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鸣

七

张枣君从德国来电，让我为他德文版诗集作篇短序，集子由那边的汉学家顾彬先生翻译，按情理，序该由他写才是，或许他生出小私心，要让我作个铺垫，热窝一下别人，想想有些话还可以说，也就此说说。

本世纪就要过去了，前不久，曾回头重读胡适的《尝试集》（1920年），有两件事是很令人感佩的：其一，作者在代序《五年八月四日答任叔永书》里所表现的“……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的同志结伴而行。然吾去志已决”的勇气，看来今天是得了不少回应。那时中国正值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冲突融会之际，文学上，也正好是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演变期，语言对任何民族来说，都是约定俗成的，何以那时特别地强调出来，回忆那时的各家宏论，怕未必说清过，各有各的理由，可以想见，古典精神和现代主义精神之碰撞和递嬗，对所有的人都很难。到现在，虽不敢说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若一民族的文学演进，不光是期待语言外在结构的变化，也在乎内涵改变的话——但看天下皆白话文，翻译用语，技术时代一切的文化特征日益突出，比如表达造句，像本雅明说的，已和工人阶级的精神活动与生产相近，或许本来就没什么区别。随机的文艺，甚至像马戏团的猴子打情骂俏，泛滥到了人人可为的程度，我们根本用不着担心大众的数量，跟摄影相似，罗兰·巴特表现得十分乐观，他认为，让摄影走上正途，被视为艺术，其最好的办法就是索性任其大众化，通俗化，疯狂泛滥到不再显示其特色，不再有人视它和绯闻为特殊，而作为艺术的问题，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诗歌怕也是这样的，现在，就让它泛滥为好，三呼“老干体”万岁，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