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斐尔·哈达-勒贝尔

在最近的推特风波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转发了来自极右翼仇恨组织英国优先（Britain First）的反穆斯林材料，这提醒我们恐怖主义给西方民主社会带来了多么深刻的分裂和恐惧。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特朗普或英国优先那样，因为恐怖袭击就倒行逆施。以法国为例。2015年11月13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巴黎巴塔克兰（Bataclan）剧院和其他地点发动了恐怖袭击。130人被杀—这是自二战以来法国所发生的最严重的针对平民的暴力事件—但法国对该事件两周年的纪念活动保持了相当的克制。

法国当局似乎是向避免揭开此事件的令人痛苦的旧伤口。这个创伤对于失去挚爱的家庭来说是铁一样的事实，这些家庭被永远地摧毁了。对幸存者也是一样，他们的经历没有引起多少关注。

对纪念活动的相关报道表明，大部分受害者，即便身体没有受伤，也再次领略到“来世”是一种日常折磨。自袭击发生以来，他们与周围的关系就变得不同了。失眠、幻觉和抑郁症成为常见情况。他们的全部生活都发生了剧变。

在11月《世界报》（Le Monde）发表的一项调查中，许多受害者表示自己无法回归工作。而伴随着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每一次新袭击，这个创口都会被再次揭开。“生活在继续，”一位幸存者写道，“但是，什么生活？”

另一方面，法国社会表现出很强的恢复力。巴黎袭击发生后，法国人很快就表现出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也不会落入内战的陷阱。没有发生针对法国穆斯林人口的重大事件。

前总统奥朗德在袭击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便法国当局通过捉拿嫌犯、入室搜查和关闭一些宗教场所来保证公共秩序。人权组织批评其中一些措施侵犯了公民自由；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们平稳地实施了。

2017年11月1日，许多这些紧急状态经修订后写入了法律。尽管爆发了一些意料之中的反对示威，但新的反恐立法仍得到了法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他们似乎愿意为了集体安全的名义而接受牺牲一定程度的个体自由。

袭击的另一个后果是安全方面的国际合作得到了加强，新技术和视频监控也被更广泛地使用。今年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舍宫成立了一支反恐特遣队。随着时间的推移，武装士兵—其中一些成了新袭击的目标—已经成为法国街头的惯常风景。

尽管如此，大部分法国人仍然十分担心恐怖主义威胁—它们不仅来自海外，也来自生活在法国、通常拥有法国公民身份的人。类似的关于本土极端主义的恐慌也可以在其他欧洲国家观察到。

近几年来，一些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蛊惑的人用最原始的工具发动袭击，比如汽车、送货卡车和厨房刀具等。尽管暴力极端分子只是穆斯林人口中的极少数，但他们的行为助长了法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不信任。

更糟糕的是，成功剿灭伊斯兰国的成果引起了关于暴力极端分子从叙利亚回流的新恐慌。目前，已经有250多人，其中包括近60名儿童，回到了法国。他们大部分人都被执法部门控制起来，并被送上法庭。但如何处理回归的妇女和儿童本身成了新的争议点。此外，除了已知的激进分子，执法部门还必须监控数以千计的其他嫌疑人。

这种状态难免会影响法国人对接收移民和难民的态度，这些移民和难民大部分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这种状态也严重影響到法国国内一个没有明言但一直存在的争论，即关于穆斯林在法国社会的地位问题。公开传播伊斯兰教在法国早已成为争议之源—这是法国政治和殖民史、国家身份的概念以及文化和法律的世俗主义所导致的—而类似的争论也出现在德国、荷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

在巴黎伊斯兰国袭击发生以来的两年中，法国做好了面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准备。但关于如何处理恐怖主义的政治共识—形成于2015年1月的《查理周刊》编辑部和“Hypercacher”犹太超市袭击之后—却受到了削弱。如今，一些人拒绝接受恐怖主义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极端暴力是与交通事故、酒精或疾病一样的危险。

这些观点可能无法在法国形成气候。即使恐怖主义会一直存在，恢复力也不能变成认命。如果再一次发生严重袭击，法国人必然会问责领导人不能保护他们。而如果当选官员不能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或表现出认命的感觉，选民就会让他领教投票箱的厉害—只需要看一看极右翼政党在最近的德国和奥地利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功就可以了。