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坚

在两千多年前，彩云之南，有个失落的古代文明——滇文化。在这一片三角区域内，曾经有过高度发达并让后人震惊的青铜文明，也有过男耕女织、渔歌唱晚的幸福生活。云南省博物馆“文明之光——青铜时代的云南”展览中的每件古物都浓缩着民族的悠久历史，蕴含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凝聚着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时至今日，直面一件件文物珍宝，我们感受到的是民族精神跳动的脉搏。凝视这些文明的载体，我们终于得以与历史对话，鉴古论今。

滇王编钟（图一）

是一套西汉时期的器物，它与“滇王之印”同出自晋宁石寨山6号墓，所以命名为“滇王编钟”，又因为这组编钟两面皆铸有对称双龙纹，是滇国出土编钟中唯一铸有龙纹的乐器，因此又叫“龙纹编钟”，一套6枚，大小有序。最大的高40.3厘米，最小的高29.5厘米。钟体呈合瓦状，上宽下窄，顶有半环形纽，口平；钟面两侧各铸有四龙纹，两两相对，一拖尾，一卷尾。钟口边饰蛇纹和方格纹。编钟上刻的龙，龙头和中原文化中的龙是一样的，但龙的身子却是蛇身。这表明中原和滇国的文化交流已经很频繁，滇王接受了汉文化中的代表——龙，并把龙头的形象铸到了编钟上。而蛇在滇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动物，有“南蛮蛇种”的说法，人们视蛇为自己的图腾保护神，可以用来做滇国的象征，“滇王之印”的印钮铸成蛇形，就是最好的例子。龙头、蛇身为一体，是滇国本地文化和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体现。滇王墓中随葬编钟，不仅显示墓主的高贵身份，同时也反映了滇王葬仪对中原地区传统礼乐制度的遵从和重视。滇王编钟不仅是古滇国的“王者之音”“庙堂之乐”，也是古滇人步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滇王玉衣（图二）

滇王之墓出土的“滇王玉衣”，共有166片玉片，其中经过打磨的有69片，未经打磨的97片，这是滇文化墓葬出土的唯一一件玉衣。古人认为美玉中蕴含着一股生命之力，足以战胜危害生命的力量。美玉被赋予同邪恶斗争的责任，活着的人佩带它可以避邪，死去的人依靠它可以护尸。汉朝“金缕玉衣”将整个人用玉衣包裹得严严实实。再看这件“滇王玉衣”，它却没有最后完工，只覆盖了脸和上半身，故“滇王玉衣”还只是一件半成品。玉衣可能曾采用某种金属或丝线缕成，也可能是一件玉衣的象征品或代用品，只是将大量的玉片覆盖在死者身上。墓中随葬有大量的绿松石、玛瑙、软玉、料珠等，根据它们放置的部位和形制上推测，专家们认为它就是文献上所说的“珠褥玉柙”。

鎏金八人乐舞铜扣饰（图三）为长方形鎏金扣饰，精美生动，反映宴乐歌舞的情景。人物分上下两排，上排四人正手舞足蹈，引吭高歌。他们的装束打扮一致：皆头戴冕形冠，梳发髻于冠顶，冠后长带飘飘。戴耳环，身上斜挂装饰带，腰饰圆扣饰；下排的四人服饰与上排的大同小异，但只有两人戴冠，耳及腕部皆无饰品。他们从右至左，依次吹葫芦笙、击小鼓，手捧小壶作饮酒状、或双手拿着一把长柄葫芦勺，专门从他身边的大酒坛，为乐舞者舀酒。因为上下排的每两人中间，都放置着类似酒杯的器皿。酒是古代巫术祭祀活动中重要的引神媒介，所谓“酒以成礼”，这八人的身份应是滇国巫师，表现的是在乐舞活动中以酒成礼的情景。时至今日，很多民族在歌舞时，美酒仍是不可或缺的。值得注意的是，有专家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舞台和乐池。尽管它的结构比较简单，功能也不齐全，但已显现出乐池的雏形。

