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133002)

《金华灵会》出自于17世纪朝鲜最早的短篇小说集《花梦集》，《花梦集》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小说集中收录作品最多的一部，由16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创作的同时期作品组成。在作品选择上，体裁意识比较清晰，继承了以往传奇文学的传统，分为革新的形式、神怪传奇与人物传混淆的形式、梦游录的形式等三个类别。《花梦集》鲜明展现了17世纪初中期朝鲜小说的状况，与其他作品集的文献性质相比，其具有先进作品集的面貌，并且对于理解17世纪的小说史也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对《花梦集》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阶段①。《花梦集》虽成书于朝鲜半岛，但其中《金华灵会》通篇却以中国古代历史为发展脉络，继承了17世纪朝鲜传奇小说的特色，以梦游录的形式开篇，传奇式演义中国古代帝王将相。全篇涉及中国古代帝王将相80多位，历史跨度广博，从秦朝至明朝均有提及。《金华灵会》正是朝鲜视角下中国帝王形象的浓缩反应，也是一种异国形象下“自我”与“他者”的共塑，通过对《金华灵会》中众帝王形象的分析，不仅可以促进对《金华灵会》文学价值的发掘，同时也能够发现其在朝鲜王朝时期所产生的社会价值。

一、 儒家思想作为帝王形象的评判标准

中国大陆地区与朝鲜半岛居住的原始人类在石器时代就有了文化技术方面的交流与接触[1]，中华传统文化大约从夏朝开始向朝鲜半岛传播并产生影响，大约在公元前后，孔子的儒家学说便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儒家学说在朝鲜逐渐传播、扎根，并日益朝鲜化，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成为朝鲜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朝鲜在三国、统一新罗、高丽及李朝时期，就开始设立儒学最高学府“太学”，并一度派遣贵族子弟到中原学习汉文化，后又在统一新罗时期将儒家经典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法，直到李朝时期儒学发展达到顶峰，并被尊奉为“国教”。儒学在朝鲜历代始终地位崇高，《金华灵会》将朝鲜崇尚儒学的特点展现无遗，不仅在布局谋篇上体现出崇儒，更是将儒家思想作为帝王的评判标准。

1.布局谋篇上的崇儒倾向

《金华灵会》在谋篇布局上以一梦开篇，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将中国历代帝王“穿越”式汇聚一堂。全文围绕着两次分类展开，一次是对帝王的划分，一次是对臣子的划分。在对帝王的划分中，将中国古代帝王以儒家思想作为评判标准分为创业之主、中兴者、霸者三类，其中越是崇儒的帝王地位就越为崇高，而背驳儒道的帝王都遭贬斥甚至被划出帝王之列。在对臣子的划分中，将历代臣子按照“抱将相才者，皆去红旗下，拥将才者皆去黑旗下，怀忠义之士必赶黄旗下，有勇力者赶白旗下，智谋之人赶青旗下”[2]114的标准进行划分，将历代臣子进行品评定位，力求达到任贤使能的儒道境界。其两次分类以儒家思想作为标准，以达到儒道境界为目标，可见在其布局谋篇之中充分体现了崇儒倾向。

2.创业之主皆承儒道

《金华灵会》中创业之主在全篇地位最为崇高。在谋篇布局上创业之主是全篇发展的主要索引，在评述帝王功过中，创业之主也是发言评述话语最多者，掌握最高话语权。创业之主在全篇中享有最高赞誉，其也是一种理想帝王形象的反映。具有崇高地位的创业之主皆与儒家思想关系密切，体现在对创业之主汉高祖刘邦的评价之中：

宋皇问于汉皇曰：“帝入关，秋毫无犯，约法三章是何意耶？”答曰：“赢家吕儿，刑罚严酷，殊害百姓，天下思得明主，若大旱之望彩霓，如久涝以思天日，是故，吾施仁泽，布德政拯民于水火之中，以救倒悬也。”[2]114

对汉高祖刘邦的功绩体现为施仁泽以德政，救民于水火。仁爱爱民，德政天下皆为儒家代表思想。在此借汉高祖刘邦之口自述得天下之要道即为儒家之道。又如：

汉皇曰：“寡人秽德累功，敢望三代乎？创开汉室四百年基业者，赖群臣之力，非寡人之能也。张良运筹帷幄，萧何固树根本……”唐皇曰：“寡人亦赖群臣之力，长孙无忌竭忠诚……”宋皇曰：“赵普智谋有余……”……仍问明皇之群臣，答曰：“……然比之于古之人物,则刘基，徐达仿佛张良李靖之智谋……”[2]115

