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弘绪

一梦代课四十秋

文 杨弘绪

九年级毕业班团支部的师生合影，后排右三为作者

插队落户两年后的1977年，水稻抽穗的时候，我在地埂上接到大队通知，要我到插队的沈阳市东陵区白塔公社唯一一所小学——上深学校代课。当时，学校坐落在上深沟村西南一块空地上，一条200多米长的土路，一头连着村子，另一头连着校区。土路两侧，两排树干笔直的钻天杨独立在田野中间，足有三层楼高。它守望着一批又一批农村孩子成就梦想、放飞希望。全村最好的建筑就是这栋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有18间教室的二层教学楼，它在一片低矮的村落建筑中格外显眼。教学楼南面是一块约2000平方米不规则四边形的操场，由黄土夯实平整，也兼作稻谷场。校园没有围墙，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稻田，平铺到了天边的地平线。

那会儿，学校开设小学6个年级（班）、初中三个年级(班)。上百名学生都是农家子弟，他们勤勉、上进，这里校风淳朴、学风浓厚。我担任初中三个年级（班）的政治课兼历史课老师。冬天，教室里需要生炉子取暖。一声声尊师知礼的问候，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每一节课都能唤起同学们求知欲或兴趣。

上深沟村从建校伊始从没有一个适龄孩子失学，并且每个学生都能成功升入初中至毕业，他们在破旧不堪的课桌、黑板上书写着遥远的梦想。“读书意味着什么，对庄稼人而言，没有太大的情怀，为的只是丢掉祖祖辈辈握在手里的锄把子。”时任上深大队张善义队长说。

我十分珍惜这一机缘巧合，认真备课，心里只想对得起学生和贫下中农。我在十年动乱中长大，见识少，学养不足，虽喜读书，但东鳞西爪，杂乱无章。碰到我不懂之处，张校长从未嫌弃或鄙视，总是耐心开导，诲人不倦。许多老师当年给予我的帮助让我终生难忘。

1977年，初中九年级的同学迎来了毕业季。那会儿学校穷，没有照相机。6月26日那天，初中九年级毕业班同学与全体老师比太阳更早地爬起来，相聚古城沈阳，张奎斌校长择定太原街上的沈阳老字号 ——国营生生照相馆，立此存照两张照片。一张是九年级毕业班团支部的师生合影，另一张是九年级毕业班同学与全校老师的合影。众人齐齐站定在摄影棚里的台阶上。校领导和部分老师坐在前排，我和几个老师则站在最后一排。大家没有夸张的表情，也没有出位的动作，眼神特别清澈，表情特别单纯。那天我穿上当时最时尚的崭新的确良绿军装，头戴军帽，照相时为了好看，我还摘下了近视眼镜。记得那时照相机很大，有一个木架子，摄影师躲在黑布后面，手上拿个橡皮球指挥我们：注意，别动，看这里。然后，“咔嚓”一声，他按下了快门，整个过程特别有仪式感。那是我4年“知青”唯一的一次照相，懵懵懂懂的青春在这里留下痕迹，那一年我21岁。

两年代课历练，成为我成长的“正能量”。1979年10月，沈阳市在知青中进行“全民”单位招工考试，我的成绩通过招工分数线，成为当时拥有3000多人的县团级单位国营沈阳第二纺织厂的工人。那时，我们一届又一届初中学生陆陆续续被抽调回城，结束了艰苦的劳动岁月，开启了我们生命的崭新一页。

“故土”是根，“学校”是魂。蓦然回首，昔日代课的学校已经消失，当年那片有我青春印迹的土地已无处可寻，成为尘封的记忆。毕业纪念照成为怀旧的标本，青春的象征，成为联系我跟师生青涩年华情感的唯一凭证。它就像一个切片，浓缩了我两年代课的全部信息。

谨以此文，向已逝的我们曾经并肩工作的老师梁鸿志、苏智远、李春明表达深切缅怀，也献给关怀学生、悉心指导老师的张奎斌校长。怀念那课堂上学生朗朗的读书声，怀念那清脆的安老师用手摇晃的下课铃声，怀念代课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