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冰欣

外滩，就是上海城市风貌的缩影;但是，这座城市拥有复杂得多的内涵。

在《鸦片政权》一书的前言，卜正民（Timothy Brook）、若林正（Bob Tadashi Wakabayashi）写道，“要是没有鸦片，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也许就会与现在的大不相同。”鸦片把东亚各国，尤其清帝国，推进了以不平等条约和炮舰政策为特征的“近代”社会。它给外国列强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使殖民扩张得以施行;也为1949年之前历代管治中国的政府、组织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干预人民生活的“机会”。

1842年8月29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舰皋华丽號上签订了《南京条约》，意味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条约中的一款，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也许，从那个五味杂陈的时刻起，魔都毁誉参半的脆弱名声便已注定。

1845年，英租界于外滩建立;1849年，法租界于外滩建立。此后，外国的银行、商行、总会、报社开始在此云集，外滩成为全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妖娆的罪衍反射负面的现代，金钱游戏里的欲望征逐，在来来往往的交易酬酢中显露无遗;万国建筑博览群令人目眩神迷的五光十色，让地狱天堂混为一谈的十里洋场交织着最刺激的冒险，最靡丽的风月。

外滩，就是上海城市风貌的缩影;但是，这座城市拥有复杂得多的内涵，绝非又一个以单调的、所谓“坠落”形象示人的索多玛或蛾摩拉。它敢为人先，亮起了中国的第一盏电灯，流出了中国的第一道自来水，接通了中国的第一部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