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思+元芳

洛阳博物馆藏有一件北魏彩绘陶“昆仑奴”俑（图一），高9.5厘米，出土于洛阳老城盘龙冢村元邵墓。

这件小型彩绘陶俑并腿蹲坐，左臂置于膝上，深深垂首，右臂抚于颈后，从侧面看去，整个身体紧紧蜷缩在一起，煞是可怜。观其服饰，身着束腰袍，下着裤，足穿长筒靴，身施红彩。唯一可从那一头卷发判断其身份，可能是个远道而来的“异族人”，既非汉人，亦非鲜卑人。从可见的外貌服饰来看，“他”也许从西方来，也许从南方来，加上独特的造型，留给观者无限的想象空间。

陶俑出土于洛阳北邙的一座北魏墓葬，墓主为北魏孝文帝之孙元邵（528年）。该墓新中国成立前曾遭盗掘，其后文物大部分被追回，1965年洛阳博物馆又对其进行清理发掘。现存遗物120余件，其中俑类115件。

這件彩绘陶俑高度不足10厘米，却显得如此独特。不仅是因为在目前发现的北魏陶俑中，其造型是孤例。更因为工匠在设计其造型上的巧思令人动容，一个来到中原的异族人，埋首而坐，我们看不到其容貌，“他”是哪国人？是悲伤抑或是孤独？

这件俑从被发现时，对其定名就不一致，发掘报告上称其为“童俑”，也有泛称其为“胡俑”，目前比较流行的名称为“昆仑奴俑”，这更引起了我们对这件小型陶俑的极大兴趣。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去证明这件蹲坐陶俑一定为“昆仑奴”俑。在元邵墓出土的115件陶俑中，另有2件特征明显的胡俑（图二），深目高鼻，卷发，虬髯，身着窄袖束腰圆领袍，下着裤，左臂稍曲，右臂下垂，站立状。可以肯定这两件卷发虬髯、高鼻深目的胡俑，塑造的应是来自中亚或西亚的胡人。《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魏书·西域传》提到的粟特康国人，“人皆深目、高鼻、多髯。”

北方草原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这结束了少数民族对中国北方的纷争局面。公元398年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494年迁都洛阳。鲜卑族相对于汉人亦是胡人，在南朝人眼中，北魏是一番“胡风国俗，杂相糅乱”的景象。所以有学者认为，北朝墓葬中出土的“胡俑”，其实大多数代表鲜卑人。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其中也不乏鲜卑族以外的胡人。

北魏太武帝控制西北后，开始了中断多年的对外交往。西域各国通过朝贡、贸易等形式与北魏来往密切。《洛阳伽蓝记》中提到：“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可见北魏洛阳城中胡人云集。

除了元邵墓中的胡俑，洛阳地区出土的北魏胡俑另有十余件，包括侍者、舞者、牵驼（马）者等_，多数为头戴小圆帽、深目高鼻、卷发虬髯的形象。元邵墓出土“昆仑奴”俑亦为卷发，服饰与北魏王温墓出土的胡俑服饰相同，裤子扎进靴子，靴子上的褶皱（或绑腿）皆同，而这件胡俑的面貌应为很标准的西方胡人（图三）。

那么，为什么有学者将其称为“昆仑奴”俑呢？

“昆仑”并非专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族群，其大致范围在今南海诸岛和印度洋部分地区。三国吴一万震《南州异物志》已经出现关于昆仑的记载，此后常见于唐代各类史书和笔记小说中。《晋书·孝武李太后传》称：“时后为官人，在织坊中，形长而色黑，官人皆谓之昆仑。”《旧唐书·林邑国传》提到：“自林邑（约在今越南中南部）以南，皆拳发黑身，通号为‘昆仑。”

昆仑人与古代中国交往的通道，学界普遍认为有两条：一为从海上途经河西走廊，经敦煌而来的非洲昆仑人，其中一部分是随大食和阿拉伯人经商而来的；二为南海而来，从广州登陆，唐诗云“南海岁有昆仑舶”。唐代时昆仑人常被贩卖到两京，多做奴仆、乐工，所以常被称为“昆仑奴”，昆仑奴在市场上非常抢手，拥有昆仑奴变成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关于昆仑人的外貌服饰，《晋书·扶南传》（扶南为今东南亚一带）称：“（人）皆丑黑、拳发、裸身、跣行。”唐代张籍的《昆仑儿》一诗说：“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棉裘。”由此可见，昆仑人肤色黑，螺髻卷发，裸身，赤脚。的确，这样的描述在唐代墓俑中得到了验证，如唐郑仁泰墓出土的一件彩绘昆仑俑（图四），可以看出其服饰、体态与文献记载相同。

我们目前没有在北魏的遗迹中发现确切的昆仑人的形象，但在同时期南朝梁（502557）著名画家萧绎所绘外国使臣像中，发现来自南海的“狼牙修国使”，便是文献中所描述的样貌（图五）。《梁书·诸番传》有“海南诸国”条，“狼牙修国，在南海中……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

