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礼诚

内容摘要：吴澄和金圣嘆都认为《五帝本纪》后的赞论内蕴丰富，思想复杂。吴澄将选文分为九节，三部分，以为全文由事及理循序发展，后收结一句亮明观点。金批较之更富有洞察力，指出议论部分随文意而下，顿挫再现，很有起承转合的章法，全文有两次提顿，后有力收结。

关键词：金圣叹 吴澄 五帝本纪赞

《五帝本纪》是《史记》全书的第一篇，记载了五位在我国传说中造福人类、功业卓著的远古帝王——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司马迁在文后附赞论一则，行文极尽曲折，元代吴澄、清代金圣叹对此赞都有精当评点。

一、选文的内容与思想

一般认为，上古时期具有象征意义的圣王是“三皇五帝”，他们是远古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但司马迁既求“通古今之变”，尊重历史事实，为中华历史梳理出源头，如清人李景星所云，“太史公史，始于五帝，重种族也，盖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所自出”；又要“成一家之言”，于文字中渗透自己的政治理想、道德判断。故而，《史记》略过茫昧难考的三皇，不录五帝的荒诞神话，将《五帝本纪》置于卷首，以史笔展开论述。

五帝在司马迁笔下着墨不一，尤以虞舜篇幅最长，盖其最能反映作者的政治理想。记黄帝，尚对其武力征伐持保留意见；而记尧禅舜，舜德天下，无疑与秦汉专制政治形成对照，寄托了作者在政治上的价值追求。

吴澄和金圣叹都认为《五帝本纪》后的赞论内蕴丰富，思想复杂。如果结合司马迁的时代和生平来分析赞论文本，可以很清楚地梳理出其中的三种情感态度。一是对远古圣王统一部落、稳定天下、发展生产、造福百姓崇高功业与他们身上具有的理想化道德的赞美。司马迁悉心追溯黄帝的武功和尧舜的禅让，体现出他对理想君王的塑造。二是努力突破自卑感，求取人生价值的自信。宫刑之耻让司马迁对自身感到极度自卑，一如《报任安书》中所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但他坚信自己的史学才能，确信自己修史事业的成果将与圣人经典一样流传后世。

第三种态度，也是赞论中极为明确的一点，是对腐朽的汉儒的讥刺和批判。正是汉儒胶柱鼓瑟，不假思索，才导致社会上对黄帝以来的历史认识不清，让学者无所适从。司马谈原来的著述计划是“述陶唐以来”的历史，也即从尧开始记事。司马迁却将时间大大提前，始论于黄帝，他认为自己经过深思慎取，能够确定黄帝以来传说的真实部分，而对“儒者或不传”微露讽刺，批评他们“浅见寡闻”。后来他论及叔孙通、公孙弘等汉儒以儒学为包装求取仕途经济，更是表现出极度的不满。

《五帝本纪赞》不足二百字，旨在说明《五帝本纪》的材料取舍，表明作者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文章开篇即承认五帝时代已经非常遥远，但认为毕竟还有儒者传述其事，因此有必要对先王材料深思慎取。全文极尽曲折回环之妙，吴澄、金圣叹对此种行文结构都有精当分析。

二、吴澄对选文结构的分析

元儒吴澄关于该文结构的分析被明人凌稚隆编入《史记评林》中，云：“此为赞语之首，古质奥雅，文简意多，而断制不苟。”他将选文分为九节，三部分，“前四节著其事，后四节断其义”，第九节收束全文，“文字多少曲折，读者不可草草”。

根据吴批，第一节内容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意即“不载黄帝、颛顼、高辛，则所征者犹有藉于他书也”。这里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五帝之说时代已经很久远了，一是《尚书》记载不全面，需要从其他资料中征引。文章开篇既提出了客观存在的问题，又暗示了主观能动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二节原文是“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吴批为“百家虽言黄帝，而其文不雅驯，故荐绅先生难言之，则不可取以为征也”，指出既要解决资料匮乏问题，又不能盲目征引百家之论。吕思勉指出此“百家”与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内容相同，均指“儒家以外诸家”。因此，第二节旋即否定了从儒家以外征引资料的方式。

第三节云：“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吴澄认为这是指“《五帝德》《帝系姓》二篇，见《大戴礼》及《家语》，虽称孔子传于宰我，而儒者或不传，则似未可全征而信也”。这里司马迁指出记载五帝历史的《五帝德》《帝系姓》为古之儒者传习，可并不被所有今之儒者承认。此节看似否认了一切征引对象，实际上与下文意断笔连，有所呼应。

