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琴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新音乐学”俨然已成为当代西方音乐学领域中一股重要的学术力量，对当代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美国新音乐学的代表人物塔鲁斯金撰写的《牛津西方音乐史》为例，着重分析作者对马勒极具个性化的史学写作方式，以管窥其对传统的历史音乐学所作出的反思与审视。

关键词： 新音乐学；《牛津西方音乐史》；马勒；实证主义；极繁主义

中图分类号： J6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18）03 - 0115 - 11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18.03.018

有关音乐史的撰写方式一直是学界争鸣的重要课题，盛行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模式早已受到学界的质疑，却很难提出一个理想的撰写模式。因为音乐的历史不同于普通历史的事件史，它由一系列有着自身逻辑规律的音乐作品组成，在撰写音乐史的时候，很难在历史的连续性和音乐作品的个性化之间获得理想的平衡。目前西方音乐史的代表性著作有唐纳德·杰·格劳特撰写的《西方音乐史》，该著作以实证主义方法为主，以音乐作品、体裁为线索进行音乐史实的梳理；有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以“文化—社会”的研究路向，将西方音乐艺术置于西方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考量，将其视为西方文明的一个分支，分析出音乐文化“时代精神”的走向及其在艺术、学理层面的独特价值。20世纪下半叶，音乐史学的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以德国音乐学家卡尔·达尔豪斯撰写的《音乐史学原理》和约瑟夫·克尔曼的《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为代表，这两部著作成为西方学界首次对西方历史音乐学实证主义传统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