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景华

拉美两大师：聂鲁达与帕斯

邱景华

一

在拉美诗界，最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莫过于聂鲁达和帕斯。俩人先后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是拉美诗界灿烂的双子星座。

俩人确实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聂鲁达（1904—1973）生在智利，帕斯（1914—1998）的故乡在墨西哥，都属于西班牙语的美洲。聂鲁达虽然只年长帕斯10岁，但在文学辈份上却高出一代。聂鲁达对帕斯有知遇之恩。1937年7月，世界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在战火纷飞的西班牙举行。年青的帕斯，也受到邀请，不远万里，历经艰险，终于到达了马德里。当时还没有人认识他，是聂鲁达看到不久前收到的、帕斯当时惟一出版的一本诗集《人之根》，就决定邀请并说服他来参加大会。因为聂鲁达认为，在那本诗集中“孕含着真正的萌芽”。在会上，他们初次相识，因共同的政治信仰，结为好友。

20世纪30年代，超现实主义风靡西欧和拉美。超现实主义运动，不仅仅是一个先锋艺术运动，而且也是激进的思想革命。它与30年代红色国际的背景紧密相联。当时参与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诗人，有很多是“红色诗人”。如法国共产党员阿拉贡、艾吕雅。因为聂鲁达和帕斯，当时都是思想左倾的青年诗人。所以，也先后接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正因为把超现实主义手法作为一种新的因素，融入到他们的诗艺创造之中，才写出各自的代表作《马丘·比丘高处》和《太阳石》。

俩人都先后当过外交官，不仅在欧洲任职，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且在东方各国如印度、缅甸等当过外交使节，对东方的文化也有体验和了解。这种世界性的游历和广泛的交往，对于来自拉美小国的两位诗人，有着重大的意义，不仅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而且为他们的诗歌在全世界传播和影响，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更难得的是，长期的外交生涯，和西化生活的影响，并没有使他们忘却本民族的文化。反倒是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视野，使他们超越了自己国家的局限，具备了神奇的“拉丁美洲意识”，关注和热爱拉美的印第安文化，并在他们各自的大诗《马丘·比丘高处》和《太阳石》中，予以辉煌的表现。

耐人寻味的是，博尔赫斯虽然也是拉美诗界的大家，但若把三位大师相比较，博尔赫斯显然与聂鲁达和帕斯的相似之处甚少。博尔赫斯具有英国血统，虽然生在阿根廷，但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西方的，他与帕斯都属于百科全书似的作家（这些都与帕斯相似）。但他的文化素养中，既缺少印第安文化的成份，也少有“拉丁美洲意识”，似乎与红色国际革命也没有关连。与聂鲁达和帕斯这两位始终关注现实和世界的大师相比，博尔赫斯则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人生尤如迷宫。也正是这种消极的思想，与诺贝尔文学奖所要求的“在理想主义指导下写出的作品”的原则相冲突，所以博尔赫斯与诺奖无缘。

有了博尔赫斯作为参照物，聂鲁达与帕斯，就更显出文化血缘的近亲关系。

二

但是聂鲁达与帕斯又有巨大的差异。

青年时代的聂鲁达和帕斯，因共同的理想——反对法西斯和保卫世界和平，从不同的国家聚集在西班牙。后来又因对斯大林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同见解，而分道扬镳。（此后，两人20多年再也没有来往，但帕斯对聂鲁达有关的一切都很感兴趣。）

聂鲁达于1945年加入智利共产党，1949年流亡国外，思想越发激进。他参加国际和平组织，受到苏联的热情帮助，感情上必然偏向克里姆林宫。1950年因为《让那劈木做栅栏的醒来》（诗中不仅歌颂林肯，而且还歌颂斯大林和苏联），荣获国际和平奖金。后来成为苏联的盟友，写了大量歌颂苏联的政治抒情诗，如《葡萄园与风》。1953年，还得过斯大林和平奖金。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聂鲁达不能接受。他对斯大林的错误，至死都未能认清。他在晚年回忆录《我曾历尽沧桑》中，这样写道：“我的立场是，在我所不了解的斯大林时代的阴云之上，我的眼前出现了头等人物斯大林，他有原则而善良，像隐士一样简朴，是苏联革命的伟大捍卫者。另外，这位大胡子的人在战争中变得巨大了，他的名字被人们挂在嘴边。”“我又将一首诗献给了这位强有力的人物。那是在他去世的时候。这首诗在我的任何一版全集里都可以找到。克里姆林宫的巨人有一种强烈的影响，振奋着人类，我的诗就是吸收了这种巨大影响。”[1]

