隔壁房间。我脑壳嗡的一响：糟糕，他要偷东西！

可两个老广除了绿军装、绿挎包，还有啥可偷呢？

月亮很大，宿舍很静，球场那边热闹得紧，熟悉的音乐和台词飘进耳来，像变了个样。我手心竟出汗了。

不知过了多久，莽子出来了，说一声“走”，我便跟他走进了橡胶林。月光下，他掏出一个小布袋，抖开，竟是一卷钱，数过，有57元。他递过来17元，我不要。他说：“咋啦，嫌少，还是想告发我？这事咱俩一块做的，有事你也跑不脱！”我问：“谁的钱呀？”莽子说：“小路的。”我再问：“你咋知道他藏着钱呢？”莽子诡秘地一笑：“这你就莫问了。”

又回到球场看电影，我脑子却全乱了，银幕上的身影竟是模糊的。手在裤兜里捏着那钱，总觉得油腻腻的，不知是我的汗还是小路数钱时蘸过的唾沫。原以为第二天小路会咆哮，没想到风平浪静。一周后的一天，我们收工回队，宿舍前闹成一团，小路疯子般用手臂击打着走廊的柱子，洪良一脸是血。连长也出面了，厉声说：“谁拿了，今晚就乖乖送回去，我当不晓得这事；如果被查出来，老子绝不客气，送营部武装排！”听连长的口气，洪良的嫌疑被排除了。再看莽子，他正笑眯眯地与洪良搭话。洪良说：“我咋可能偷他的钱嘛！那是他给阿奶养病养命的，我要是动了这坏心，手被雷劈断！”

我心里一沉。我从小就知道“幼时偷针，长大偷金”的典故，偷是多么让人羞耻的事！何况，这是人家救命的钱呀！那一夜，我心里翻江倒海，睡不着，就听莽子咳了一声，说：“莫想了，你现在要是去还，保证给逮个正着，睡吧。”

怪了，他难道是我肚里的蛔虫？

小路又恢复了原状，人更沉默了。他究竟想啥呢？是想回广西老家，还是心疼丢掉的钱？洪良说那57元小路攒了3个月，刚想去寄，竟没了，人差点儿疯掉。说罢，目光在我和莽子脸上打转。莽子笑嘻嘻地看着他，我别过脸去，心里发狠说：“17元，一定还小路！”

终于瞅准了机会，在一个安静的下午，我把钱从窗户扔了进去。谁知当晚，小路又发疯了，手臂在柱子上打得咚咚响。莽子很生气：“你这不是一泡屎不臭挑起来臭吗？”我无话，心里似轻松了许多。

不久，小路走了。问洪良，他说自己也不清楚。直到我离开兵团前，洪良才告诉我，小路找老师长去了，哭诉了遭遇，师长动了恻隐之心，把他留了下来，但他不能再当警卫员了，得下到基层部队。说罢，他幽幽地叹了口气。我也叹了口气。

青春无知，知时一切都已过去。

很多年后，我和莽子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莽子因为偷窃被判了7年，出来后听说没再犯，但生活极艰难。我则以文为友，创作了若干文字，但从来没写过这段难堪的经历。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洪良的电话，他说来重庆了，想请大伙聚聚。

见面，都感叹老了。莽子也来了，头发稀疏，神色憔悴，不怎么说话。洪良却精神焕发，小油肚高挺。他说这些年承包了几座橡胶山，谈不上发财，但喝稀饭没问题了。问及小路，他眼光暗淡下来，说：“死了。”我和莽子一惊。洪良说：“他应该算光荣牺牲吧，都30年了。”原来，当年小路下到基层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参加自卫反击战时任副排长，战殁于谅山前线。“要说呢，他如果留在兵团，今天也应该承包了橡胶山，有车有房有老婆，孩子也该长大了。可那57元钱，最终把他压垮了！”说罢，洪良叹一口气，“这都是命吧！”

洪良的目光又像当年那样在我们脸上打转。我差点儿没能忍住，就要说出口，却见莽子蓦地抬起头，说：“我也过得惨呀，直到现在才明白，偷，永远发不了财。可一切都晚了！”

确实晚了。

那一夜，失眠。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曾经熟读的句子分外扎眼：“人这种卑鄙的东西，什么都能习惯的。”我能习惯吗？只能在心里深深道歉：对不起，小路……

可我们，再也回不到18岁。

马哲摘自“豆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