四位创业之主都将自己的创业之能归功于群臣之力，并明言各臣子的专能，此与荀子所说的“尚贤使能，而位不遗……是王者之论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3]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相契合。可见，在《金华灵会》中地位崇高的创业之主皆承儒道而创大业。

3.排儒之主不入法堂

《金华灵会》中将众多帝王以“中兴者去东楼，霸者去西楼，非创业之主，则不入法堂”的标准进行划归分类，在这样的分类中，“法堂”是极致、正道的一种象征，创业之主享最高赞誉入主法堂，而与之相反的，则是非创业之主不入法堂。在创业之主的划分中，对秦始皇的划分存在矛盾，先将秦始皇划出法堂，不承认秦始皇为创业之主，而后却又对秦始皇开创万世之业的功绩给予极大肯定，其文云：

孔明拒前曰：“非创业之主不入法堂矣。”始皇怒曰：“寡人并吞八荒，威振四海，何不为创业乎？”孔明对曰：“臣闻陛下蒙古业引遗策，吞二周灭六国，功业虽大，以本理论之，则谓中兴而非创业也。陛下功业何不归立先王而自处中兴耶？”[2]119

在文中将帝王划分等级之时，都以静态呈现，陈述帝王功绩并将其化归各类。而在对秦王的划分却以动态呈现。秦王主动请入法堂，文中以 “蒙古业引遗策”为由拒绝，将秦王划为中兴而非创业。虽将秦王化出法堂，但却肯定了其开创万世之业的功绩。在文中对秦王存在的争议与矛盾，正是“注视者”透过他者形象所传递出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形象。对秦王形象认识的差异性，一方面源于秦朝时期的中朝关系，另一方面则源于儒家思想在朝鲜的崇高地位。秦王朝虽统治时间不长，但由于受秦的强大武力的威吓，朝鲜对秦表现出了“服属”之意，朝鲜对秦的服属是在“畏秦”状态下不得已而从之，如文中对秦王的评价：

“龙得雨云变化无穷，帝之度量无与之比也。若论是非，则始皇以雄才大略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驭宇内，六合为家，崤函为宫，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未及三世而亡何哉？侈营宫室，殚民财力，虚筑长城，以伤人力。寡人以为不然也。诗画著圣贤之行迹，杂跷之信生，诵法孔孟之道德书坑之，太子国本，而放逐扶苏，诈立胡亥，此乃速减之机也。”[2]127

秦朝末期随陈胜、吴广起义的爆发，中原地区的百姓为避战乱大量逃往朝鲜，如《三国史记》中记载“中国之人苦秦乱，东来者众多”[4]，这时中原文化与朝鲜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金华灵会》对秦王的评价，虽肯定了秦王雄才大略的一统之功，但对秦王劳民苛政、焚书坑儒、放逐扶苏的不符儒道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朝鲜的“畏秦”以及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也就构成了即使肯定秦王的创世之业也不会将其列为创业之主的原因。

二、 崇儒尚武的理想帝王形象

《金华灵会》在塑造异国帝王形象的同时，表达了自身对帝王形象的期待以及对时政的一种映射与自觉。朝鲜朝“崇儒尚武”的理想帝王观念与民族文化传统及世代战乱的境况颇为有关。通过对中国古代帝王形象的塑造，传达出的理想帝王形象，不论是外在形象描写上还是内核思想塑造上，都体现出“崇儒尚武”的倾向。一是帝王形象要符合儒家思想，仁爱爱民，德政天下。二是满足其对帝王军事能力上的期待，可攘夷安内。此“崇儒尚武”理想帝王形象又与孟子对君王“内圣外王”的理想期待相契合。

1.中兴之主的崇儒尚武

“崇儒尚武”的理想帝王形象，崇儒是标准，强武则是一种期愿。在《金华灵会》中，众中兴帝王自陈功绩就体现了对于武力的重视，对儒道的崇尚。仍问唐皇曰：“各陈快事。”唐皇曰：“万国会同之时，四夷皆来，突厥起舞，吐蕃作歌，越裳交趾献鹦鹉，大宛西域贡骏马，此一快事也。与魏征论仁政，使李绩作长城……”[2]126在此唐皇的功绩之中，可见其乐皆在于外夷归顺，再有施行仁政与任贤使能的儒道追求，即是“外强武除夷，内贤儒安邦。”