帕斯与聂鲁达分手后，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聂鲁达的道路。他逐渐远离墨西哥的红色革命。1944年，他获得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奖学金，赴美国考察研究。这是帕斯艺术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他潜心研读艾略特、庞德、威廉斯、斯蒂文森、康明思等英美现代诗大家。还拜访了弗洛斯特，结识了威廉斯和康明思。1945年开始外交生涯，先后在法国、瑞士、日本、印度等国任职。在巴黎其间，结识了布鲁东等超现实主义者，以及萨特和加缪。外交官的广泛阅历，对西方文化的深入理解。1954年，斯大林派克格勃暗杀托洛斯基（帕斯早年与墨西哥的托派分子，过从甚密），彻底改变了帕斯早年的红色理想和人生追求。1957年，写出《太阳石》，超越了聂鲁达的思想局限，表现出世界性的眼光和高度。

为什么帕斯能洞察斯大林的专制，而聂鲁达却至死不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俩人的家族和文化环境，有着重大差异。

聂鲁达是火车司机的儿子，生长在贫困的小矿区。早年生活穷苦，使他从小就有强烈的无产者的情感，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走向。其次，聂鲁达在国内受到通辑，流亡外国，得到苏联的支持。于是，他对外国诗歌和文化的吸呐，就从早年侧重于学习西方现代派文艺，转向亲近苏联红色政治文学。例如，马雅可夫斯基成了他新的诗歌偶像。他最好的文友是洛尔珈、艾吕雅、阿拉贡，以及爱伦堡、西蒙洛夫这样的红色诗人和作家。虽然他后来成为享誉世界的政治抒情诗人，但再也写不出《漫歌集》这样的大诗。能不能这样说，后期的聂鲁达偏离了世界现代诗的流向，特别是远离了后现代主义诗潮，无法在诗艺上再创第二个高峰。

帕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族，祖父是著名的记者和作家，拥有极其丰富的图书。他5岁上学，受的是法国和英国式的教育。从小就和姑妈学习法语，并开始阅读卢梭、雨果等大师的著作。14岁入墨西哥大学哲学文学系。与聂鲁达相比，帕斯从小就有了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帕斯的外祖母是印第安人，母亲是西班牙移民的后裔，在的家族里，印第安文化与西方文明的融合，是与生俱来的。（假如没有这一点，帕斯很可能与博尔赫斯一样，成为生在拉美，具有人类文化修养的大师，却忽视了拉美本土的印第安文化。）也许是这种印欧混血家族的特殊起点，奠定了帕斯一方面积极吸纳西方现代文明，同时又对东方文化着迷，不仅对印度的佛教，而且对中国文化，对老庄、周易、佛经，都有很深的了解。译过李白、王维、苏轼和李清照的诗和小传。晚年还与移居美国的北岛，结为诗友。（帕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也不同于聂鲁达对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的赞美。俩人对中国文化，一今一古的不同选择，令人深思。）另一方面，帕斯始终立足于拉美的印第安文化，并以此与西方文明进行对话和交流。

帕斯是20世纪世界诗坛上最博学的大师之一，这就是他能够挣脱红色政治的局限，提升到人类文化的广度和高度的主要原因。

三

但是，如果我们以线性思维模式，简单地认为聂鲁达不如帕斯、或以帕斯代替聂鲁达、或认为聂鲁达已经过时，那将大错特错。

聂鲁达荣获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是1950年出版的《漫歌集》（旧译《诗歌总集》、《一般的歌》、《平凡的歌》、《凡人的歌》等。）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说，“这部蕴含着一个正在觉醒的大地特有的充沛生命力的作品，充满了力量和尊严，有如大河，愈近河口与海洋，愈为壮观。”[2]