北魏元邵墓这件被称为“昆仑奴”的小型墓俑，对照文献和其他实例，比较符合昆仑奴特征的是一头浓密的卷发，所谓“螺髻长卷不裹头”，这的确也是工匠着力表现的部位。而从其服饰上来看，着袍、裤、靴却与裸身、跣足的常态不符。然而纵观历代所出昆仑奴俑，着袍服和尖靴的形象恰恰也是存在的，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唐代昆仑奴俑就是这样的装扮（图六）。由于目前发现的北朝墓葬中缺乏这样的实例，关于这件“昆仑奴”俑的身份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地探索。

随葬俑群作为制度大约出现在东周时期，它的出现代替了人殉。俑是墓主在地下世界的陪伴，在发展中分化出各种角色，墓主的身份、地位、财力决定了俑的数量、种类和质量。俑群主要的构成为镇墓俑、仪仗俑、侍仆俑几大类。在俑的发展进程中，异族人的形象也加入进来，学界泛称其为“胡俑”，仍属侍仆、仪仗或镇墓俑系统，在唐代时最为盛行。

“胡人”的概念十分宽泛，汉代时指北方游牧民族，后泛指异于汉民族的其他族类。在山东滕州一座西晋墓中出土过一件头戴尖顶帽，深目高鼻的墓俑，背部刻一“胡”字，证明我们将这种异族人形象的俑称为“胡俑”是正确的。但要明确的是，我们不能将墓中的胡俑当作现实的反映，它只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形象。丝路、海路畅通后，往来中原的大约有几十个国家，许多国家的人种、风俗相近，如果我们根据墓俑一一辨认其国别，恐怕十分困难，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些异域来客在墓葬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墓葬中的意义如何？

“昆仑奴”俑埋头于膝，刻画了一种悲伤、疲惫、自卑的情绪。纵观目前出土的历代胡俑，胡人的体貌特征被刻画得十分鲜明，这在唐代尤为明显。不仅如此，工匠还善于塑造胡人的身份和情绪。胡俑大部分地位较低，多被塑造为仪仗、侍仆、伎乐杂技、行旅商人这几类，情绪则多为攒眉不展、自信缺失的状态。汉代王延寿在其《魯灵光殿赋》中形容胡人“状若悲愁”，唐代李白、杜甫的诗歌中也曾用“愁胡”来形容胡人的面貌，这些文学性的表述，也充分反映在胡俑上，其身份卑微、神情愁苦的状态，是匠师们想象力的源泉。

据《高僧传》记载，东晋康僧渊本为西域人，因鼻高眼深而为琅琊王茂弘讥讽。《北齐书·恩悻传》说“胡小儿等，眼鼻深险，一无可用。非理爱好，排突朝贵，尤为人士之所疾恶”。据史料载，唐朝人对外域人的称谓有很多俚语，如“富波斯”“黑昆仑”等，当时人们还常在酒宴上摆放一个头戴宽檐帽、蓝眼睛、高鼻梁的小木偶人，用它来表示喝醉的胡人，当这个小木偶通过游戏倒向哪位宾客，这位宾客就必须将杯中酒喝干……

汉、晋胡俑发现的数量并不多，较为粗陋，在洛阳西晋墓中出土的胡俑为深目高鼻、头戴尖帽的仆从形象（图七）。北魏胡俑虽比不上隋唐丰富、生动，但种类较前代更多，有御者、侍从、舞者、牵驼者、伎乐人等（图八至图十）。

现实中虽然也有不少外国人在华做官，但相当数量的胡人不是自愿来到这里，这些人包括战俘、奴隶、人质和贡人等。匠师们塑造的胡俑，我们可以理解为强盛王朝对异己的一种自我优越感，连本身为胡人的鲜卑族统治者也不例外。

另外，我们可以把“昆仑奴”俑理解成为墓主表达悲伤和哀思之作。关于这种类型的俑，没有制度可言，但在墓葬中还是有可以类比的例子。

在山东阳谷吴楼1号汉墓中出土过一组陶俑，姿势前仰后合，抚地痛哭，发掘报告称这组俑为“哭丧俑”，有学者认为这组陶俑与当时的丧礼相关。河南博物院藏一件隋代女俑（图十一），席地而坐，右手托腮，头微侧，眼下视，表情哀婉沉思，被命名为“哀思女俑”，有学者认为这类俑寄托了对死者的哀思。相似的例子还见于山西长治王琛墓出土的一件“哭泣女俑”（图十二），女俑俯身抱膝，面容哀伤，似在哀悼墓主。另有一件骑骆驼胡装女俑，侧坐于骆驼上，右臂掩面俯于驼峰上，虽命名为“小憩女俑”，但在墓葬的环境中，将其理解为悲伤之态也不为过。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将墓葬中的异族人形象看作是现实的反映，在汉代，胡人形象常出现在墓葬中的胡汉交战图中，也常与仙人联系在一起，唐代时胡人深目大须的形象也被镇墓兽借用，胡人在墓葬中的意义是丰富多元的。北魏元邵墓的抱膝蹲坐俑是胡人还是昆仑人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它身上看到了时人对异族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