文中对于汉武帝的功绩评述则为“忽有人报，汉武帝有复仇之功……”[2]120。“复仇之功”包含了汉武帝的内贤儒外强武的功绩史实，由于汉高祖曾有“白登之围”的耻辱以及吕后也遭遇过匈奴致书之辱，加之文帝、景帝两代不断遭受匈奴侵扰，因此汉武帝的复仇也有解决边患攘除匈奴之意。公元前 134 年，汉武帝采纳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上升为汉代的统治思想。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十七卷，对公羊春秋学加以归纳推阐，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标志着汉代公羊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其中“大一统”重视天子的统治，推行经济制度与思想文化上的天下一统，而汉代的复仇匈奴便是大一统思想的重要内容。董仲舒作为汉武帝的重要谋臣，又是汉代统治思想的开创者，小说中位列汉武帝名臣之首，“第一汉武帝侍从之臣，董仲舒，霍光，汲黯，东方朔，韩安国，霍去病，卫青，李广……皆去西楼”[2]121。汉武帝的“复仇之功”不仅符合朝鲜对理想帝王形象的“崇儒尚武”倾向，也契合了朝鲜当时的社会历史境况。17世纪，朝鲜屡受外夷侵犯，汉武的“复仇”与朝鲜时下的社会心理相符，从而使他们对汉武帝的“复仇之功”寄予了称赞与期待，作为地位重要的一位中兴之主，汉武帝的“崇儒尚武”倾向是理想帝王形象的一种体现。

2.帝王外在形象上的崇儒尚武

《金华灵会》的主场景是一场帝王之宴，其中描写了各帝王出场时的场面以及外在形象。在对全篇中那些地位最为崇高的创业之主的形象与场面描写中：

顷，门外千军万骑动地而呼，金鼓之声震天而鸣，旌旗剑戟罗列于前，牙浆豹纛纷纭于后。中有四黄金轿次第而行。第一轿上，隆凖龙颜美须髯，是汉高帝；第二轿上，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是唐太宗，第三轿上，虎義龙表，方面大耳，是宋高祖，第四轿上，天威严肃，神采动人，是明太祖也……[2]120

以“千军万骑”“剑戟罗列”的强大军备打造了一幅气势如虹的出场画面，并在四位创业之主的外在形象描写中，以“龙颜”“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天威”等词来描绘帝王外在形象，突出表现帝王的至尊唯一。再如对秦王、隋文帝、项羽的外在形象描写：“始皇乘纤离马，服太阿剑，建翠凰之旗，击灵鼍之鼓，号令严整，威风凛然，左李斯，茅焦，王剪，右蒙恬……”“隋文帝乘玉辇，顶金冠，旌旗纷纭，剑戟罗列，气象凛凛，文彩彬彬……”“项王座下鸟骓，手中铁鞭，勇略掀天，壮气贯日，忿然而来，左范增……”[2]121

此中几段对帝王外在形象的描写中，都将兵马军备作为帝王外在形象的重要指标，并将“日”“月”“天”“龙”比作帝王之态，这也与董仲舒的新儒学“君权神授”思想符合，可见，即使是在外在形象的表达上，“崇儒尚武”思想也贯穿其中。

(三)崇儒为先尚武在后

《金华灵会》以宴席为全篇的情节依托，通篇表现宴会之中帝王与臣子的畅谈场景。在全篇最后 “忽有一使指战书而至，其文略曰：多有洪业之功，不请胜宴之席。吾率诸蛮夷问罪于锦山，言甚悖慢。”[2]133诸蛮夷来扰，在此全文中享有最高赞誉的创业之主们并没有出现，反而最终拯救危局的是不被划入法堂且饱受争议的秦王与汉武帝。

宋皇战栗曰：“好事多魔，佳期易阻，正诗此也。与彼相争不如和亲。”始皇大怒，与武帝发兵百万……兵不血刃而胜。凯歌而还，满座大悦……”[2]133

《金华灵会》全文最后诸蛮夷来扰的情节，与成文之时朝鲜受外敌侵扰的境遇相契合。明清之际，朝鲜既受倭寇来犯，又夹在明清之间斡旋。朝鲜的势弱情境使得他们期待强大武力以保卫国土。小说中极力描写秦王的强大武力对朝鲜半岛产生威吓，朝鲜对秦一直呈“畏秦”状态，一方面 “畏秦”本身是对秦王强大军事实力的认可，另一方面在“畏秦”状态压抑之下的朝鲜势必对秦王存有批判与贬斥。对秦王的期待是“尚武”倾向的体现，而对秦王的批评与贬斥说明了“崇儒尚武”蕴含内在的层次选择，即为“崇儒为先尚武在后”，也就是“崇儒尚武”的理想帝王观念要尊崇儒在武上的原则。