1943年年10月，聂鲁达途经秘鲁参观马丘·比丘高处。这里是古代印第安民族所建立的印加帝国的遗址，他受到极大的震撼和启示。在这之前，聂鲁达一直想以史书的形式，写一本智利的诗歌总集。现在站在废墟上，他明白：古代的印第安人，是拉美各国的共同祖先。于是，他产生了新的构思，想写一本美洲的诗歌总集。“它应该是一种像我们各国地理一样片片断断的组合，大地应该经常不变地在诗中出现。”1945年9月，他先写出《马丘·比丘高处》（旧译《马楚·比楚高峰》）这首大诗。1948年2月5日，智利政府下令逮捕聂鲁达。诗人被迫转入地下，同时开始《漫歌集》的秘密写作，于1949年2月完成，历时一年。

《漫歌集》是一部史诗性的诗集，分15章，由250首诗组合而成。第一章，《大地上的灯》（1400），诗人饱含深情，以史诗的语调，写出了欧洲殖民者未到新大陆之前，美洲大地的和平与宁静：

在礼服和假发来到这里以前，

只有大河，滔滔滚滚的大河，

只有山岭，其突兀的起伏之中，

飞鹰或积雪仿佛一动不动，

只有湿气和密林，尚未有名字的

雷鸣，以及星空下的邦巴斯草原。

第二章，是《马丘·比丘高处》。在西方诗界，《漫歌集》被认为是聂鲁达的代表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500行的长诗《马丘·比丘高处》。此诗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古代印加帝国历史的辉煌和神秘的消亡，具有深厚的印第安民族文化底蕴，体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写这首大诗时，聂鲁达才41岁。

第三章，《征服者》叙述了300年来，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印第安民族的屠杀和掠夺的苦难史。这些充满血泪的种族灭绝，长期被西方文明所遮蔽所回避。聂鲁达把它们一一呈现出来，这些早已被人遗忘的世界性的大事件，一路读下来，令人惊心动魂。第四章《解放者》、第五章《背叛的沙子》，第六章《亚美利加，我不是徒然地呼唤你的名字》，继续写美洲的历史和地理。第七章《智利的诗歌总集》，是诗人对祖国智利的礼赞。第八章《名叫胡安的土地》，歌颂他所认识的几个智利和拉美的劳动者。第九章，《让那劈木做栅栏的醒来》（旧译《伐木者，醒来吧》，是纪念美国林肯总统），是著名的政治抒情长诗。《第十章《逃亡者》和第十一章《布尼塔基的花朵》，是写诗人逃亡中所见所闻。第十二章《歌的河流》，是诗人写给各国友人的书信（诗篇）。第十三章《新年大合唱》，是诗人于1979年献给正处在黑暗中的祖国。第十四章《大洋》，在诗集的结构上，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转折。长长的智利一边是浩瀚的太平洋，聂鲁达的家所在的黑岛，就面对着碧波万倾的太平洋。这一章所写的是太平洋的风光，有复活节岛和南极，展示了辽阔的时空感，给人以永恒的思绪，真是大手笔。最后一章《我是》，以聂鲁达的前半生为题材，是诗人在危险的境遇中，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总结。

在20世纪的世界诗歌史上，很少看到《漫歌集》这样宏大开阔和浑厚有力的杰作。诗人个人的命运和情感，与整个美洲大陆辉煌的历史和悲惨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这就是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词”中的高度概括：“由于他那具有自然力般的诗，复苏了一个大陆的梦幻与命运。”[3]