叠鼓形战争场面铜贮贝器（图四）

出土自晋宁石寨山6号墓，高53.9厘米，盖径33厘米。叠鼓型贮贝器是古代滇人创造的石寨山青铜文化中的一种极富特征的典型器物。由上下两鼓叠置后焊接成一体，有盖有底。盖上铸有立体的战争场面：上面塑造人物22人，其中穿着甲胄的骑士比其他人体型大，应是滇人首领。通过骑兵的突击，敌人可能是昆明人坠地，受伤者伏地挣扎、投降者跪地告饶、被俘者双手被缚、被杀者身首分离等细节，表现出一场恶战即将结束时的情景。叠鼓型贮贝器出土于石寨山文化晚期的极少量贵族大墓中，是墓主人拥有最高身份和财物的象征。

祥云大波那铜棺（图五）出自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是滇西青铜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墓葬之一。墓葬于1964年3月初發现于大理州祥云大波那村，出土的铜棺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保存完好的铜铸棺材，也是云南出土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木椁和铜棺都按照当时颇为流行的“井干式”和“干栏式”房屋构建，体现当时人们视死如生，灵魂不灭的观念。棺顶及两侧表面饰以三角形和回形云雷纹图案，两端饰以虎、豹、猪、马、鹿等飞禽走兽，这些图案和纹饰，既带有游牧文化的色彩，又体现云南边陲少数民族先民原始图腾崇拜。

西汉蛙形铜矛（图六）

造型是青蛙，蛙尾为矛叶，蛙口衔銎部，两眼圆睁，后腿下蹲作前扑状。青蛙的前肢巧妙地设计呈对称的环儿，背及四肢上布满了双旋文、圆涡纹、回纹、锯齿纹等滇国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先民注意到青蛙的鸣叫声与风雨有着很大关系，通过“青蛙叫，暴雨到”的现象和两栖动物生存的能力，认为青蛙是能呼风唤雨、驾驭洪水的神灵物，能给人传递风雨的信息。青蛙的这种“能力”，使先民对它产生了恐惧和崇拜，“恐惧创造神”，青蛙变成了古滇国先民崇拜的对象。根据巫术“同类相生”的道理，在古滇国先民的眼里，画出或雕出的动物，与现实中的动物一样有灵魂，它们就是神灵的象征。因此，向动物雕像祈祷，也就是向神灵祈祷。于是青蛙或其他动物被雕在重要或常用的兵器上，表达了人们“媚神求佑”的心态。

西汉立牛铜葫芦笙（图七）

出土于晋宁县石寨山，为青铜质，整体作葫芦形，柄部弯曲，顶端有圆孔，器匏部呈圆球形，其上7个圆孔，分上4下3两行整齐排列，7孔中还插有铜管7只，从滇文化墓葬出土的类似物件估计，为可吹奏的乐器——葫芦笙。葫芦笙现在云南彝、佤、怒、拉祜、傣、纳西、德昂等少数民族中仍在使用。

鎏金二人盘舞铜扣饰（图八）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器物主体造型表现了两男子双手各持一圆盘，交错舞蹈，人物髻发，无冠，着紧身裤，系腰带，佩长剑，没有穿鞋，脚下装饰有蛇。人物通体鎏金，线条曲折而富于变化，动感十足。目前山东、四川等地出土的画像砖上也有盘舞者，因此这件器物对研究汉代的盘舞有重要参考价值。

