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永

鄂湘“联中”在南华

李天永

我从《镇南县志·卷之七》记述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城北纪家屯，前商会会长纪正纲（立三），就所建新屋之南辟一园，又名“笠园”。内有小池种荷，艺各种花木已夥。自抗战以来，武汉联中流寓到县，赁新宅设学校，而园艺附之。园艺之兴，当俟诸异日矣。这是抗战初期，比如西南联大等一些名校撤往西南的一个缩影。虽然时间只有三年，从中却能了解当年镇南（今南华）联中抗日爱国活动和镇师、南华一中的一些渊源。

1938年3月，日军从华北南下，进击徐州，中国守军在徐州地区与日寇展开会战，损失很大，国民党守军于5月19日放弃徐州，向豫东、皖北撤退，武汉危在旦夕。沦陷在所难免，医院、学校纷纷涌向西南各省避难。10月，国民党军队在武汉外围进行抵抗，结果仍是步步后退，于10月25日放弃了武汉，武汉三镇又遭沦陷。

1938年5月，地处武汉的武昌文华中学，汉口圣保罗中学和希理达女子中学为避免日军的奴役蹂躏，派出先头人员到镇南联系校址，为学校向西南搬迁作准备。

南华（即镇南）地处云南腹地，又居滇缅公路沿线，宜驻足办学。三校先遣人员选定镇南后，受到了镇南一些有识之士和人民群众的欢迎，为了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们热心为该校出谋划策多方帮助，得到纪余屯（又称纪家村）曾在县政府实业局任局长的纪正纲（立三）等人的赞助，将他家的“笠园堆店”，又名“纪立三大院”定为校址。10月，三校陆续搬迁到镇南，到镇南后，因三校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出资开办的教会学校。因此，三校联合组成鄂湘教区联合中学。学校设在南华龙川镇北门外纪家村纪立三先生家大院内的纪家祠堂，纪家村各户为学生宿舍，上课时就几人在土基上共架一块窄木板当课桌。可以想象，当时办学条件十分艰苦。

镇南“联中”因系美国教会出资开办，学校一切教育经费除教育部拨给部分，收港澳、云南籍学生学费外，其余全由美国教会负担。但因战乱，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同美国教会的联系全部中断，“联中”长期得不到经费资助，国民政府不给一分钱，靠募捐也是杯水车薪，“联中”曾经一度眼看就要断粮停火。当时的校长是位哈佛大学博士，学校采用西方管理模式，讲求教育创新，学习氛围也很活跃。流亡中的联中师生十分珍惜时光，老师认真负责，学生努力刻苦，教学质量一流。学校行政管理，由三校组成校务委员会，下设教导处、训育处、军训处、庶务处、医务室、膳食委员会。文华校长严家麟、圣保罗校长李辉祖、希理达（女子中学）校长彭仁丰轮流担任校长主持校政。

“联中”在全国享有盛誉，慕名来求学者很多。当年，南华“联中”招收学生初中六个班，高中六个班，共七百余人，其中男性占65%，女生占35%；外省及港澳学生占80%，本省及南华籍学生占20%。学习内容以英语为主，每周十二节；圣经两节，其余时间均上数理化、国文、史地、音乐、图画、体育等课程。“联中”师资多来自华西大学（教会办）毕业生及留美回国学生。教学采用专科包干教授制，各科老师的教授情况常由班导师会同教导处定期检查，不称职者迅予调整。虽然学生的居住条件和学习环境因战争东奔西走，变得异常艰苦，但“联中”学生的学习劲头十足。学生通过月考、期末考即决定去留，成绩太差者淘汰，稍差者留级，决不因人而迁就姑息。

我们从“联中”的校歌中看出，学校对师生进行了反抗日本侵略军的爱国民主思想的教育，教育学生“读书救国”，时时不忘日寇侵占家乡，颠沛流离之苦，激发师生的抗日救国思想和民主爱国热情。歌词这样写道：

“猗猗联中，渊源江汉溯朝宗。流离颠沛，依然合作分工，读书救国，好从时势造英雄。努力奋斗，有志必竞成功。

猗猗联中，渊源江汉溯朝宗。流离颠沛，依然合作分工，陶冶德性，更期智慧见辉煌。日新月异，前途迈进无穷。”