1971年，瑞典文学院能把诺贝尔文学奖给聂鲁达，可以说是超越了政治偏见，因为当时30年代那种红色国际革命已经退潮了。二战的胜利，开启了一个以不同政治意识相对峙的冷战时代。聂鲁达的诗歌，因为应合了当时红色国际的背景，被推向世界的舞台。同时也表明，他前期诗歌因为吸收了西方现代派艺术，并在《漫歌集》中表现出来的对欧洲殖民者入侵新大陆的强烈抗争，也打动了西方有良知的知识界对祖先暴行的反省。这在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中可以得到验证。可以说，聂鲁达的诗歌是个复杂的存在。他前后期诗歌的变化，也是20世纪世界复杂性的体现。50多年过去了，《漫歌集》在世界诗坛的独特地位，已经是不可代替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还说：聂鲁达“他的作品，不是以作品的本身，而是以其所具有的意义，对人类的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4]这也是瑞典文学院认为聂鲁达之所以能获奖的理由。在20世纪的诗坛上，有多少诗作，能称得上对“人类的幸福作出贡献”？

但是，这部世界性的诗歌经典，在中国的传播却充满着误读和错位。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诗坛，是把聂鲁达作为一个继马雅可夫斯基之后的国际红色大诗人来接受。聂鲁达不仅享有盛誉，而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追随者着迷于他那新颖有力的革命长诗，如《伐木者醒来吧》（旧译），《献给列宁格勒的情歌》等。中国诗人们从聂鲁达的诗作中，学习如何将政治内容和自由体长诗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而《漫歌集》中的最重要的诗作，却没有人翻译，一般人也无从了解。

只有蔡其矫于1964年翻译了《漫歌集》中最重要的《马丘·比丘高处》。文革期间，蔡其矫曾把《马丘·比丘高处》的译诗手稿，拿给北岛、杨炼和江河传抄。对后来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杨炼的文化组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漫歌集》中那种把整个美洲作为表现对象的系统化的构思，对蔡其矫的创作有很大的启示，并在他晚年走遍中国的旅游题材中表现出来。还有《马丘·比丘高处》那种将惠特曼的浪漫主义抒情与超现实主义手法相融合的现代诗艺，是促进晚年蔡其矫和牛汉再创艺术高峰的重要动力。

由于聂鲁达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诗界的影响，主要是政治抒情诗 ; 《漫歌集》中译本——王央乐译为《诗歌总集》，直到1984年才出版。虽然蔡其矫1964年就译出《马丘·比丘高处》，但一直到1983年，才收入《聂鲁达诗选》。而80年代的中国诗界，特别是青年诗人，着迷于西方现代派诗歌，对聂鲁达《漫歌集》不感兴趣，认为过时了。近年来，只有少数诗人和读者，还在阅读聂鲁达的爱情诗。

理想的《漫歌集》中译本，还没有出现。《漫歌集》巨大的经典价值，还有待于我们重新认识，因为现在很少有人认真研读，更遑论从中受益。

四

帕斯是199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是1957年创作的长诗《太阳石》，时年43岁。

当我们把《漫歌集》与帕斯的《太阳石》放在一起，会感到拉美大陆的份量。聂鲁达在诗歌辈份上，比帕斯高出一代。《马丘·比丘高处》是1945年写成，比《太阳石》早13年。《马丘·比丘高处》在拉美诗坛上，是较早表现印第安民族文化的大诗。《太阳石》一方面继续在聂鲁达开创的道路上探求，扎根于印第安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以一种更开阔的世界眼光，表现出印第安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交流。

太阳石是古代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太阳历石碑，1470年至1481年刻凿而成，1790年出土于墨西哥城，是印第安文化的象征。《太阳石》的结构，是根据印第安人神话的圆形时间来构思。但内容则是对“一个代、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人不可重复的历史”的沉思（即对西方文明的线性时间的反思）：作为个体的人，只有一次不可重复的生命，但其生命的存在，在永恒的时间中只不过是瞬间；即便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伟大人物和事件，也不过是眨眼的片刻。但是在每个个体身上，又包含着作为人类全体的可以不断重复的基本体验：爱情和死亡。也就是说，瞬间与永恒同时并存于个体的生命之中。（这就像印第安神话中的星星、鸟和蛇，可以是同一物。）