第四节原文补叙自身经历：“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吴澄解释说这一节“言身所涉历”，所到的相关地区，都曾听到过当地长老讲述黄帝、尧、舜的事情，而这些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也确实不同，“则他书之言黄帝者，亦或可征也”。用实践中得出的真知来说明旧籍实有可征之处。

第五节云“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吴澄认为这里的“古文”指古文《尚书》，此句是“应第一节言”，“谓大要以不背《尚书》所载者为近于是。然太拘泥则不载者，岂无可征者乎？故曰‘近是也”。司马迁经过实地考察，认识到诸书所说可能多少都有一点真相，不背离《尚书》记载的内容可能就接近历史的真实。

第六节司马迁复言他书所载：“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春秋》《国语》对《五帝德》《帝系姓》中部分说法的阐述是很清楚的，只是人们研究不够深入。吴批云《五帝德》《帝系姓》“二篇所发明章著，而表见验之风教固殊者，皆实而不虚，则亦或可征矣”，拿学者公认的《春秋》《国语》和耳闻目睹的风土人情为《五帝德》《帝系姓》的真实性背书，较前一节更进一层地肯定了《五帝德》《帝系姓》二篇的记载。

第七节重提“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对此吴澄论道：“况《尚书》缺亡其间多矣，岂可以其缺亡而遂已乎？其尚遗佚若黄帝以下之事乃时时见于他说，如百家、《五帝德》之类皆他说也，又岂可以荐绅难言、儒者不传而不择取乎？”明确从各种渠道搜集黄帝等事迹的决心。endprint

第八节云：“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司马迁对自己苦心孤诣为远古五帝立传作了表白，也更能让他人认识到他论定华夏始祖的开创性价值和治史的严谨独到。汉儒视百家言为异端，议《大戴礼记》《孔子家语》非正经，五帝故事本在疑信之间，而司马迁一语断定，如果不是好学深思，是很难对那些学识浅陋的人说清楚的。

综合吴澄的解读，赞文前四节陈述了五帝研究中的几个具体事实：距今时间久远，儒家以外各家的有关论述荒诞不经，论及五帝的孔门教材不被汉儒认同，各地长老往往会谈到五帝事迹。后四节就以上事实加以议论，提出深思慎取的治学观点，以《尚书》《五帝德》《帝系姓》为主要依据，对百家著述进行合理择取，进而实现上古五帝从传说向正史的转变。第九节收尾，“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为全书历史材料的取舍定下标准，具有一定的发凡起例作用。

三、金圣叹对吴澄观点的发挥创造

金圣叹同意吴澄的“曲折”“意多”之说，也认为此篇短文意味深长，行文跌宕。他的总评是：“此为史赞之首，最古劲，最简质，而意义最多，顿挫最大。读之，生出通身笔力。”全文有两次提顿，后有力收结。

首句言武帝距今已久，为一提，后言《尚书》有缺、百家不雅、《五帝德》《帝系姓》可疑，为一顿。自述游历考察，又是一提，后言各地见闻、《春秋》《国语》等他说，又是一顿。终于好学深思以证实武帝历史。金批的提顿将全文分为三个部分，较吴澄的点评似更为合理。吴批以为全文由事及理循序发展，后收結一句亮明观点，略显粗率。金批富有洞察力地指出议论部分随文意而下，顿挫再现，很有起承转合的章法。

第一次顿挫，明明是为五帝证明，读之却似为五帝证伪。先提五帝久远，后连连否定三类资料的征引价值，层层让步，欲扬先抑。第二次顿挫反前道而行之，步步进逼，论证实践出的真知和他说的可信处，将首次顿挫积蓄的力量霎时喷薄而出，对五帝历史纵后复擒，有力说明了前文《五帝本纪》的真实，并呈现出如前所述的三种情感态度。如此行文，比一开篇便环环相扣说明各家记载的可取要跌宕得多，行文更加精彩。既然淡情可以常语出之，那么浓情就能以波澜现之，各得其宜。司马迁作文本就“肆于心而为之”，也唯有金圣叹这样不法常可的文艺批评家，才能更好地洞幽烛微，开启后人无限文心。

（作者单位：安徽六安第二中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