按照中国童子军总会的有关规定和当局的指令，“联中”在初中设置了童子军课程，并在学校推行了童子军管理，对学生实行军训，以适应抗日形势的要求。

为宣传爱国民主抗日思想，鄂湘教区联合中学组织了文艺宣传团体——“文华剧社”，排演街头戏，话剧等文艺节目，经常利用赶集日到街头进行宣传，号召镇南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团结一致，抗战到底。先后公演过《放下你的鞭子》、《雷雨》、《钦差大臣》、《复活（哑剧）》；教唱《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游击队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中国不会亡》等歌曲。同时，“联中”全体师生、南华一中师生积极参加镇南县各界的“九一八”八周年纪念大会和纪念“七七”抗战四周年等一系列爱国活动，在抗日宣传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1942年5月，由于日军从缅甸侵略云南，腾冲、龙陵失陷，“联中”唯恐日军沿滇缅公路长驱而入，学校又再遭破坏，遂于1942年夏，由南华迁往贵州清镇县巢凤乡东山寺继续办学，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联中”才迁回武汉。

镇南“联中”在南华虽只有三年的时间，但它已融入南华这一片热土之中。以“联中”和镇师、南华一中的关系为例：南华一中校长周丕义，文学造诣很深，主动到“联中”担任国文、历史讲授课程；“联中”支援南华一中数学、英语教师。每到周末、节假日，两校学生便在一起举行球赛，组织诗歌会、朗诵会等。特别是“联中”学生隐忍又埋头苦学的精神，对镇师、南华一中是一个活的教材，启示着南华一中的学生们更加努力的学习。

武昌文华中学创办于1871年(清同治十年)10月2日，原来改叫武汉市第三十三中学，现又恢复原名。希理达女子中学创办于1874年，现在叫武汉市第二十五中学；至今已有140多年的历史了。

学校是孩子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透过这些历史沉淀出的文字，我坚信文化的力量，这是民族兴盛的灵魂。

（来源：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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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内迁学校对西南的科教开发

兴国强国靠科教，西部开发靠科教。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沦陷区一大批公私立高等学校相继内迁至云南、四川、贵州等省。一时间，西部省份高校云集，文化教育达一时之盛。由于这些省份地广人稀，人穷地僻，交通阻塞，经济落后，文化枯窘，内迁高等学校结合自身科技、文化优势，对当地经济和文化资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学校的西部开发多种形式并举，既有高等学校的专家教授自选课题研究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也有受当地工厂、农场、企业的委托进行研究的课题，还有与当地行政部门合作开展研究的，更有与科学研究机构合作联合攻关的。课题的获得，有的是高校科研人员自行上门寻找，有的是其它部门上门寻求合作。这样，内迁高等学校多种途径并举，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奏响了西部经济开发的华丽乐章。

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先后到西康对地质矿产进行了调查研究，由袁复礼、冯景兰分别撰写了《西康麻哈金矿》、《西康经荥铜矿》等论著与学术论文。1942年“联大”地质组与云南建设厅合设“云南地质调查所”，初步调查了昆明附近各县地质矿产情况。冯景兰撰写了《云南地质矿产》、《川康滇铜矿纪要》等5篇论著，孙云铸写了《云南西郊之奥纪海林禽动物群》、《滇西中志留纪地层》等论文，并与人联合进行了滇南上寒武纪的发现等研究。这些开发研究工作，有的是直接进行开发的项目，有的则为地方经济开发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因而为地方经济发展作了十分重要的奠基性工作。

同济大学从上海辗转到昆明，经费大为削减，但还是尽力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1939年4月，成立了“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会”，出版定期刊物，交流学术成果，恢复了停刊近3年的以探讨学术和联络感情为宗旨的《同济大学医学季刊》。医学院定期举行学术讲座，邀请校内外名人或教授主讲。复旦大学迁到重庆夏坝后，思想活动跃不减当年，社团组织林立，呈现出生动活泼、奋发有为的气象。除各系的学会外，还有不少跨系科的社团组织，如“复旦文艺研究会”、“世界语研究会”、“国际问题研究会”、“康乐体育会”、“复旦基督教团契”等。洪深教授曾说：“我爱复旦，因为复旦有点像哈佛，每个学生都各管各的，都有独立研究的精神。”

（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