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

不知何时起，“珍惜请你到家里吃饭的人”，成了网上一句流行语，感动了许多人。

如今朋友聚会，虽然也有邀约至家餐聚的，但更多更流行的，是聚会之后，一起下馆子。

曾经，在北京，在家里请客，才是正道。就像我们在过去的小说、影视作品中看到的，请客就是买瓶老酒，买点菜回家做，几个家常小菜，天南海北聊去，其乐融融。

1985年秋天我到北京求学，我还是个囊中羞涩没见过世面的穷小子，在学校，三年级之前，除非来了同学，否则一日三餐，永远是什么便宜买什么。肉？排骨？想都不敢想，只能在边上打饭时偶尔偷偷望一下，咽下口水。而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同村在京老乡家做客。

我们那个小村子姓朱的据说是朱子之后，耕读传家，有好几位同村同宗长辈在“文革”前甚至更早，通过读书出来，在北京工作成家落户，大学教授工程师机关干部军队干部都有，都有一定的身份地位，生活条件比当时他们在故乡的兄弟姐妹不知好多少。他们对于老家来的同乡晚辈，都非常热情好客，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新时代“中举”的“范进”，特别欢迎我们到家做客。

我最初去同村长辈家做客，是比我高三级的族兄带着我去的，后来他毕业离京后，我还是跟过去一样，每月一个周日，选择到不同的长辈家做客，叙亲情乡情，其实更多是“打秋风”，给年轻的身体补充“油水”。长辈们其实也心知肚明，每次去，总是锅碗瓢盆，给我弄一桌，吃饭的时候，就我吃得多。我那时常去两家，一家族姑家，在军队大院，条件最好，每次去从排骨到带鱼到其他，堂姑弄的花样最多;另一家是族叔家，他是工程师，到他家，在1980年代后期总是侉炖排骨当家。

我后来留京工作，结婚成家，还会去那些长辈家，他们还是依着传统，自己在家做饭留客，尤其带了媳妇去，他们比过去更加热情。倒是我，后来族姑族叔到我家，我请他们在饭店吃的——我的手艺糊弄自己和同学可以，糊弄长辈不合适啊，他们那一代人，可都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

我自己当老师时，有闲工夫，同学到我家做客，我也是自己做饭，提前设计好凉热荤素，当天一早上街依着方案买菜，回家一收拾，也能整出一桌看起来像样的饭菜来，够八个十个人吃喝的。我们到同学家，同学也是一样，都是在家做饭。那时其实饭馆已经很多了，偶尔在饭馆里请客，也没有太大压力了，但是，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至少我们还都是在家请客的。

我在北京的同乡长辈，以及我岳家也都是如此。岳家是老北京，我跟他们家姑娘谈朋友敲定关系到结婚生孩子，只要家里有客人来，他们都是在自己家里请饭，而且都是女眷忙碌，男人闲谈等开饭。

事实上，在请客从客厅到餐馆的演变过程中，比我们长一辈的人，他们对于在家请客的传统和习惯的遵守，最为坚定。长辈们的改变，已经很晚了，多是因为年岁不饶人，做不动了，年轻一代又忙，不着家，不得不到餐馆请客。像在江南故乡我老家，我的父母即使年纪大了，还是恪守着在家请客的传统，哪怕自己做不动了，也要让弟弟在家请客。家里是自己的领地，在自己的领地上请客，也是展示自己的坦诚与好客，还有比不设防更让人感到关系亲密的么？他们所坚持的，其实还是农耕时代熟人社会的遗响，带着古老的朴素与真诚。那个年代，客厅不只是宴饮的地方，更是亲密关系和社交的主要场所。

当然，在家请客的传统养成，也有经济不发达社会生活整体艰难的原因。但即使在家里请客，那个年代也不多见，都是遇到了高兴或其他事情才有，因为物质生活匮乏，实在穷。我岳家老北京，回忆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请客很少，请客也就是花生米、芥菜秧子、白菜粉丝及饺子当家，难得荤腥。至于下馆子请客，更是罕见，也是很晚才出现的——过去北京只有几家国营餐馆，菜式简单，服务生硬，价格高贵，一般城市居民是消费不起的。而北京的面向大众的餐饮服务，要到1980年9月30日第一家个体餐馆悦宾饭馆开业才逐渐出现新局面。

到1980年代开始，社会的重心转向经济发展，普通人的生活逐漸有了较大改善，请客到家吃饭多了起来，餐桌上也日渐丰盛。

到外面的餐馆请客，在中国的传统中，更多是行旅商业所需或社交行为。我没有读到王朝时代家里来了客人外出到饭馆吃饭的一丝文字记录。也许是我涉猎不够，但我读《张恨水传》，即便到了民国，喝酒宴饮，工作性质的社交才会在外面的餐馆，甚至还有歌女相陪。

如今的北京，大街小巷，东西南北，川鲁京粤苏湘西北风味等各领风骚，而且都是专业水平，只要你和客人想要吃的，没有不能提供的，与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有霄壤之别。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市场和科技发展，绝大多数家庭经济条件之优裕个人荷包之丰厚，都已经能够承受了。选择下馆子，既可放松减轻自己动手的麻烦和压力，也可以品鉴专业作品，同时还能掩饰自己的厨艺，甚至，某种意义上还可能会是服务工作的延续。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的人们，比我的长辈们以及我这一代人，更有个人生活空间私密化的考量，不愿意像老一辈人那样欢迎到家里做客……

前面说过，传统在家请客，都是女眷掌勺，鲜有男士下厨，厨房基本属于女眷的专利。无论是我那些从故乡读书出来的长辈家，还是像我岳家这样的老北京家。但年轻一代女性，除了女红厨艺不若从前的女性长辈，更有一种权利觉醒的主张——凭什么你请客我做饭？这种声音，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如今女权勃兴，权利平等，对年轻一代来说，厨房不再是女眷的专属，相反，更多男性走进了厨房。像我在北京家里请客，必是我掌勺。因此，外出请客而不是在家里，某种意义上，也是女权的一种张扬。

无论何种原因，其直接结果是，请到家里吃饭，越发少见。社交场地更多从客厅转移到了餐厅（当然不止于餐厅）。即使至亲之间，很多时候也选择了下馆子。年轻一代除了西式快餐做法，传统中餐的厨艺，下降的速度与程度，大概与在家里请客正相关。

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即使饭馆勃兴，我还一直以为，在家请客会是一道不会消失的风景。我跟太太说，我要好好学厨艺，等将来我们的孩子回家，端上一锅秘制炖鸡;朋友来家，菜式要做得更精致更有味。没想到，没有多少年，客厅厨房已经被餐馆沦陷，不仅是请客，甚至还有日常的外卖。即使像我这样赋闲在家口口声声学厨艺的人，厨房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用着。生活变化之快，出乎想象。

但是，我依然存着那个念想，即便与潮流为敌，以后也要像我的长辈们一样，在家里请客，请朋友们到家里，不仅能品尝我的手艺，还能够远离餐厅这种公共场所的喧闹，有茶有酒有书有音乐，轻松，随意，真正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冀雨欣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