广南铜鼓（图九）

以造型优美、纹饰繁缛而著称，是迄今云南发现的最大的铜鼓，于1919年在广南县阿章寨出土。鼓面中央装饰有12芒太阳纹，周围以单线划分14道晕圈，圈内饰以点纹、勾连雷纹、锯齿纹。胸部上下一致，中部饰船纹4组，船身狭长呈弧形，首尾以鸥鸟头尾为饰。广南铜鼓的船纹显示，祭祀船共四艘，参与祭祀者共32人，其中巫师8人，荡浆者16人，掌舵者和观礼者各4人，他们人物众多各司其职，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乎所有人都作裸体状。这并非无意识行为，而很可能是古代祈雨巫术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暴巫。即通过虐待“神明降之”的巫师，期望以此接触到神明，获得同情而适时降雨。

三支俑铜灯（图十）高42厘米。灯座主体为男性，上身裸露，头顶一灯，双脚跪地，两肩伸开上曲，手持两灯，呈对称性。整个形体为十字形，是云南省博物馆馆藏精品。

西汉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图十一）出土于晋宁石寨山，高约50厘米，刻画了当时贵族“唯富为雄”的情景，属于典型的束腰圆筒形贮贝器类型，腰部两侧各饰一虎形耳，虎作向上攀爬状，异常逼真、生动。在25.3厘米的径盖面上，分内外两层装饰：外层雕铸呈逆时针方向排列的4头膘肥体壮的公牛，牛角长而弯；里层一圆柱物上，饰一马上骑士形象，马昂首，翘尾，凸显得意之态；骑士佩剑全身鎏金，格外耀眼醒目。四头环绕而行的壮牛，不仅寓意着人们对“五谷之神”的崇拜，祈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还代表墓主人生前拥有的财富。而中间鎏金佩剑骑士，则显示出墓主人生前非同一般的身份与地位。

牛虎铜案（图十二）

出土于江川李家山24号墓，高43、长76厘米，是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牛虎铜案不是生活实用品，而是滇国重器，是战国时期宗教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礼器。该器物以虎噬牛为主体造型。全器由立雕二牛一虎组成。主体大牛巨角隆颈，体态雄键。大牛腹下横出一小牛。古代工匠巧妙地将大牛的四足作为案桌的四腿，牛背较平缓处作为椭圆形案面。为避免重心前倾，制作者又匠心独运，巧妙地铸一猛虎咬住牛尾，四爪紧蹬牛之后胯，作后仰姿势，一种后坠力骤然而生，加之小牛横出大牛腹，使器物更显稳重、灵动。虎在滇文化中具有崇高地位，常立于滇人祭祀的铜柱顶端，为崇拜之对象。牛是财富和生命的标志；虎噬牛既是现实世界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之间关系的真实反映，也包含了滇人对“死亡”的认识与理解。牛虎铜案虚实相生、动静相应，是一件造型奇特、构思新颖、铸造工艺精湛，又具浓郁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青铜艺术珍品。

铜房子模型扣饰（图十三）出土于晋宁石寨山，高11.5、宽12厘米，表现了一场室内“祭祖”仪式。铜房子由“干栏式”与“井干式”建筑组合而成，用巨木桩建上下两层平台，设栏杆和栏板。平台后部中央为一“井干式”建筑，屋内正面开有一窗，内见一人头，有专家认为，小龛所供皆“滇”人妇女之头。这应是以“滇”人祖先头颅制成的模型，是祖先神灵的象征。房屋本身可能是专门供奉祖先頭颅的“神房”。我国古代的祭祀仪式，通常是“祭于内者为祖，祭于外者为社”。滇国也不例外，凡祭农神、山神和水神等，多在室外特设祭坛，祭祀祖先则在室内。台上十一、二个人，男女杂沓，笙歌乐舞，烹饪食物，献祭牺牲，取悦神明，供养祖先。左右两侧各立圆柱，上挂牛头；平台正中置梯，梯上浮雕着象征土地的、蜿蜒向上的蛇纹。而土地是农作物赖以生长的根本，因而也成为祭祀的对象。整个场面似为一种与农业有关的“孕育仪式”。而女始祖与象征土地、繁殖力、女性的蛇图像联系在一起来崇拜，这在古代族群中屡见不鲜。

（责任编辑：耿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