时间是《太阳石》的主题。对瞬间与永恒这种既矛盾又同一的悖论现象的反复沉思，就成为推动《太阳石》圆形时间不断循环的内在动力。裹挟着叙事者个人回忆的人生碎片，和人类历史上伟大事件的瞬间，而不停循环的永生的圆形时间，就成了这部世界诗歌经典的奇观。因为在这之前，从不曾有人这样写过。

帕斯虽然是以印第安神话循环永生的圆形时间来构思，但不是简单地认同，并否定其它不同文明的时间观；而是以此为一元，并与西方文明的线性时间观相比较，进行对话和交流，展示了多元文化的丰富和复杂。这种多元并置的思考，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方法。实际上，也是对人类三个古老的哲学难题：时间、自我、生死，进行全新的思考。《太阳石》不仅是时间性的结构，而且是史诗性的结构。因为它是在不同文明的不同时间观的交叉中，重新沉思人类的基本境遇，具有博大的世界意识，以及集大成式的现代技巧。

《太阳石》中译本已有四种。前三种系翻译家所译，最新的一种为著名诗人蔡其矫所作。蔡其矫有丰富的译诗经验，他翻译过惠特曼、聂鲁达、埃利蒂斯的诗作，曾受到诗界的赞誉。2000年所译的《太阳石》，更是呈现出一种炉火纯青的功夫。我想，凡是吟诵过蔡译《太阳石》的读者，都会怀着敬意感谢这位83岁老诗人的艰辛劳作，因为他使我们更顺畅地进入帕斯那美妙绝伦的艺术世界。

聂鲁达的创作高峰主要是在20世纪40年代，艺术上主要是受欧洲现代派诗歌的影响。而历史却给了帕斯更多的机遇，他经历了世界现代诗潮发展的关键时机，或者说是生逢其时。不仅深受超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影响，而且又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启发。帕斯的《太阳石》写于1957年，那时的世界文坛已经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帕斯的创作明显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所以他才能做到博采西方各种现代诗歌流派之长，又能独僻蹊径，开一代新风。

帕斯除了诗歌以外，还创作了大量的随笔和文论，具有广泛的影响，被誉为百科全书似的作家。比如，他反对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帕斯认为，那种把时间看成是无限发展和进步的时间观，是错误的。“历史进化论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在社会领域里的天真应用，是对历史的生物性解释。”帕斯认为：“历史作为一种现象，其发展是无法预知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代价昂贵的血淋淋的虚构。历史是无法预见的，因为作为它的主体的人本身并非个成不变。”[5]

五

长期以来，由于受线性思维模式的影响，我们总是不断追逐最新的西方诗歌思潮，而把20世纪的早期和中期的大家，认为是过时而加以抛弃。如果用“日日新”的观点，必然得出帕斯胜过聂鲁达的结论。只有我们用多元互补的思维，才能发现他们各自的价值。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即便是大师，也只能在某个审美维度上，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并不能取代另一位大师在另一个审美维度上的成就。艺术创造的目标，不是相互否定和相互取代，而是追求审美维度的无限丰富。在不同审美维度中创造出的大诗，都将作为不同的经典，永久地留传。

虽然，聂鲁达至死对斯大林的错误没有认识，不能从历史的局限性中超拔出来，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是，有失也有得，假如聂鲁达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就看不到西方文明的黑暗面，也就写不出《漫歌集》这样的诗歌经典。

所以，在21世纪阅读聂鲁达和帕斯，应该用多元思维对他们进行比较阅读，才能发现他们诗歌的多元互补意义。如果说，聂鲁达的诗歌，侧重于表现西方文化的负面并加以批判，强调印第安人的悲惨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帕斯则突出西方文明的正面价值，并以印第安文化与之对话和交流。两位大师在各自不同的文化层面上，创造了各自独特的不可代替的审美价值。对他们进行比较阅读，就会对西方文化有一个比较全面理解和清醒的把握。（如果能再加上博尔赫斯，那么，拉美三大师的比较，其启示就更丰富深刻。）