同样，另一位被期待的帝王汉武帝，文中对其“复仇之功”赞誉有嘉。虽然说汉武帝是崇儒尚武的典型代表，但文中也对汉武帝过于倾恋武力进行了批判： “武帝穷兵黩武，虐民事神，而海内虚好，若非秋风之悔，有轮台之诏，则续亡秦之辙也。”[2]127其中以 “继亡秦之辙”的论断对汉武帝加以贬斥。文中对不符儒道的秦王以及过度推崇武力的汉武帝都持批判态度，这对于当时的朝鲜来说，理想帝王形象是具有“崇儒尚武”倾向的，并且崇儒为先尚武在后。

三、 尚武思想的原因

《金华灵会》成文于17世纪，当时朝鲜正处于既受倭寇侵犯，又夹在明清之间深受困扰的境遇之中。在这种历史状态下《金华灵会》表达出了两点希望武力强大的原因，一是满足攘除蛮夷的需求，二是希望明朝战胜清朝，事大保国。在《金华灵会》篇末：

高皇太宗、太祖谓明皇：“帝混一四海未久，天下太平之后，思今日续旧游，以慰九原之魂也。”各各拜别而归。[2]134

此“天下太平之后”，寄予了对明的希望。17世纪的朝鲜与明朝处于良好的宗藩关系之中，明朝在壬辰战争时期出兵援朝抗倭，使得朝鲜免受倭寇侵扰，明朝时期朝鲜的“慕华”与“事大”情感深厚。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前半期，东北亚地区发生了重大变化，女真的崛起，其威胁力量不断增大，在明清政权更迭时期，朝鲜同明清两个政权形成三角关系。朝鲜一直将清与蛮夷等同，但朝鲜又迫于清朝武力上的压迫，表面与清朝议和，实则对明朝寄予希望，希望明朝武力强大，攘除倭寇，对抗清朝。

明、清都与朝鲜是宗藩朝贡关系，但朝鲜对明与清的宗藩心态是不同的。朝鲜对明朝以“慕华”“感恩”为基本心态，以“事大”为基本准则，诚心为明朝的藩属国。朝鲜王朝的正统得自于明朝的册封，认同明朝为中华正统。明朝亦以宗主国的身份照顾藩国的安危，明朝与朝鲜建立了一种亲密而典型的宗藩关系。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拯救朝鲜，使“藩邦”得以“再造”，从而使朝鲜在事大、慕华的思想中对明朝更增入一种无法偿还的感恩思想。这种感恩思想使朝鲜对明朝的认同更进一步，达到不分彼此，最终形成“今之朝鲜即大明朝鲜”的观念。

而朝鲜朝与清朝虽然也是宗藩朝贡关系，但由于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朝鲜认为清人是“夷狄”而非“中华”，现存的朝鲜史籍中多见对清人蔑称，如，称努尔哈赤为“老乙可赤”“老酋”“老贼”等。加之当时的清王朝对朝鲜外交往来具有较强的掠夺性，经济掠夺、政治欺压以及文化上的差异使得朝鲜内心不认同清的宗主地位，相反对于明朝眷恋不已。再有朝鲜王朝后期的“尊周攘夷”观念，加深了朝鲜反清、贬清心态。

结 语

《金华灵会》中体现出的理想帝王形象存在着“崇儒尚武”的倾向。“崇儒”是朝鲜在历史环境之中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对儒学推崇备至，承认儒学为治国理政的要道，遵从儒道是理想帝王的基准。“尚武”则是在明清政权更迭之际，朝鲜备受倭寇与清朝的侵扰掠夺，朝鲜处于“亲明排清”的社会心态之时产生的。“亲明排清”的社会心态正契合《金华灵会》中对于明朝帝王的期待，期待明朝可以拥有强武，抵御外夷，击败清朝。这一历史时期创造的《金华灵会》，不论是在对帝王的外在形象描写上还是在内核思想的塑造上，都清晰地体现了崇儒尚武的倾向，并在崇儒与尚武的层次选择上依然遵循着儒家思想“内圣外王”的观念，且儒在武上，强调仁德，反对过度崇尚武力的“霸政”。“崇儒尚武”的理想帝王观念以“儒在武上”为准则，是17世纪朝鲜社会文化心理的一种体现，通过对《金华灵会》众帝王形象的分析，不仅进一步探讨了小说的思想内蕴，而且深入地发掘了其在17世纪朝鲜朝的社会历史价值。

注释：

①国内现有的关于《花梦集》研究仅有韩国学者苏仁镐的《韩国传奇文学的唐风古韵》中最后一小节以传奇小说特点的角度对《花梦集》进行了简单介绍，以及延边大学崔雄权与褚大庆对《花梦集》当中《姜虏传》单篇研究论文《韩国古典汉文小说<姜虏传>的文本结构及其文化意蕴》，该论文主要对《姜虏传》进行考释，以求还原《姜虔传》的真实面目。而现今还没对《金华灵会》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