聂鲁达并没有过时。

包括他晚年的那些红色的思想，也不能简易单地否定。西方文化中的殖民和霸权的精神并没有消失。美国和英国等对伊拉克的战争，再一次提醒我们，西方殖民者的本性并没有消失，虽然是以一种民主和自由的美好形象出现。（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剧作家品特，就是坚决反对这场战争。）这也为我们重读聂鲁达的《漫歌集》，提供了能产生共鸣的国际文化环境。

中国读者对西方现代诗歌经典，如艾略特的《荒原》、《四个四重奏》、叶芝的《丽达与天鹅》、里尔克的《杜里诺哀歌》、埃利蒂斯的《英雄挽歌》……，非常推崇非常熟悉。但对聂鲁达的《漫歌集》却知之不多。然而，很少像聂鲁达的《漫歌集》这样，以一个独特的视角，记述了拉美印第安民族的悲惨历史，和拉美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历史。并记录了西方文明可怕的负面：霸权、殖民和屠杀。如果说，西方文明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那么，表现“一半是魔鬼”的西方诗歌经典极少。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大概只有在《漫歌集》中，能看到西方文明中“魔鬼的一半”。这就是《漫歌集》不可取代的价值，聂鲁达的艺术贡献就在这里！少了《漫歌集》，20世纪世界诗歌经典的代表性和完整性，就有缺憾。

帕斯著作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比如，对现代性的寻找上。帕斯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为误把“现代性”等同于“全盘西化”的中国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现代性就是“西化”，这大概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帕斯说：“墨西哥昔日一直在外部寻觅现时，结果却是在内部找到它。它虽然被埋没，但却依然活着。对现代的寻求使我们发现古代，发现了我们民族掩盖着的面孔。这是意外的历史教训。我不知是否大家还记住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一座桥梁。传统如果孤立地存在，会僵化；现代如果孤立地存在，会挥发。二者如果融为一体，那么一个就会赋与另一个以活力，而后者则会给它以重量和地心引力作为回报。”[6]《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获奖演说全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这就是说，寻找现代性，不仅仅是向西方寻找，而是用西方现代的眼光，重新认为和激活本民族文化的传统和源头，而不是简单的“西化”。《太阳石》就是帕斯寻找现代性的标志和硕果。

又如，反对文化的全球化。反对用西方或苏联的文明，作为全球统一的标准。他说：“当取消了差异和个性，消灭了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文明和文化时，社会的发展就削弱了生命助长了死亡。全人类共享一种文明的理想——它暗示了对进步和技术的崇拜——使我们变得贫乏、残缺不全。每一种世界观的消亡，每一种文化的灭绝，都减少了生命的可能性。”[7]帕斯所主张的，就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和互补。以本民族的文化与西方文明对话和交流，是帕斯《太阳石》留给我们最大的启迪。这正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诗人和民众，都会遇到又常常是难以解决的文化难题。帕斯也曾身陷其中，但最终依靠他博大精深的学识和人类的视野，予以解决。他留下的不仅仅是诗歌经典，还有光辉的思想。

由于中国与拉美都属于“发展中的国家”，有相似的国情。聂鲁达和帕斯所经历的，正是我们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的；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正是我们当下遇到、还未能解决的问题。因为当代中国与拉美有很多相似性，所以他们成功和失误的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不论是聂鲁达还是帕斯，他们都扎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印第安文化，并以此作为参照，与西方文化对话和交流。可是在中国诗坛，能以中华文化与西方文明对话和交流的诗人，却很少很少。这也许是当代中国少有大诗，特别是少有受到世界诗坛推崇的大诗的原因吧？

从这个层面讲，两位拉美大师对当代中国文化和诗歌的启示和影响，在21世纪还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这就是我们研究聂鲁达和帕斯的意义所在。

注 释

（1）聂鲁达：《我曾经经历沧桑》，刘方胜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页。

（2）（3）（4）（6）《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获奖演说全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565页、560页、562页、799页。

（5）（7）帕斯：《批评的激情》，赵振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页、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